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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现代作家大都寄身于民国教育体制内的各级学校，身兼教师与作家双重身份。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鲁迅、沈尹默、钱玄同、叶圣陶、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老舍、朱自清、杨振声、顾颉刚、罗家伦、俞平伯、林语堂、凌叔华、许地山、沈从文、冯沅君、钱钟书、冯至等人，均是如此。笔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重点阐述的作家进行过统计，设立专节予以介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约73人，其中担任过教师的有65人，没有担任过的有8人。如此算来，担任过教师的中国现代作家便占到了总数的89%，没有担任过的仅占总数的11%。[6]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作家，大都担任过教师；那些没有担任过教师的作家，则是通俗小说、话剧和电影等方面的。对于这些寄身于民国教育体制内的各级学校中的教师，要还原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就要把他们纳入民国教育体制中，还原他们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场域，才能较好地阐释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 中国现代作家想仅靠创作来养活自己，是非常困难的。西南联大为贫穷作家发起的募捐活动所救济的对象大多是未能进入体制内的作家，他们因为没有进入体制而没有物质保障。毕竟，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看，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要想最终转化为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形式，需要通过交换，也就是作为文化商品先进入文学流通的渠道中，获得了期刊的接纳刊发，才能换回养家糊口所需要的货币，然后再用货币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为自己继续从事文学生产提供一个可以无限展开的循环形式。但是，文学作品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毕竟和物质的商品具有显著的不同：其作为精神商品，具有某种虚拟性。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里，精神的需求显然要让位于物质的需要。因此，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进入国家的体制内，而仅仅依靠文学创作来获得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那将是异常艰难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作家进入大学体制内，靠教书谋取生存所需要的稻粱，自然就是一种终南捷径了。然而，一个作家要进入大学这个崇尚知识的学术殿堂，又远非文学创作那么简单自然，因为人们推崇的多是那种高深的学问，文学创作这样的技能在大学校园里会受到严重的排挤。 从大学的体制来看，其物质上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中，科举是士子们进入国家体制的唯一方式的话，那么，中华民国建立后，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方式则变得多元化起来。尤其值得推崇的是，教育的兴办使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进入国家体制的途径，从小学到高级小学，再到初级和高级中学，然后是专科和大学等，层次不等的教育体系使得文化水准层次不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进入体制内的可能。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之内的作家，则获得了更好的物质待遇。1917年5月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教师方面——正教授分为六级，从一级到六级月薪分别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110元—50元；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教学需要聘用，薪俸以课时计，视难易程度从2元—5元不等。”[7]1927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8]这就说明，在民国教育体制内，大学教师的薪俸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不同职级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其收入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这在社会的诸多阶层中，无疑属于较高收入的阶层。沈从文在从事教师工作之前，对职业作家养活自己的能力也心存疑虑，为此他对大学教师的职位非常向往：“当时还少有人听说做‘职业作家’，即鲁迅也得靠做事才能维持生活。记得郁达夫在北大和师大教书，有一月得三十六元薪水，还算是幸运。”[9]这就说明，在20世纪20年代，大学教职收入36元，在很多人看来便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民国教育体制内的大学教职，为作家从事文学创作解除了物质上的后顾之忧。但是，要进入民国教育体制内的各级学校谋得一份教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好在民国教育体制对大学教师的资格要求比较宽松，1927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之第十九条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历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10]这样较低的门槛，便为作家进入大学奠定了法理基础，为大学内部的文学传承提供了便利。