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
    所谓大时代，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所谓灵魂受苦，是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来，心思散乱，文笔浮华，开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这样，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
    即便是为文，也多半是耍小聪明，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更没有心灵的方向感，看上去虽然热闹，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
    要谈文学的时代性，我以为这是个核心问题。
    谁都知道，文学在今日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但只从文学本身看，已无从发现它的问题所在——任何技术性的，或者片断性的变革，都不足以解答写作者的难题了；文学要想走出一条宽阔的路，需要有一次整体性的变革。
    这场变革，我以为，首要的就是怎样正视生命、培育灵魂，从而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
    （钱穆：“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
    二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都是有立场的，所谓生命的立场——文学是生命的文学，学问是生命的学问。
    有生命的底子，才有性情的表达，“温柔敦厚，诗教也”、“思无邪”，说的正是作家中正的性情。以生命，通性情，自内而外，故中国文学也被称为心学。
    钱穆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这是对中国文学的简练概括。
    以此观点看中国文学，就会明白，何以中国一直来惟诗歌一脉发达，小说则被贬为“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中国文人历来重一己性情之表达，而轻虚构、描摹实事这一写作路径；文字中要见作者的内在心情（诗歌尤其如此），而非去伪造他人的心情（小说近于伪造）；写作是为天地立心，而非放心（把心放于外，只见事事物物，不见生命和性情）。
    “五四”以后，讲科学民主，文化界涌动着一股求事功的暗流，但求事功者，又未必有事功的精神，所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还缺乏超越精神，它不关乎新的文化理想的建立，更不接续中国固有的文化生命，只是一种事功和运动，这样一来，文学的写法，比起以前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丰富了许多，但文学的根本立场却丢了——文学越来越是一种工具或语言的游戏，不再是生命的学问，内在的精神力自然也开始走向衰败。
    文学一旦只求事功，对生命的荒凉没有感觉，无法透出对生命的根本肯定，写作就必定倾向于自然和经验。自然和经验，背后关涉的是一种趣味——写作和生活的趣味。
    这个趣味并不俗。
    所以，描摹自然实事，书写“经验的我”，一直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两大主流，这在当时，是一种解放，它弥补了中国文学重性情流露而不及物的局限，使文学有了及物精神。
    不过，文学（尤其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是只有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还只玩赏一种写作的趣味，而无法在生命的空间上有扩展，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文学的立场，因为除了自然，还有人文，除了“经验的我”，还有道德的我、理性的我。写作一味地求外放，而不求往里收，不从生理和身体的生命里超拔出来，不讲道德勇气和超越精神，作家就容易堕入玩世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透显不出作家主体的力量。
    三
    由此反观中国当代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一直沉溺于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的文学，这些年来不过是在延续着量的增长，而无多少质的改变。
    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后面对应的正是量的精神，是纷繁的事象，是欲望和物质在作家笔下的疯狂生长，是每年几千部长篇小说的泛滥性出版。而所谓文学的质，它所对应的则是生命世界、价值世界。
    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些年几乎没有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精神低迷这一根本事实丝毫没有改变，生命在本质上还是一片虚无，因为经验的我，身体的我，都是假我，惟有价值的我，道德的我，才是真我。以前讲文学，多注重讲写法，讲经验世界写得如何活泼、真实，仿佛文学只关乎这些，而无关道德和价值。现在看来，价值危机才是文学真正的危机。
    文学如果不能从生命、灵魂里开出一个新的世界，终究没有出路。
    现代中国人，普遍感到生命黯淡，灵魂无所归依，但今日的文学无视这些惨淡的价值事实，只一味地去迎合那些事功层面的趣味，没有气魄张扬一种超越精神，更无法坚持有方向感的灵魂叙事，为心灵内在的力量作证，那个被欲望、物质闷了多年的生命如何才能翻转过来？
    因此，现在是到了重申文学的精神立场的时候了。
    有立场，才有理想；有理想，才有担当和肯定。牟宗三说：“现在这时代本很紧张，但大家却闷在这里。究竟所以如此，即因无理想。……如有理想出来，即可成大事功！”确实，很多的写作，日益流于耍小花样，自恋于一个小世界，或者讥讽道德，或者刻薄人事，用强用狠，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说穿了，都在用文学混世界而已，惟独缺乏宽大、温暖、公正的眼光，缺乏以真性情立世，并从真我里发出的生命理想。说到底，缺乏精神的创造力。
    四
    批评也是如此。
    面对一片狼藉的文学世界，批评中最活跃的精神，也不过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
    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
    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从前郑板桥曾说：‘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我们现在写文，要以此存心，以此落墨，才不伤自己，不伤家国。假使写文的人没有尖酸刻薄的心，则天下就好了。”除刻薄之风盛行，批评中言不及义的文字也很多，追问下去，缺乏者有三：一是缺专业精神，无从判断一部作品的好与不好；二是缺真性情，心胸不坦荡、饱满；三是缺基本的肯定，没有生命理想。
    要说“先立其大”，我以为，这些即是这个时代的“大”——文学需要一个立场，一个理想，一种肯定，一种气魄，有了这个大方向上的翻转，其他问题才能随之获得解答。
    以前，说到立场和理想，仿佛是一个酸词，现在我则愿意大胆、大声地说出来，因为只有精神饱满了，才有可能把现代人的内心重新提振起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即方正，到了这样一个喜欢耍小聪明的时代，更需要一种大方大正的精神，把文学从低迷的趣味里解放出来。
    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大作家，少有萎靡、低矮的样子，就在于他们身上有生命的光辉，有文化理想，也有道德心灵的勇气，从内在精神上说，他们藏身于作品中，走的正是大方大正、径直而行的路。现在，肯走这条路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自然，肯担当、有气魄的作品也越来越少。
    五
    中国人讲文学，一直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条是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历史、轻道德，结果就是迷信变化，无从肯定。
    每一次文学革命，都花样翻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文学有历史，当然也有道德，不过，文学的道德，不简单类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学的道德，是出于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回应。
    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
    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这就是立场。
    “五四”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在文学上写自然实事，背后的哲学，其实就是只相信变化，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常道需要守护。所以，小说，诗歌，散文，都着力于描写历史和生活的变化，在生命上，没有人觉得还需要有所守，需要以不变应万变。
    （张潮《幽梦影》：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谬于圣贤。）
    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作家们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
    唐君毅说得好，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否则，你要么自杀，要么麻木地活着。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
    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我想，在这一点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样的，不能放弃肯定，不能不反抗。这是一种精神气魄。
    数学上有常数，我想，人类的精神上也有常道，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常道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
    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
    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作出大肯定。因此，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转，是价值的重新确立，是道德心灵的复活，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
    我们都在这个追求变化的时代里闷了太久了。
    写身体的我，经验的我，从历史和生活的变化上找写作资源，这样的写作路子看来并没有成功——由此照见的人生，多是匍匐在地面上的，无法站立起来，因为文学少了肯定，精神少了常道，生命少了庄严和气魄，就开不出新的文学世界。所以我说，该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这是文学的大体，识此大体，则小节的争议，大可以搁置一边。
    从其大体为大人。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肯定这个世界的常道，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的根本出路。“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通孔，把闷在虚无时代里的力量再一次透显出来，只有这样，文学界的精神流转才会出现一个大逆转、大格局。——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失了这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