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受的各自“倚重”
    新诗固然在整体上已然成为一种独立门类，但一涉及到具体文本，接受评价就变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是其最真实的写照。一首诗，从某个角度上看，可能会挑出毛病；换另一个角度看，说不定大放异彩。这就使得诗与非诗、好诗和坏诗的界线变得十分模糊，经常陷入判断的两难：比如从文化层面着眼，它可能达到石破天惊的颠覆程度，但在艺术上却大有“非诗”的嫌疑；比如从心理学上讲，它可能产生极强烈的快感，但从美学上评估，却存在着不可宽宥的粗鄙毛病。
    不言而喻，新诗一开始就深陷合法性的死结，久久未能解套，一切问题都围着它团团转。所以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那么多论争：诗与白话之争、诗与道德之争、人生与艺术之争、普罗与“新月”“象征”之争、贵族与平民之争、写实与纯诗之争、自由与格律之争、文体之争、民族形式之争，此伏彼起，不亦乐乎。兴许有太多问题要立马解决，反而“漠视”了尺度与标准的存在。然而这话说的也不全对，许多论争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完全“对上点”，其实内里还是有所触及的。盖因新诗伊始就遇上太多“外围性”事务，承受外界前所未有的压力，再努力也腾不出手来清理自家要务——这一解释显然也是半通不通的。事实是新诗发端之际，虽未能确立所谓的尺度标准，但其隐含的成分，仍如罩在头顶的“魔咒”，始终挥之不去。换句话说，标准尺度其实已含纳在无尽的争讼中，只是没被明显地“拎出来”而有所遮蔽罢了。
    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书写问题（书写与接受一开始并没有分家）。胡适在《谈新诗》中首先提出个怎样“说话”的要旨（“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同时主张“八不主义”，可以看作是安顿新诗最早的“定心丸”，这是至关重要的命根；1921年自贵族立场有所转向的康白情同意“作平民底诗”，应该说完全超出姿态范围；1923年俞平伯倡导“写实、完密、优美”，岂止是遵循《白话诗的三大条件》，而是从基本条件中萌生出某种规范的意思；1926年穆木天在《谭诗》里提出诗的“暗示能”、王独清在《再谭诗》里提到“朦胧性”“唯美性”，明显朝向了新诗本体的更高定位；1926年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进行“三美”实验，表面是对早期文本涣散的反拨，实际上是对新体式的攀援；“新月”后期的陈梦家为《新月诗选》写序，强调“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1）继续着诗美维度的同气相求；1931年梁宗岱宣称“一首好诗最低限度要令我们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们敬佩他的艺术手腕”，（2）至少在美学的底线上让人感到放心；而从不看诗坛主流颜面的鲁迅，只看重“节调”关系，连续在两封书信中要求诗歌必须易记、易懂、易唱、动听、押韵、顺口，（3）让人想起30年后，臧克家“精炼·大体整齐·押韵”的主张是“步其后尘”。戴望舒则通过自身实践，自觉追求“内在的情韵”，且满怀信心把穿“珠子”的线头交给读者，较早为接受者着想；1937年废名关于“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之界说，叫人们在深入诗本体时多了几分狐疑与追踪；同年金克木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中不是第一个，也是最先一批谈论“智的诗”，真正引入现代诗一个新属性；1939年艾青力促“散文美”之用心，是敏感到新诗的现代变化，做出了与时俱进的策略调整；40年代袁可嘉有关“戏剧化”的鼓吹（客观对应物、弹性、韧性、思想知觉化等），吹响了新诗现代化的前曲。虽然1947年朱自清在《大公报》上发文，以醒目的标题《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掀开头盖巾的一角，但时机未到，真正深入新诗的尺度标准这一核心问题，还有待时日。