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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2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决定，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确立了白话文的合法地位。1927年，各省又进一步明确了小学教育要采用白话文，如浙江大学区便限令禁止各小学采用古话文：“规定从1928年2月起，本省各小学无论初级高级，一律不得再用古话文的教科书和教材。”[15]如此严厉的举措，为在全国范围内确保教科书和教材统一使用白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中小学教员一律以与国语相近之语言为教授用语，以利国语的推行。教育行政机关应设法开班，使教员有练习国语的机会，以便应用。”[16] 1932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禁止小学再用文言教科书，各小学应严格推行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2月17日，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市：以后编辑初中教科书，除‘国文’得兼用文言语体外，其余一律用语体文编辑。”[17]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规定，使学生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奠基期的底色便是白话文，从而与那些从小浸染于“四书五经”等文言文中的学生有了根本的不同。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诉求，从个体的诉求升华为群体的诉求之后，最终也得到了官方的接纳和推崇，借此机遇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获得了最终的确立。 在民国教育体制内确立白话文的合法地位，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同样是不可估量的。[18]学生从中小学时期便开始接受白话文，其文化心理基点便一下子从古代位移到了现代。如果没有这个变化，20世纪的学生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学生的文化心理基点一样便都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相似的阅读内容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是相似的；但事实上，随着民国教育体制对文言文正统地位的废除，20世纪的学生所接触到的国文课程便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由现代人创造出来的现代作品，这样，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便和古人接受教育的基点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如此一来，文言文在教育传承中的链条便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试想，文言文作为一套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面语言，也许其诞生之初是先人所使用的口头语言，但随着语言的进化，书面的语言逐渐地演变为一套完整的文言文语言体系，而口语则逐渐地演变为白话文语言体系，这两个体系尽管发端自同一源头，但就其流变而言，却已经出现了深刻变异，以至于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仅泾渭分明，而且难以互通。然而，封建统治者从推崇儒家的文化入手，把承载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文言文当作唯一合法的语言，这就使文言文成为死而不僵的语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套死而不僵的语言依然获得了封建统治者的青睐，成为其选拔官员的唯一语言，自然也是社会底层的人跃进到上流社会的唯一通衢。而远离了这套语言系统、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普通人，则成为这套语言的局外人，其社会地位也很难保障。 白话文在民国教育体制下获得了存在的根基之后，任何排斥白话文的诉求都变得更加艰难。当通过白话文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学生成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军时，便会对那些压抑白话文的政策持有抵触和对抗的文化姿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推行“尊孔读经”“文言复兴”等语文政策时，便受到了那些已经接受了白话文的人的坚决抵制。如1934年6月，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陈子展、乐嗣炳等人，就针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发动了“大众语运动”。[19] 当然，在确立了白话文主导地位之后，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便是对于文言文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如何创造性地继承和扬弃的问题。这也正是胡适等整理国故，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整合，获得新文化、新文学发展的内在资源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对于刚刚完成转型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整理国故，而是如何巩固和建构，换言之，建构现代文学的任务，更加艰巨，也更加急切。毕竟，在那种历史情形下，国故还盘踞在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深处，即便是不加整理，也会依照其惯性，继续发挥着其既有的文化主导地位。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民国教育体制还确保了掌握着科学、民主等现代话语权的校长、教务长占据核心位置，严复、梁启超、康有为、林纾等人被边缘化，这由此确保了整个中国文化和教育的话语权逐渐地位移到了具有西学背景的第二代学生的手中，蔡元培等校长大都是深受西学影响的现代学生，他们以其掌握的教育话语权，横扫了原来盘踞在中国教育方面的晚清遗老遗少，以打扫厅堂迎接新时代的姿态完成了新旧时代的过渡。至于其所培育出来的学生，也就自然成了新文学的认同者和推崇者，为中国现代文学从边缘到中心的过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大学的改革，那些单纯地掌握着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教师，逐渐被具有现代意识的校长排挤了出去，像林纾便是如此，这恰是晚清以来的改良文化从核心走向边缘的真实写照。如果没有民国教育体制培养了如此庞大的学生群体，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几乎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嗣后成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建主体。如此说来，这种新的格局，便从文化传承、文学传承等诸维度上，既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又为其整体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