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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文学家余光中先生与世长辞，给后人留下无尽遗憾。余光中的诗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灵魂，激发了无数后辈诗人的创作灵感。他不啻一位文艺缪斯，但他又是一位缪斯，是沟通东西文化的赫尔墨斯。他在自己翻译、诗歌、散文、评论的“四度”创作中，更将翻译放在了最先的位置。 余光中的翻译活动，几乎始于他诗歌创作的同一时期。早在金陵大学攻读外文系时，刚上大一的他就已尝试翻译拜伦、雪莱等诗人的诗歌，也尝试过戏剧、小说的翻译。他在大学期间翻译的海明威《老人和大海》（即《老人与海》），是这部小说最早的一个中译文。这个译本，被导师看后赞许不已，同意他以译文代替毕业论文。之后几十年，他翻译了海明威、麦尔维尔、王尔德等名家的作品，累计译作近二十部，涉及小说、诗歌、戏剧、传记等多种文类。在从事外译中的同时，他也曾将一些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很多年前，就已承担起对外传播中国文学的使命。 余光中精通汉英双语，翻译中又有明确的文体追求，因此译文不但忠实原文，表达上更是臻于化境。他善于用优美规范的中文来表达，力避写出“翻译体”译文，戕害中文。为防止落入“诗人译诗”的圈套，又注意自我克制，防止将一切诗歌都简化成自我的风格，于翻译中根据不同的文体要求与原语特点，选择不同色彩的语言，创造出许多典范译例。例如英国诗人萨松的诗句“Inmethetigersniffstherose.”由他翻译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被无数读者津津乐道。这些生花译笔当然有妙手偶得的成分，但更多是不断思索推敲的结果。余光中对待翻译非常严肃郑重，这从译文的前言后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文字既是对所译文本的研究，也是对翻译过程和经验的记录，通过这些文字，他仿佛要践行自己向广大译者提出的要求：译者一要精通原文和译文两国语言文字，二要熟悉文本的内容，必要时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三要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余光中虽未写过翻译学理论专著，但他的翻译思考，却贯穿翻译实践的始终。几十年中，他一直做翻译，教翻译，主持翻译比赛，为比赛写评语。在实践之余，写就了《翻译和创作》《变通的艺术》《翻译乃大道》等论翻译的名篇，这些文章尽管篇幅短小、语言平实，其中的见解却精辟深邃。特别是他写于1969年的《翻译和创作》，写于1973年的《变通的艺术》，已经提到了翻译创造性、译者主体性等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而那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翻译学还没有确立。由此可见他翻译思想的超前性，其观点今天看来都还没有过时。 他坚定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至少是“有限的创作”，反对将翻译等同于翻字典的偏见。在《翻译和创作》一文中，他指出：“流行的观念，总以为所谓翻译也者，不过是逐字逐词的换成另一种文字，就像解电文的密码一般；不然就像演算代数习题，用文字去代表数字就行了。如果翻译真像那么科学化，则一部详尽的外文字典就可以取代一位翻译家了。可是翻译，我是指文学性质的，尤其是诗的翻译，不折不扣是一门艺术。”在他看来，翻译活动与创作活动的心智颇为相似，甚至更为复杂，因为翻译不仅要像创作那样，将经验转化成文字，还要顾及记录原作者经验的原文，实在“是一种很苦的工作，也是一种很难的艺术”（《翻译与批评》）。 余光中也认识到，翻译是“有限的创作”，原文语言限制着译者进行随心所欲的发挥，所以他又将这“有限的创作”称作“变通的艺术”。对于这种艺术，他在《变通的艺术》一文中如此解释：“‘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不相期！’诗人吉普林早就说过。很少人相信他这句话，至少做翻译工作的人，不相信东方和西方不能在翻译里相遇。调侃翻译的妙语很多。有人说，‘翻译即叛逆。’有人说，‘翻译是出卖原诗。’有人说，‘翻译如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我则认为，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譬如英文译成中文，既不许西风压倒东风，变成洋腔洋调的中文，也不许东风压倒西风，变成油腔滑调的中文，则东西之间势必相互妥协，以求‘两全之计’。至于妥协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一方应该多让一步，神而明之，变通之道，就要看每一位译者自己的修养了。” 这段话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翻译的一些基本特征：翻译是一种相遇、相知与共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为相知，必尊重对方；为共存，必求“两全之计”，以妥协与变通，求得一桩美满婚姻。“变通”的艺术，蕴含了对翻译最深的理解，也蕴含了对译者最高的要求。由这种追求来看，他的翻译、诗歌、散文、评论，是同一个活动的四个侧面。他并不是人们所说“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艺术上的妻子”，只有一位，那就是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