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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是跨文化阐释？ 跨文化阐释类似“倩女离魂”，就是暂时放弃自己的文化立场，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文化处境、理论场域，利用对方的“前理解”，用对方的语言或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思想意图，从而达到沟通理解的目的。 跨文化阐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向外国友人介绍《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解释利用对方都熟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前理解来解说，显然可以很容易被对方所理解，从而达到了相互沟通、宣传自己的目的。 跨文化阐释是跨文化阐释学(Intercultural Hermenuetics)的研究对象。国外研究者认为：“跨文化阐释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不同文化之间解释的理论与实践。这样，跨文化阐释学关注不同文化之间与内部解释与理解的不同模式。”[11]跨文化阐释学虽然是新兴学问，但跨文化阐释现象却古已有之。中国古籍记载的跨文化阐释现象，可追溯到《史记·大宛列传》：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12] 条枝在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安息为伊朗古称。这段话是说，条枝在安息以西数千里，临近西海(地中海)，气候湿热，以耕种稻子为生，人口众多，受到安息的统治，这里的人们善于魔术。安息的长老们听说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没有见到。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条枝有弱水、西王母”？其“索隐”中说： 《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记》云：“天下之弱者，有昆仑之弱水，鸿毛不能载也。”《山海经》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传》云：“天子觞西王母瑶池之上。”《括地图》云：“昆仑弱水非乘龙不至。有三足神鸟焉，为王母取食。”[13] 可见古书中有关弱水、西王母的言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一个弱水、西王母却出现在三个地方：一是中国西北疆域昆仑山一带；二是叙利亚、伊拉克一带；三是古罗马西部临近大西洋一带。“正义”发现了这个问题，却无法解答： 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长老传闻而未尝见，《后汉书》云桓帝时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来献，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处，几于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经》云弱水云有两源，俱出女国北阿耨达山，南流会于女国东，去国一里，深丈余，阔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济，南流于海。阿耨达山即昆仑山也，与大荒西经合矣。然大秦国在西海中岛上，从安息西界过海，好风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国之西。昆仑山弱水流在女国北，出昆仑山南。女国在于窴国南二千七百里。于窴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计大秦与大昆仑山相去几四五万里，非所论及，而前贤误矣。此皆据汉括地论之，犹恐未审，然弱水二所说皆有也。[14] 《史记》记载弱水、西王母在安息以西的条枝一带，即今天伊朗以西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而《后汉书》却又说是在古罗马国西部，《后汉书》中所说的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Augustus 121-180)，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沉思录》的作者。那么，本来属于中国的弱水、西王母为什么会到了四五万里以西的大秦了呢？如果我们用跨文化阐释学的原理来加以解释，其实并不难理解。所谓《史记》中的“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以及《后汉书》中所记载的“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出”，无非是说条枝、古罗马也有类似中国的弱水、西王母，这里的弱水、西王母在条枝和古罗马很可能是另外的一条河或是一位女王，也有说是指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和《圣经》中的示巴女王，却绝非是中国的弱水、西王母。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西王母真的出现在条枝和古罗马一带，那真的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了。可见，《史记》中所说的“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其实就是一种跨文化阐释，这是再明显不过了。以跨文化阐释学的原理解读这段话，可为这一古代疑案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近代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15]的跨文化阐释日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个重要模式。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就是跨文化阐释的典范之作。不少研究者对《红楼梦评论》颇多不满，认为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红楼梦》是对中国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消解。我觉得这种看法大可不必。我们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仍然拘泥于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中，似乎中西文化是决然对立的，只要我们一关注外来的西方文化，就必然被认为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忽视。反之亦然。 “中”与“西”，本来表示的是空间，却常常与“古”与“今”这样的时间词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中”即传统、“西”即现代的刻板印象。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回归传统”，无论是“中西冲突”还是“中西结合”，所有的这些争论已经持续了100多年，所有可能出现的观点基本已经穷尽，尽管观点有可能相左，但无疑都出自同样“主观预设”的中西二元论模式。 要打破中西二元论模式，首要的就是要解除古今时间维度对中西空间维度的绑架，复原其原初的空间涵义。通俗地讲，要把“中”与“西”看成是空间上并列的，而不是时间上先后的。王国维曾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知学者也。”[16]他还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7]可见，在王国维那里，中学与西学是一种空间上并列的关系，而不是时间上新与旧的关系。 用外来的理论和观念来解释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最关键的是要看这种解释是否有利于加深和丰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如果不利于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即使是采用本民族的理论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能够加深和丰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即使是外来的理论也不应该拒绝。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王国维采用了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就一概否认跨文化阐释的价值。相反，我们今天恰恰要发掘中国近现代以来这样的跨文化阐释的学术资源，来为今天我们向西方介绍、传播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服务。因为文化传播要成功，首先是要让对方理解。那些采用了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学作品的学术资源，恰好可以方便西方读者的理解，恰好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服务，恰好可以更有效地光大中国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