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辨析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我们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又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作用，万不可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全都归因于民国教育体制，更不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民国教育体制之间画上等号。具体来说，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确认： 其一，不能无原则地美化民国教育体制，过分拔高其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作用。否则，我们就难以厘定民国教育体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作用，也难以真正从民国教育体制这一维度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符合实际的阐释。 严格说来，民国教育体制与民国教育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民国教育体制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确立的有关民国教育需要遵循的根本性制度；而民国教育则是由中华民国执政政府具体实施教育的内容，具体来说它分别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历史时期，更多地体现了执政政府的意愿。它所包含的教育内容，有些是符合民国教育体制的规范要求的，有些则是对它的背离。例如，北京北洋政府的“尊孔、读经”等教育要求，便严重地背离了民国教育体制的科学民主原则；南京国民政府把“三民主义”当作民国教育体制的指导思想，并将其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则背离了民国教育体制平等自由的原则。而作为具有现代特征的教育体制，民国教育体制所恪守的“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具体实践中是不可能得到全面实现的。因为国民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干预民国教育，这就使其只能兼容为执政政府所认同的“主义”，即“三民主义”，而“共产主义”在其中便失却了“被兼容”的可能。也就是说，民国教育体制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民国教育，并不是对等或者等同的关系。 就民国教育体制的具体内容而言，因为依然继承了传统的考试形式，所以并没有真正把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落到实处；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它还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为个人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某些桎梏。如西南联大这所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特殊大学，在许多学者眼里，似乎成了现代教育典范。其实，我们如果认真加以审视便会发现，西南联大的考试形式也并不见得就完全符合科学、自由的原则。像汪曾祺这样的优秀学生，便因为大学的英语考试不及格而无法毕业。对此，汪曾祺作为过来人曾有过深刻的自我反省。但是，我们从其中看到的是，这种教育给汪曾祺带来的无法抹掉的精神创伤。这就提醒我们，在审视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现代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完全归功于民国教育体制，否则我们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就无法真正找寻到教育体制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其二，民国教育体制并不是对传统教育的全面否定，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促成民国教育体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民国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得益于民国教育本身的优势，但同样重要的是，它还与传统教育获得现代转型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我们既有的观念中，似乎谈起民国教育体制，就认为是对传统教育的全盘否定，其实不然。在民国教育具体展开的过程中，传统教育中的优秀因子不仅没有被摒弃在民国教育体制之外，反而被民国教育体制所吸纳，由此促成了民国教育体制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现代教育的重构，完成了自我的现代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家的成长都蕴含着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因子，二者是互为因果、互为动力的。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家庭教育等教育形式，尤其是积淀在传统教育中的“内圣外王”思想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国传统文人不管是身处庙堂还是远在江湖，都能够心系天下。甚至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所提出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就可以看作这一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型的典型个案；鲁迅也在私塾教育中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那种“吾以吾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外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他才完成了自我由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型。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追求人生的不朽是中国传统文人孜孜以求的梦想，这就使得他们把“立身”“立德”“立言”视为终身的理想。中国传统文论就一直重视文章在历史中的地位，把文章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是这样的一种价值取向，使得人们把文学事业当作一个可以使生命更久远的伟大事业，从而使得肉体可以寄托在文学上，获得更为久远的生命。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正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认同，使得中国文人能够孜孜不倦甚至是不惜牺牲生命来追求文学理想。像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便是如此，他们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作对抗死亡的一种方式，这才使得他们能够以超人的毅力和意志，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依然执着于文学创作。因为他们坚信肉体可以消弭，但精神以及承载了他们精神的文学能够超越时空，直抵未来，进而获得后人的无限推崇。 其三，民国教育体制固然为大学教师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物质保障，但同时也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大学里，作家的创作并不被重视，反而存在着被边缘化的现象；知识往往被视为学问，拥有的知识越多便被视为学问越大，其人自然便越受推崇。