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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差异、语词结构与文学翻译的难度 佩泰尔斐·盖尔盖伊：当我们把匈牙利文学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把匈牙利语翻译成拉丁语，就是拉丁语所衍生的浪漫语，比如英语、德语什么的，西方语言面临一个大问题，即匈牙利用的语言总有跟西方语言结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诗歌和小说翻译。我们对翻译小说相对来说更自信，因为在我们文学传统里，匈牙利的诗歌是不能被翻译的。比如裴多菲，因为鲁迅先生曾经翻译过一些他的爱情与自由的诗，使得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匈牙利文学传统里，我们还是觉得诗歌是占首位，而小说占的是次位，尽管它们都同等重要。匈牙利有很多大名鼎鼎的诗人，然而这些人在国外几乎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诗歌被翻译成外文之后就会失去很多东西。我曾参加一个关于匈牙利诗歌被翻译成德语的活动，一位19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诗歌被翻译成德文以后，意思就变得非常荒谬。但是也有可以翻译的，例如余泽民先生对匈牙利文学的精彩翻译，这代表了一种翻译的可能。 欧阳江河：文学共和国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人们通过写作、翻译和阅读，在词语、思想的意义上居住在同一个国度，翻译是我们的签证。这样一个全球翻译的、世界文学的时代，在语言中穿行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体验。所以写作、翻译一方面是我们持续一生的工作，另一方面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一方面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投射出去这样一种途径；另一方面我们抽身出来投射出去之后，又居住下来，把阅读、写作和思考融入一体，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通过余泽民先生的翻译去阅读匈牙利的当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他的翻译，一种中文被翻译出来、被呈现出来，而这种翻译文字让一直生活在中文母语里面的人，有了一种好像母语重新被翻译成母语——这样一种双重翻译的奇妙语境。法国有一位作家说翻译就是给出你所没有的礼物。诗歌在语言上是很难被翻译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歌在自己的母语里面都需要翻译的。 所以诗歌会提出来：诗歌对于翻译不是一种依赖，而是一种抵制。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文学、诗歌和作家对自己的认识都会被推到一个极端的绝境，而这恰好是诗歌和翻译的一种深度的对话。 所以当我们通过翻译去阅读小说、诗歌的时候，其实也是一部作品被重新发现的奇妙事情，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感谢不同语种的诗人和作家，也特别感谢伟大的翻译家。 丁尼克·泰利肯：我是一个译者，来自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国家，目前我在学习中文，向大家做出一个承诺：未来我将会给中文文学世界带来更多的贡献。我希望慢慢地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克罗地亚语言，通过这个翻译的过程，既可以理解中国的语境，同时也能更深入理解我的母语。当下被翻译成克罗地亚语的中文小说和诗歌特别少，而且这些译本通常是从另外一个语种（非从克罗地亚语）翻译过来的，例如先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再从英文翻译成克罗地亚文。为了译文的准确性，我觉得应该尽量减少这种间接的翻译。 纽都然·杜门：诗歌的结构与翻译是非常重要的。诗歌是语词建立起的一个结构，是充满原创性的一个结构。我们翻译诗歌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结构和重构，重新构建出来的建筑也应该是一首诗，翻译的诗必须自己具有独立性，翻译文本可以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古泽尔·雅辛娜：我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了七种语言，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被翻译作者的感受。你的作品被翻译成外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奈，你所有的可能性和权利都消失了，然后译者在这个过程中却有很大的权利。尤其你的小说被翻译成你不会讲的语言——中文的时候，你发现要非常依赖于译者，译者对你来说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能感到译者对翻译你的书充满热爱，你就会对他有更大的信任。译者是这世界上最认真的读者。我的译者发现了我小说当中特别小的一些错误和错别字，我觉得这些错误怕是以俄语为母语的读者不会发现的。我用俄语写小说，但是书中会夹杂一些更小的方言语种，有的译者就没有翻译，他们觉得会给读者带来不应有的阅读困难。我不知道我的中文译者做出了哪一种选择，但我却希望不要去掉这些陌生感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更能体现出这个世界的不同。 宁 肯：作为读者的阶段，我觉得翻译的问题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因为我不懂任何汉语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所以我在读翻译作品时，没有发现翻译作品中有我读不懂的问题或者是翻译好坏的问题。大学时代由于大量的翻译作品涌现出来，所以当时我看的全部是翻译作品，以至于我在读翻译作品的时候，甚至不觉得是翻译作品，而是汉语作品，比如说我读《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卡特巴城堡》等等，觉得世界是一个文学共和国。所以在大学期间，甚至有更长一段时间，我主要读的是外国作品，在这个阅读语境之下我没有感觉到这是世界文学，我觉得翻译过来的文学也是我们的母语作品。所以我的感觉，凡是我读过翻译过来的汉语作品我觉得都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个阅读的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