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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心消退、放逐行迹的隐士心态 清初遗民诗人大多走过了这样的历程：鼎革之际多参加抗清军事斗争，及至新朝政权稳定之后，恢复日渐无望，怀念故国，踟蹰无聊，壮心消退，转归隐逸。因此，这一群体成员中弥漫着的浓厚隐逸情调，乃是最为突出、普遍的心态表现。山左遗民诗人徐夜具有典型性。 徐夜的家庭与当时许多遗民一样，都属世家大族，而这样的家族在明清之际被创尤剧。早在明朝亡国之前的“壬午之变”中，徐夜的伯父、叔兄、叔嫂及子侄多人被杀，他的母亲也被逼投井自尽。时徐夜29岁，从此即弃诸生。不二年，明朝灭亡，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徐夜便立誓隐居，做故明的遗民。山河易主，徐夜归隐，但隐居实非徐氏所情愿。其《秋末杂感》有句云：“出不成名居不隐，闲将心力数归鸦。”不得已而归隐的无可奈何的心曲表露无遗。这大概只是刚刚归隐时的心灵波动，隐居时间久了，壮心也渐渐销蚀殆尽。徐夜赠顾炎武诗最能表达其隐逸心态：“故国千年恨，他乡九日心。山陵余涕泪，风雨罢登临。异县传书远，经时怨别深。陶潜篱下意，谁复继高吟？”（《九日得顾宁人书约游黄山》）心藏国破家亡的大恨，却只能追步采菊篱下之陶渊明，隐痛、不甘和无可奈何隐含其中。 隐士心态是清初遗民诗人中最为普遍的心态表现，张光启、徐振芳、王弘撰、赵士喆、董樵、王夫之、孙枝蔚等人诗中也时时有所流露。 牵念故乡、心属故地的游子心态 明清之际持续数十年的战乱，造成了社会的空前大动荡，包括明遗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因此，渗透在遗民诗歌创作中浓厚的牵念故乡、故土的心态有其必然性。游子心态在旅居江南的秦地遗民诗人孙枝蔚身上体现最为充分。 作为寄居他乡的客子，孙枝蔚的诗歌创作中洋溢着浓厚的思乡之情。孙枝蔚居扬州，筑室曰“溉堂”，取《诗经·桧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鬵”，即寓居不忘故乡、常怀西归之意。陈维崧《溉堂前集序》云：“今年孙子年四十余……而身之为客也。然犹时时为秦声，其思乡土而怀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尤侗《溉堂词序》也道：“盖先生家本秦川，遭世乱流寓江都，遂卜居焉。每西风起，远望故乡，思与呼鹰屠狗者游。”溉堂虽居扬州，但时时操秦声，对故土一刻也不忘怀。他曾一再写道，“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溉堂诗》），“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赠邢补庵》）。清代初年，寓居江南的秦地诗人仅据溉堂《张戒庵诗集序》可知，即有张晋、李楷、张恂、雷士俊、韩诗、东云雏等数人，另外还有此文未提到的王弘撰、杜恒灿、张谦等。这些秦地文人，尽管不全是遗民，但溉堂的思乡曲，实际上唱出了清初流寓江南的秦地文士的普遍心声。 清初遗民诗人的诸种心态，是一种群体的流露和展示。就具体诗人而言，或侧重呈现某一心态，或同时杂糅展现多种复杂心态。同时，遗民诗人创作心态的表现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当然，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群体，清初遗民诗人有着极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呈现出多种多样、复杂莫名的创作心态，绝非上述四种心态所能囊括。 （作者：张兵，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