其实，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根源在于传统的科举观念。在科举体制中，作家的创作是无法被纳入科举之列的，只有“四书五经”之类的著述才会进入科举体制，进而获得为现有体制辩护的特殊权力。至于小说，尽管也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利用，但就根本而言，还是无法直接满足其需求的。一般来说，从事小说创作的作者受到自我感受和客观现实的制约，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打上现实的烙印，由此获得了某种生活的真实，既然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那自然就和脱离社会现实的说教难以水乳交融，这也正是小说无法获得科举考试青睐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人们把小说视为难以登大雅之堂的“末技小道”。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以及展开叙事的过程中，往往要从实际出发，操持着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话语，这就使得那些“下里巴人”的话语和那些“阳春白雪”的话语难以贯通，由此使得推崇学问的人，认为这种依照生活进行描摹的文学表达，远没有那种由学术话语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高雅。在此情形下，通俗便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而高雅则得到了人们的膜拜。至于民国教育体制内设立的现代学科，如果说因其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受到推崇的话，那么，小说则因为径直地描摹现实生活而鲜有科学的因子，在此情形下，那些操持着现代科学话语的教师自然也不会心悦诚服地推崇现代文学。 大学里，知识崇拜根深蒂固而创作被边缘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便是大学教师的职位并不是依据其文学创作的实绩获得的，而是由其所掌握的学问获得的，这又在客观上使得文学创作和大学教师职级的升迁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种情形，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便是如此，到了西南联大时期也是如此。鲁迅之所以能够被北京大学等高校聘请担任兼课教师，并不是因为他在新文学创作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实绩，而是因为他对中国小说史有着相当的知识积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期间之所以不被推崇，正是因为他所主讲的大一国文等课程，并没有楚辞之类的课程显得有学问；至于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不为同属于新文学作家的朱自清所看重，就在于朱自清在这个时期更看重的是学问，而一直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汪曾祺，经常逃课又恰好没有在学问上给朱自清留下好的印象。这样对学问不甚推崇的学生，在推崇学问的老师眼里，自然就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了。 朱自清对学术的坚守，还使得他对文学的传承持有一种抵触态度。如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肄业后，本来可以传承沈从文的衣钵，留校担任大学教师，使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但是，朱自清并没有认同而是拒绝了汪曾祺。这里，我们不是说朱自清对汪曾祺有什么偏见，而是说，以朱自清为代表的学者，其文化观念和文化立场使他们对此并不持有积极的态度。在他们这代学者的心目中，大学教育中学术的一面还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凸显，这和他们的教育理念有着紧密的关联，因而沈从文等人在朱自清那里不被看重和推崇便是很自然的了。这里也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大学传承的过程中，那些受到了正规的文学教育的人，在心理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大学文学教育的图式，学术在他们那里被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获得了推崇，而那种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尤其是师傅带徒弟、手把手式的教学方式并没有获得认同。 为什么像朱自清这样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是非常认同和接纳沈从文等人所代表的那种文学传承方式呢？这就涉及知识分子对学术价值的理解问题。在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那里，学术实际上是他们实现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路径的基本体现。那么，他们认同什么以及拒绝什么，就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有着深刻的关联了。也就是说，一切的价值尺度只有放到这个平台上，才会找寻到自我的位置。朱自清等学者型的人物，包括闻一多等诗人最后也走上了学术的研究之路，而逐渐地疏远了新诗创作的道路，正是这种价值体系作用的结果。况且，作为大学教授，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中拥有较为显赫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可以进而获得较为丰厚的报酬，这一点是一般作家所无法比拟的。作家在未能获得体制认同的情况下，单纯地依靠创作养活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此，作家职业只能作为一种正统的职业之外的副业，而无法独立存在。因此，沈从文也就只好努力在大学体制中获得认同，进而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找寻到进一步展开的物质基础。 那么，中国现代作家为什么会处于一种如此尴尬的境遇中呢？这恐怕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有着紧密的关联。作为知识分子，一般所要刻意建构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是能够“平天下”的文章，是能够“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文章，因此，那些理论性的宏大建构就获得了认同和推崇，而那些所谓的琐碎的事情，则被看作是大丈夫不屑为之的“末技小道”。沈从文等人的文学创作，在大学里没有获得推崇，就与这种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在此情形下，汪曾祺之所以不被朱自清认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大学教师在潜意识里对创作的排斥乃至压抑正是与其知识认同有关。鲁迅曾经就小说家侵入文坛有过这样的解释：“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20]这就是说，新小说家侵入文坛是在1917年开始的，其时间自然不算很长；至于新小说家侵入“讲坛”，自然要比侵入文坛晚了一点，可以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鲁迅在大学里兼课便可以看作是肇始点之一。沈从文进入大学担任教师，自然可以看作新小说家侵入讲坛的典型个案，期间，沈从文如履薄冰的授课经历，自然是新小说家所面临的尴尬的真实写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学校园里的作家型教师，为什么会从文坛的论争中急流勇退，开始潜心于学术和翻译，致力于另外一种人生展开形式呢？1939年，朱自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他在潜意识中的学术情结：“下午在今甫家与莘田、今甫商谈大一国文问题。谈到关于闻的态度时，我述说我的学术地位低得可怜，这确实有些失态。”