此外，各路诗人、研究者接力式地实验各种诗体方案（新格律、半格律、半逗律等），都自觉或不自觉指涉了新诗的诗美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台湾诗界对于诗本体的揭示已相当深刻。1961年纪弦在《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古典化》中认清“现代诗的本质是一个“诗想”（大大区别于传统“诗情”），与此前现代诗“六大信条”之四遥相呼应，确立了“主知的诗”，无疑大大扩张了人们对现代诗的认知。（4）1968年覃子豪在《新诗向何处去》中提出“最理想的诗，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物”，继续对纪弦“主知诗”给予最彻底声援。（5）其时在香港的李英豪已成功消化英美新批评的张力概念，完成中国式旅行，“一首诗的整个存在，有赖于诗之张力”，（6）精准地揭示了诗的内在肌理与接受核心。1972年春节，余光中写下《大诗人的条件》，分别是“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虽然余氏假奥登“次要诗人”的议题发言，为诗人定制“尺寸”，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视为是在给上乘的诗品“量身裁衣”。（7）70年代，洛夫在《诗的探险》中大谈诗唯一的价值乃在“以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无限”，亦即“在顷刻中见终古，在微粒中见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并延伸为“一首好诗，内在经验与外射形式应是全等式，诗中相当程度的晦涩与相当程度的澄澈同样重要”，（8）都是可贵的接受秘笈。创世纪三驾马车的另外两位高手张默与痖弦，干脆给出好诗的标签，张默主张：“一首好诗是语言、意象、节奏、气氛四者的综合。”（9）痖弦则习惯于“用美、思、力三种质素来衡量诗”。因为“诗在美感的叠现，思想的深度与动人的力量上掌握的深浅轻重，每每决定诗的品质”。（10）此一时期，还有李魁贤心仪的充满“交感”的诗。（11）叶维廉偏爱的“名理前的视镜”——“水银灯下演出”的中西交融的诗。（12）80年代罗门总结多年经验，提出“灵视”论——以“灵视”（心目）创造的第三自然（内心中无限的自然）为诗之准则，且推出源于“灵视”的超越田园（第一自然）、超越都市（第二自然）的好诗。（13）而后，简政珍基于诗本体存在于空隙与沉默中，写诗的瞬间是诗人的自我独白，把诗的境界确立在意象思维与意象经营上，将现代经验与古典传统做了较好对接。（14）90年代以降，后现代诗学大规模涌进，去逻各斯中心和碎片化风气有增无减，孟樊用《后现代诗特征说》的12种大网，捕捞各种鱼虾，让现代诗的接受变得分外迷离与随波逐流。（15）千禧年之后，萧萧连续推出两部台湾诗美专著，（16）通过对古典、浪漫、现代等多边主义诠释，希冀在交叠、闭锁、放逸、含笼的多维度中，面向现代诗美的共构与秩序。（17）
    二、接受的相对主义格局
    直至21世纪，有关新诗标准的讨论才上升为热门问题，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2002年《诗刊》设立“新诗标准讨论”专栏，组织发表50篇文章。第二次是2008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也设立同题专栏。共发表海内外论文22篇，涉及诗歌究竟有没有标准，有必要清理与重建新诗标准吗，新诗标准有哪些内涵，什么样的标准能获得基本共识，新诗的审美底线在哪里，诗与非诗、好诗与庸诗的判断依据又在哪里，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写作标准与批评标准、大众标准与精英标准、古典标准与先锋标准，等等。这是新诗历史以来关于标准问题最具理论色彩的一次研讨。（18）
    严峻性再次摆到桌面上。周伦佑在接受《时代信报》采访时指出，现在诗歌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批评的标准和尺度，包括“梨花体”“下半身写作”，以及季羡林的“失败”论，种种乱象都是因为诗歌失去了标准和尺度，问题很严重。（19）由此导致当下诗歌评价的“三无”：“无语”“无力”和“无效”（魏天无）。