没有学历的沈从文，之所以能够进入大学，正是得益于他对新文学“有特别研究”这一专长。当然，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任职资格条例，厘定一个人是否对“学术有特别研究”，取决于大学之“评议会”的“议决”。由此说来，那些掌握着大学学术权力的校长、教务长等人，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像沈从文这样没有文凭的人，不仅获得了一般大学的教职，而且还获得了西南联大这样优秀大学的青睐，的确是幸运的。没有文凭而获得了教职的人，在学校里备受挤兑乃至歧视的，不在少数：“没有大学文凭，被人歧视、排挤，好容易经过长期奋斗，由一个中学教师，当上了大学教授，又引起同事中的妒嫉、猜疑，甚至迫害，精神上至感不安。”[11]当然，挤兑也好，歧视也好，从教师任职的资格来看，民国教育体制并没有将这些没有文凭的人一棍子打死，反而向他们敞开了大门，此种民主的风范还是值得称赞的。 作家进入民国教育体制内谋得一份教职固然不易，但更为不易的是，谋得了这份教职之后，如何在大学里站稳脚跟。我们知道，教师在学校里所担任的课程，应该是在民国教育体制内预设好了的。如果没有相应的课程，那教师自然就失去了用武之地，这就需要大学所设置的课程与作家的专长吻合起来。像沈从文这样没有文凭的作家进入大学，是因为他们擅长的新文学创作与大学预设的国文写作课程有了对接，这才使他们进入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愿望有了转变为现实的可能。 民国时期的大学开设了哪些文学课程对我们了解和把握其文学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严格说来，民国教育体制内的课程设置与其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紧密相关。换言之，大学的课程设置，正是大学培养目标的实现方式。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里之所以能够发生和发展，严格讲来，既是大学课程自觉引导的结果，也是阴差阳错的结果。对此，有学生这样回忆道：“记得十二年前，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曾在清华周刊上表示过他对于本系的失望。他说，清华中文系的教授如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诸先生都是新文学家，然而他们在课堂上只谈考据，不谈新文学。言下大有悔入中文系之慨。等到那年秋季开学的时候，照例系主任或系教授须向新生说明系的旨趣，闻一多先生坦白地对新生们说：‘这里中文系是谈考据的，不是谈新文学的，你们如果不喜欢，请不要进中文系来。’”[12]这意味着西南联大尽管名流荟萃，但其所开设的课程大都是学术性的，而关于新文学的课程远没有古典文学课程那样受到推崇，这说明其影响力在大学课堂里还比较弱。对此情形，汪曾祺曾有过这样的回忆与阐释：“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13]我们通过汪曾祺的这番阐释，可以发现，在民国教育体制内，作家型教师以及他们所承担的“习作”“实习”之类的文学创作课程，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备受推崇，而是处于大学教育的边缘地带。尽管如此，新文学毕竟在大学里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当作家进入大学承担了国文课程的教学任务之后，如何评定其学术水准的高低，便是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具体到沈从文来说，他在大学的职称到底该怎样评定？这与民国教育体制的内在规定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实，作家型教师的学问固然是评定其职称的重要依据，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们所担任的课程是否被特别看重。像沈从文在大学的地位，便与他所执教的大一国文这门课程的地位有着内在的联系。沈从文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排挤，其背后所隐含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他本人的问题，而是他所承担的新文学课程的地位问题。新文学搬进大学课堂，对诸多教师业已建构起来的关于知识的价值尺度是有巨大冲击的。从诸多教师的学术背景来看，传统文人“厚古薄今”的价值取向可谓根深蒂固。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作用下，刘文典才会把自己所讲授的庄子看得比沈从文所讲授的大一国文更为神圣。事实上，不仅教师有着如此的成见，不少学生也有着如此偏见。像穆旦作为新文学阵营的后来者，他所接受的本是现代教育，应该对沈从文这样的新文学作家持认同态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穆旦对沈从文持有一种否定性的判定，认为西南联大让沈从文这样的人来从事大学教育是不应该的。据《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一书记载，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14]这恐怕是穆旦所秉承的诗人立场与沈从文所秉承的小说家立场相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体现在文体、文学追求和审美趣味诸多方面，由此使得他们无法兼容。其实，穆旦这种观点代表了不少学生的看法。这种情形使身在大学体制内处于弱势地位的沈从文产生了情绪上的不平之感，由此体现在他的演讲上，便是对杂文等文体也带有贬抑的态度。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门户之见，恰如一种相互制衡的生态，不仅没有窒息中国现代文学在大学里的发展，反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大学里的争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