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先生的《从文本到叙事》，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既惊又喜的事情。
    惊的是王先生以十六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专著。十六年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呢，是唐代的玄奘，也就是《西游记》中的唐三奘去西天取经，来往西天与东土的时间。王先生以十六年之功完成《从文本到叙事》，其中的寂寞与艰辛可想而知，这一种为学术命脉延续而勇往直前的献身精神，不能不令人为之惊异、敬佩！
    那么，喜的是什么呢？
    首先，这部理论著作填补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和学术界关于文本与叙事学的空白，或者说，如果以前有那么一点点细流的话，这本著作的问世，则是导其源，承其流，扬其波，激其浪，终成浑然浩荡 倾泄奔流，蔚为壮观之势。可以说，王先生这个成果，在文本与叙事学研究领域，就其深度、广度、高度，就科学性的分析与研究而言，都是深刻而精当的。
    就我的观察，作者不只在文本与叙事研究上下了大功、苦功，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个研究是在继承本土先贤根脉的基础上而融通西学，站在中西学术的碰撞、交汇点上创建了本土话语体系中，揭示了“解构的叙述者”、“亚自由直接话语”等新概念，以及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中的“元”、“场”等，带有一点神秘主义的意旨，比如“动力元”、“场的作家与作家的场”、“意象新生”等等，这些名词，明显含有黄老、道家学派的文化隐喻和意象。王先生认为，“场”是自然与人文两个地理空间，既可以虚拟，也可以是真实的。但无论是虚还是实，均可引领读者进入艺术的真实之“场”。这个“场”，不仅可以提供往昔的社会与时代，历史与现实对比的陈列柜，且是可以凭吊、追思、感触与研究，是一种可以触摸的文化载体。——这就是叙事学的作用与魅力所在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王先生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经典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为上述理论搭建了若干根坚挺的理论支持。我从这部书的页后注释中粗略概算了一下，作者大约引述了四五百部中外小说，包括中国古老的话本以及《论语》等国学经典，作为《文本与叙事》的理论依据，既充分又精确，作者甚至在同一个逻辑验证中，把中国清代的《红楼梦》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并而用之，达到了不偏不倚，自古至今，由中及外，相互验证，气 息相通的效果，从而使作者建构的文本与叙事理论的大厦环环相扣，内涵与外延得到了合理的布局与诠释，显示出独特的历史穿透力与文学理论的魅力。
    还需要提及的一点是，王先生对叙述者特别看重，他在书中特别强调：“叙述者是小说，也是叙事学中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有的小说不只有叙述者，其背后，还有第二叙述者，如果叙述者与第二叙述者的取向不一致，便会造成叙事歧义而形成不可靠叙述。”对此，作者在这本著作的首章中就旗帜鲜明的指出： “有关叙述者的研究自然是叙事学的核心问题”，使之在“山有小孔，佛仿若有光”的峡谷迷茫中，一下豁然开朗，为研究者和小说家们指出了前进的方面，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文学理论需要创造性和制高点，当下文学批评往往越过叙事分析，直接谈论文化内涵与意识形态，从而忽略了有关叙事的微妙分析，缺乏严谨的学术态度。因此，王先生的这部《从文本到叙事》对当下中国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一点要谈的是，王先生在著作中较多地引用了《红梦楼》，引用本意是在历史的经验中寻求依据，却带来了另一个效应，反过来在某种角度和层面，又把红学的研究带到一个新的领域。以文本与叙事来解读诠释《红楼梦》，这是自清末民国到现在，如蔡元培、胡适等红学大师不曾尝试的手法，如今被王先生用之于实践，可谓另辟溪径，独具匠心，为红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斩新的道路。
    总括而言，《从文本到叙事》彰显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治学姿态，其对文学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启迪是不应忽略的。
    《从文本到叙事》的出版，意义既大且深，必将对作家创作以新的启迪，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