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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贺享雍，主要读他作品中的土气，土得掉渣的那种气息，这是把他与其他一些乡土作家区别开来的地方。常见的乡土作家，虽然出身农民也写农民，但在价值观和文化意识上是拉开距离的，是以知识分子视角在“观照”农民，如柳青或浩然，你不能说他们还是农民。贺享雍不同，他并未明显改变过农民的立场、视界和趣味，所以我说他是农民的发言人而不是代言人。他很难像托尔斯泰那样沉思农民和土地问题（不能说这是他的长处），他的作品里没有概念，少有理性，但充满了毛茸茸的生活，躁动着土生土长的感受和农民的欲望，鲜活而生动，使他的创作别具一格。所以我又说，读他的小说读进去了，你会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农民。 写出了《土地神》《村官牛二》等作品后，他又连续写出五部长篇系列小说《乡村志》（是个高产作家），仍然延续着他的风格。第五部《是是非非》写村干部和乡干部斗法，仍以写村官为主，一点事写得风生水起、险象环生，道出了乡村政治形态的方方面面、旮旮旯旯，拉拉杂杂，几位主要人物跃然纸上。 写得最好的是乡里马书记。这位书记是乡镇干部中颇有“门道”的一类，善于在任何形势变化下经营乡财政。农业税免征后，他提出的对策是跑钱争项、招商引资，要每个乡干部先交1万元风险金，每季度至少提供一条可靠的招商信息。他并不关心贺家湾等穷村如何改变面貌，反而在村支书贺端阳面前装穷，收回村里看管的1500亩林子，搬迁走1000亩中药材基地，又开始提高村民建房的宅基地审批费和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他打了贺家湾旗号，从县里争取来50万元修路费，却将此事一概瞒住，只去贺家湾慰问一番了事，使乡里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乡领导，其实还不过是个普通农民，工作思路和做派仍是农民式的。贺享雍的功劳，就在于把他写实在了，呈现于世人，交世人过目。他有自己的生存逻辑，也有自己的语言方式，和村干部说话常是骂骂咧咧，如电话里开口便骂：“贺端阳你干什么去了，啊？大白天的，哪儿和你老婆扯不开了，不接我电话？”——村干部当然也不能吃他这一套。作者以马书记种种举止向读者描绘出一个摸爬滚打在基层的乡级干部形象，具有逼真的生活质感，不由得读者不信。 贺端阳也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村干部，与马书记不同，他保持有农民的朴实和农家的热望，上任后一心想通过修路改变家乡面貌。被马书记耍了以后，矢志不移。他正道走不通，学着走点旁门左道，通过卖树集资，但不由村委会出面，先把树分到各家各户，再由各户分别去卖；为了避过林业检查站，通过私下拉关系通融；得知马书记把县里拨款瞒下后，又组织村民们敲锣打鼓到乡里向马书记送感谢信，使马书记难以抵赖。贺端阳为了做成事，只能以马书记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做法并不光明磊落，“是是非非”并不明朗。但正是在这含糊不清的辨认中，贺享雍写出了农村基层的某种现实境况，写出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步履艰难。贺享雍的优势就在于颇为了解下层国情，他写小说脑子里没有那么多书生的想象和羁绊，写得很野，不在乎什么规矩，也就写出了种种生态实景，这是读他作品的较大趣味所在。 写了这么多年，贺享雍终于离开乡村场景，让笔下的农民走进了城市。他新近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的《大城小城》标志着他的一次转型。这种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忠实于农民，也就不能不伴着农民的身影行走。 《大城小城》叙述了农民进城后贺家成员的各自经历，结构也开始变得分散。实际上，贺家湾解体了，开篇时李春英做80大寿，家里子孙已无法聚齐，就是一个明显征兆。家里人能进城的都进城了，怀着各自的梦想分别打拼，遭际各异。贺兴琼去当保姆，不得不忍耐老男人的动手动脚；代婷婷到公司求职，被作为礼物送给老板；贺华彦学会了吸毒，被警察关起来；贺华斌读了研究生，却拢不住女朋友；混得最好的是二叔贺兴仁，办起企业，开始包养情人，后来被二奶所骗；他也似乎忘记了自己曾是农民，施工中不惜侵害乡村利益；忘记了自己是儿子，想把老父亲送进养老院。看来，无论是进大城还是进小城，贺家人们都还处于自我迷失状态，成为漂泊的外来人，没有消除农人的印记，又失去一些农人的根本。贺享雍对他们的命运是怀有忧虑的，整部小说里游动着异化感和不确定感，作品也失去了《乡村志》里那种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灵活笔触，故事变得支离破碎。 是的，即使在充满是非的《是是非非》里，农民也仍然作为整体存在，依附在祖祖辈辈栖居的土地上。他们有怨言、有不满，也有发泄和排解；他们可以举行村民会议，在会议上提出质疑、取笑干部、拒绝合作，也可以集合起来涌向乡镇，表达集体的意愿。而在城市，他们很快化解了，融化在分不清的街巷之中。 从《是是非非》到《大城小城》，贺享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作为农民作家，他无疑还在持守着写作初心与信念，热爱着他最熟悉亲切的乡间人物，但星移斗转、世事更迭，他也需要重新确定方向，继续写下去，写出柳暗花明。但不管怎么说，他已做到了许多，他的一部部长篇摆在那里，以自己的印象与表达记录了自己亲验的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