    对此马永波重申标准确立的重要性，它意味着恢复诗歌作为技艺含量最高的艺术的尊严，恢复对广大高深的难度探寻的尊重，恢复诗歌不为任何外在目的所决定的独立的内在美学价值的尊荣。标准的树立虽然不可能先于写作实践，但它对写作实践却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对诗歌的接受、诗歌优劣的判别、诗歌史的梳理等方面，更是不可或缺的尺度和原则。何平也有同感：在诗歌生产过程中诗歌的等级不只是来源于一种诗学想象，而且确实是一种实践性的诗歌分层。对诗歌“举贤排差”的分层应该是诗学标准确立的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它应该起到一种示范和警觉的作用。（20）这样的呼声得到批评界的响应。赖彧煌说，当我们不是把标准作为某种本质主义的公式进行看待，而是回到诗歌文类的成规内部，在开放的历史视界和内指的诗歌美学形式之间，构设一种充满张力的诗之评判指标，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21）而张大为则显出深重的忧虑：诗人与诗歌标准的制定，具有“山大王”和“僭政”的性质。每个诗人和批评家都可以在一天之内琢磨出20种。“标准”的“个体”权利在此处于过度消费和被滥用的疯狂状态，摧毁了标准本身的现实基础。他中肯地指出：走出一体化的诗歌标准，不等于就要每个人一个标准；标准的多元化，也并不等于标准的一盘散沙；没有绝对的诗歌标准，不等于标准本身就不起任何作用；暂时的标准失范，不等于永远没有标准；标准发挥作用，不等于发挥作用的只是“标准”本身。（22）
    另一部分批评家，则看到标准建立的复杂曲折。姜涛意识到新诗“标准”之所以被一再提出，无疑源于这样一种历史困境：作为激进的形式、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始终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中，这一点既像是“厄运”，又像是“原罪”一直挥之不去。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寻求一种美学标准，建立规范，势在必行。他同时指出，在“标准”的问题上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似乎是更为可取的态度。与其执著于“标准”的有无，不如就这个问题历史，探讨新诗内在的历史张力。需要警惕的是一种以“标准”为名出现的对历史的抽象和固化。而在具体的写作中，“标准”不是一位小心伺候的“美学上级”，而更多与一种写作的伦理相关。（23）
    诗人王家新通过对保罗·策兰的分析，认可：标准不是干巴巴的理论教条，而是一种无形不见而又确凿无误的尺度，在激励和提升着一个诗人。诗人的所有写作，最终要达到的就是对这些标准的确立。他特别强调“难度”，是关涉到对内心的发掘和忠实，关涉到朝向语言的纯粹和绝对性的努力，关涉到一种“不可能的可能”。（24）臧棣尝试用新诗现代性框架解决新诗的评价问题，也许是我们迄今所能发现的最可靠的途径，“在我看来，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的历史。而这种追求也典型地反映出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它的评判标准是其自身的历史提供的”。（25）而魏天无看到了标准的多重“纠结”：首先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矛盾。如果标准过于宽泛笼统，如采用“历史的”与“审美的”批评，或“内在的”与“外显的”批评等等，会失去针对性和有效性；如果过于具体单向，如单纯着眼于“文本”或“语言”等，则会缺乏涵盖性。其次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矛盾。标准中积淀着以往批评者对作品的认知与审美经验，面对的则是急剧变化的“现场”。第三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标准既要体现批评者鲜明的个性色彩与审美趣味，同时又要考虑它在多大程度、范围内能被接受和认可。（26）