[21]在日记中，朱自清把自己潜意识中的思想表现得很明白，那就是他的“学术地位低得可怜”，那么，为什么在散文创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如此大成绩的朱自清，还斤斤计较于学术地位呢？显然，这正是他在潜意识中推崇学术而拒斥文学创作的自然结果。然而，学术地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自然就是关于古典文学的知识——正是因为这一点，对《庄子》较为娴熟的刘文典，才会“居功自傲”，甚至“蔑视”新文学作家沈从文。沈从文在1940年对新文学与大学的关系有着极深刻的识见，认为新文学“一与学校离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到民十六以后，就只好放弃了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进取精神，把师生精力向音韵训诂小学考据方面去发展”[22]。沈从文的这种洞幽烛微的独到见解，恰好来自他对大学里新文学被边缘化的真切感受。不管是那些擅长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还是那些擅长新文学创作的作家型学者，亦或是被边缘化的新小说家，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认识，竟然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 在西南联大，除了新文学家朱自清之外，新诗诗人闻一多也有一个学术上的转向问题。闻一多从关注社会现实的新诗人转变为钻进故纸堆中的学者，同样是大学对学问崇拜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促成闻一多转向的诸多因素中也包含思想最活跃的学生因素。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学生们发起了驱逐“不学无术文人闻一多”的行动，也许正是这一事件深深刺激了闻一多，使其转而钻研学问。毕竟，新诗诗人的桂冠依然无法掩盖其学问稍逊一筹的尴尬。当然，我们对此，不能苛求学生，而应该从民国教育体制上来进行反思。其实，正是民国教育体制对学问的特别推崇，以及据此确立的考试制度，才使得新文学在大学里举步维艰。 其四，民国教育体制并没有培育出一批民国体制的拥戴者，反而造就了一批民国体制的反叛者，这恰是民国体制、民国教育体制以及民国教育的悖论之表现。 民国教育体制作为民国体制的衍生物，严格说来，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在如何更好地维护民国体制上。然而，在民国教育实践中，北京政府和嗣后的国民政府背离了民国政体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民国教育体制，使其无法有效地规范和制约民国教育实践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更有甚者，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架空了民国教育体制，使得有其名无其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23]民国教育体制之所以没有获得预期的目标，既与民国教育实践背离了其宗旨要求有关，又与民国政体的确立被分解成了训政有关，而训政就其实际来看，恰好与国民党的专政统治相适应。对此，有学者这样分析过：“孙逸仙早年发展了训政概念，认为政党的使命在于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同时指导民众的政治行为。……到了1914 年，在孙逸仙的观念中，训政任务必须由拥有专政权力的政党来承担。……在20年代，当国民党和共产党按列宁主义的模式组织起来时，两党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为基础，都对合法性提出新要求。”[24]这表明，在国民党所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中，自由、民主等现代诉求并没有获得实现；相反，倒是专制、独裁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严重背离了民国教育体制的要求，由此促使那些流落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诉求于共产主义，由此走上了反抗民国教育的道路，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左翼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 从民国教育体制来审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参与了左翼文学运动的作家，大都身处民国教育体制的边缘，并没有被纳入民国教育体制中。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因而对国民政府所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无法兼容。对此，苏雪林曾经这样说过：“五卅以后，赤焰大张，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较闻名的作家无不沾染赤色思想。……甚至教科书的编制，中学生的读物，也要插进一脚。”[25]那么，在“五卅”之后，左翼文学为什么会在上海租界“如入无人之境”，主导了文学艺术和教育的诸多方面，以至于使国民政府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呢？ 其实，这一问题的核心，恰好在于左翼文学对民众的关怀和对特权的反抗使其赢得了人民的拥戴。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民主、平等和自由等话语得到了特别的推崇，这无疑是与民国政体所确认的科学、民主、平等和自由等话语对接的，也是共和政体应有之义。然而，国民政府中的政党政治却对民主共和进行了置换，它把民主共和的现代政体置换成了政党统摄下的政党政体。这样一来，南京国民政府确立了领导地位之后，便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一是来自共产党的质疑和反抗；二是来自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对国民党专政合法性的质疑和反对；三是来自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对蒋介石领袖地位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质疑和挤兑；四是来自民间的对民主共和政体所确立的理想社会与既有社会秩序的紊乱的质疑和反抗。正是在四大历史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左翼文学获得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理解和认同，具有了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所以，民国时期的左翼文学，也获得了其他民主党派以及追寻民主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推崇，如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左翼文学运动的代表性作家鲁迅去世后，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中也有不少民主党派人士。显然，这种广泛的认同和接纳，正是左翼文学运动能够风靡一时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恰是民国体制、民国教育体制以及民国教育的悖论之表现。 总的来说，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就其实际而言，它远不像我们分析得那样条理清晰、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正负兼有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教育体制积极作用的背后，恰好蕴含着消极的因素；消极作用的背后，又隐含着积极的因子。因此，民国教育体制既孕育和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又规范和制约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企及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