    与批评家意愿相左，绝大多数诗人反感标准化。如于坚说：“中国诗话从来不在概念上去界定好诗是什么，那是不言自明的，诗就在那里。古代的诗歌标准就是诗选，诗歌史也是诗选。所谓‘诗歌标准’——尤其是当它被正式发表、诗歌评奖、诗歌选本、诗歌史、诗歌评论仅仅作为维持话语权力的游标卡尺去利用时——是完全不能信任的。标准是一个科学主义的腐烂名词。论诗如论禅，它几乎完全属于玄学、无法标准化。”（27）最凌厉的拒斥来自武汉“或者”论坛的主持小引，他在洋洋洒洒7000多字《反思与追问》中，责问批评家们热衷制定“权威”标准，其实质是权力之争，而企图为诗套上一个权威标准，几乎就是对诗的阉割。一个诗人在创作中，不会分心考虑那些标准，因为诗从来就不是按需生产的。（28）江西诗人木朵也在《标准的反骨》中扮演不信任角色：标准应是与共识有关的东西，但审美与鉴赏因人而异，达成共识几乎不可能。衡量诗的好坏的标准是在诗的生产过程中同时孕育，还是要从诗的圆周上去找那轻轻触碰的切线呢？我们所谓的“标准”，首先是一种标准的意识微澜（你所见过的河面上圈圈涟漪并非持久的美的法律），然后，是一种在言辞上溜达着的标准形体（我们左思右想的都是“标准”怎样才好在言辞上过得舒服一些）。（29）在几次往返来回的短兵相接中，重庆诗人沙沁干脆宣称：“标准”意味着死亡！河北诗人张祈也十分决绝，“好诗的标准根本就是个虚无的命题”。（30）上述反对者，一方面大声呵斥，断然拒绝标准；另一方面却以自己的“眼光”（其实已内含了某种标准）来审视他人诗作的好坏，这样的言论，难道不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的霸王条款吗？
    三、接受的“理性回归”
    诗内诗外，人前人后，严重的标准分歧，不禁让人想起瓦雷里的一段轶闻。有人问瓦雷里什么是时间，瓦雷里回答说，我无法告知“时间”，我只能看看手表，然后告诉你现在是几点钟。绝大多数诗人都秉持瓦雷里无时间观念而有“具体钟点”的实用法则，以此来缓解标准难题。问题是，现在每个人的诗歌手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刻度，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的个人“时区”，并且把自己的个人时区统统视为绝对的“世界时间”，基本不遵守“时区换算”规则。
    每个诗人都振振有词坚持自己的标准“时区”（具体说辞略），这样众多的指标化，从反面印证了标准的“实存性”。在2014年一次标准研讨会上，周伦佑又有新的提法：标准应分为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相对标准是具体的、可描述的、可模糊量化的、可公度的，每个诗人所写的，都是无形的“遵循”自己的相对标准；绝对标准是无法描述的、形而上的、是自己写作期待中高于相对标准存在的“那一首”，也就是瓦雷里所说的“绝对之诗”。每个相对标准都在努力靠拢那个绝对标准，但都无法抵达，因为“时间的尺度就是上帝的尺度”，就好比尼采所说的“人的本质在人之上”。（31）
    与周伦佑不同，“70后”诗人兼学者一行（王凌云）更乐意把标准分为公共标准与专业标准。公共标准又分为两种。低的标准：诗歌要让人感动（满足人们的道德自恋和情感自恋）或回味（意境主义）。这种标准对诗的要求，仅仅要求其符合人们惯常的情感模式和感受模式。高的标准：诗歌要能安慰人的灵魂，要承担起对时代现实和人性的洞察，同时成为时代良知的声音。而专业标准的实质内容是：以诗歌中呈现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包容力和独特性来判断诗的高下。专业标准维系了一个进行深度诗歌探索和实验的空间，公共标准的存在则使诗歌仍然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重要的是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充满张力的平衡。他最后提出理想化的诗歌标准与机制。的确有那么一点乌托邦色彩，作者的理想国近乎一厢情愿。但再美好的设想都必须在现实实践中具体落实。2014年，由洪子诚、程光炜担纲主编《百年新诗经典》30卷，组成由30位中青年诗评家作为分卷主编的编委会，收录百年来300多位诗人1万多件作品。序言明确规定入选篇目须以“价值·创新·影响”为三大标准。（32）故从文本经典化角度上看，这种宏观的统一大标准还是比较科学、有效，适合较长的历史时段。但是，在面对具体文本定夺上，人们马上言之凿凿列出数十种“指数”，不管是“情真、意藏、象美、言凝”（邹建军），还是简约性、喻示性、含蓄性、空灵性、音乐性（沈奇），都是够格的，不过很可能又会复陷“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的争执循环。在这样两难的接受困境中，哪里是“突围”与“弥合”的出口呢？
    四、厘清接受“误区”
    无需讳言，接受标准的最大质疑与阻力，主要还是来自第一线诗人的本能反抗。原因在于诗人们从来都视创新为生命，睥睨任何标准尺度带来的哪怕些微的束缚。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在文本后面，总有一个隐秘的、匿名的东西潜伏在那里，或虎视眈眈瞪着你，或含情脉脉撩拨你，让你想平静淡定又时起微澜。那么，那个号称标准的尤物故意和你捉迷藏吗？它是由谁赋予的裁决权力？它的可行性、有效性如何？它能否被共同遵守、执行？它是一种悬挂在壁上观的理想“条约”，权作“画饼充饥”？还是根本就不需要，只是一种自我定制的“镣铐”，聊作“设防”？它，是被放大为义不容辞的伦理责任感，还是一厢情愿的话语“霸权”？它有终极与权宜、参照与实用、感性与理性、绝对与相对、虚大与具体、私我与公用的楚汉之分吗？所有这些与标准相关的问题，都一直处于某种“二律背反”的纠结中。
    对此接受的种种矛盾、纠结与误区，笔者试做四点廓清：
    其一，不该机械教条理解“标准”两字，把它等同于物质生产的精确计量。标准与量度、刻度、指数、量化相依，是衡量事物的准则，评判产品的依据。但作为精神产品，只要大体拥有一个基本规约就行。精神产品，谁都知道是无法量化的。我们不至于傻瓜到把它当成一种锱铢必较、严丝合缝的“国标”与ISO认证。标准一词，不过是移植式借用，尽管带有僵硬色彩。我们明白，所谓标准不能以条款形式，形成契约化规定。它一般体现为某种模糊的艺术“公约数”，在集体无意识与个人趣味中保持一种张力式的“较量”就行了。
    柔性地理解标准，绝不是一种机械、刻板的度量衡。全面地理解标准，须认领它有“虚大”的一面，比如传统的、并没过时的“真善美”，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前面我们曾提供的大维度方面的考量：“人性化”“生命化”“深度”“厚度”“重量”“穿透力”“价值性”“有效性”“活力”等等，虽摸不着看不见，仍属于左右风气、指引大方向的“虚在”路标，不可匮缺。除了深置在主体内心与高悬在远方的方向感之外，不能忽略的还有它非常具体的一面，即涉及文本内在物质结构的各种基质、要素、元素，它是决定文本成色的基础。或许更为辨证的做法是，保留大小、虚实两种标准的“交会”性：方向性的大标准和文本性的具体标准。方向性的大标准具有宏观上较大的认可度和覆盖面（如上述“价值·创新·影响”三大指向），在诗歌史、诗歌史论、选本、年鉴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把关作用，具有整体性的、大而化之的好处。而文本性的具体标准比较麻烦，又多又杂，各有侧重，是否可以集中在文本的“基本参数”上（如经验·体验·语言·形式等）加以考量。它对文本的赏析、阐释、评价、判断有一种相对客观恒定的保障，以此克服主观化的“心得意会”所带来的偏颇。
    其二，理清三种相互关联的标准，即生成标准（产品过程），批评标准（产品鉴定）和接受标准（产品消费）。迄今为止之所以仍产生那么大的接受困扰，主要是不少人把三种标准经常混为一谈。仔细推敲，文本生成（创作）、文本完型（鉴定）、文本接受（消费）三种标准还是略有区别的。生成标准通常以创新求异为目标，追求独一无二的原创新意；批评标准是根据文本的成色进行相对客观的鉴定工作；而接受标准则多源于个人兴味的主观感受。（当然有时候，批评标准和接受标准可以“混同”：批评是特殊的接受；接受是广义的批评；接受同时又是批评。）
    生成标准因写作发生的混沌，体现在写作过程中要尽量无视标准、抛弃标准的无形制约，才有益于文本自由自在的创化。然而奇妙的是，生成标准经常以“隐身人”身份，悄悄潜伏在写作过程中，它闪烁着诡谲的余光又透露着诱人的气息，无时不匿迹于文本的罅隙、褶皱、关节、空白。如果你偏重于感性，你可能会不知不觉把所有感性化的标准认知，收编于心灵，弥漫于你血液里；如果你偏重于知性，你可能会较为清晰地把它内化为一把尺度，同意它在潜意识或下意识里游走。
    这不免给写诗者造成严重错觉，以为“生成”可处于无标准中，方是进入写作的最佳状态，并且推及到后面的批评与接受两个环节。其实，批评与接受两个环节涉及到理解、鉴赏、阐释，多具理性期待、接纳，从而能比较清楚感受其“界限”所在，甚而能事先做出某种“预设”或“规定性”。不幸的是，由于多数人混淆了三种标准的细微区分，把诗歌生成标准代替其他两个标准，就容易产生生成过程“惟我独大”与干脆取消标准的偏见。这是新诗接受失序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诗歌标准的考察应该秉持一种相对独立的“一分为三”的视角：在生成（过程追求）、定型（文本客观结构）、接受（主观鉴赏批评）中，安装不同的“眼力”——三种接近却略有区别的“眼力”适应文本生成、文本定型、文本接受的不同阶段。企图用“通吃”的眼光覆盖全过程，不可避免会撞上客观性与主观性共设的接受路障。
    其三，单就接受标准看，主要是理顺标准的层级。客观地说，我们对标准的实践与倡导，从来就不指望标准能一劳永逸地锁定在那里，供所有受众据此来“依样画葫芦”和“按图索骥”。
    反对者总是自诩凭着感觉、直觉就可以搞定一切，固然感觉、直觉是艺术接受心理的第一要件，但在最终的定夺上，很难逃避理性的“推敲”，最简单的无声追问是：凭什么，你做出如此裁决？！这一“问责”，事实上已经表明那个隐形判官，或直逼或委婉地要求你，须面对两个层面做出应答：“达标”与“级差”。所谓达标，是给予诗与非诗（“是”与“不是”）的判断。所谓级差，是辨别诗中的等级梯度。首先我们要明晰是与非——它是诗歌“录取”的最低界限，接着才是晋级资格的台阶。生硬地说，标准要管好两条线——明确的分际线，让“是”与“非”清渭浊泾；然后再进一步涉及好中之好、好中有差的升降线。它同时涉及到接受尺度的宽窄问题：倘若过于宽大，容易原宥探索性失败（尤其是名诗人），把一切实验都视为可全盘照收的干货，造成“泛诗化”的苦果；过于严厉，则容易沦为踽踽独行的“孤家寡人”，专司象牙塔里无人问津的贡品。
    其四，为减少接受分歧，有必要继续维护接受共同体。王毅在这方面是最早的鼓吹者，如置身于诗歌知识共同体内的协商、不知不觉中的相互让步：在已有的作品、正在出现的作品和将要出现的作品之间协商，在诗人、读者之间协商，在诗歌艺术和社会情势之间协商。……它只能是一个时代的艺术时尚、学术兴趣以及社会情势等相互交错的结果。（33）
    在接受共同体内部，允许保留每个人从趣味出发的具有个人倾向性的标准，同时在共同体内培养协商、妥协、争辩、求大同存小异，弥合细微的差异性，以便接近共享的可能。换言之，在共同体的对话交流中，不妨维持成员与家族之间的双重标准，调节照顾双方的“权益”。虽然有绝对的相对主义不时会跳出来骚扰，但相对共识的基础还是可以找到的。目前，在尚未找到更好的“出路”（或许永远找不到？）而争歧重重的境况下，倚重脆弱的接受“共同体”，葆有双重的张力尺度，应该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最后，附带说一说与标准相关的难度。部分同仁认为，难度是检验标准的一个重要砝码，因而把难度与标准拴在一起，共进共退。理由是，目前之所以出现无标准的失序格局，正是无难度流习的结果。我们要问，标准与难度两者有根本的因果联系吗？有些文本生成艰巨，外化繁复，接受起来佶屈聱牙，如此高难度动作就能保证高分值吗？有些文本“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嘛——诗歌灵性的顶级体现），倒是无甚“难度”可言，但最终却站在最高领奖台上。难怪有青年学人议论道：难度只是诗歌表现的“命运”，把这种难度从表现过程中抽离并“提前”到所谓标准的位置上来，将其神秘化、神圣化或玄学化，则是一种外在的刻意强加。对难度的推崇是一种诗学迷信。“正视”难度，最好不把它推崇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诗学标准前提，如朱光潜所指出的，难易不能作为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
    总而言之，在厘清上述几种接受误区中，笔者有意撇开标准的统一性，而另提出标准的视角宜“一分为三”——即把文本的生成、定型、接收三个阶段的标准区分开来，分别对待，有利于克服多年来养成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粗疏；提出接受标准的“交汇”性——方向性的大标准和文本性的具体标准，两者相互映照，达成最佳契合，以此克服虚大与实在的脱节；提出接受共同体内双重“和解”标准——既保留必要的公识度又开放个人趣味，相互争辩，相互对话，尽可能消除公与私的严重对立与各自偏斜，尽量达成共享。这对于标准的“解构”与重识，或许可以扭转一直以来整一性的“美学陷阱”，缓解“二律背反”的矛盾，破解极端化的“圈子”魔障。
    笔者心目中，新诗、现代诗的接受标准、尺度，属于“一条不断后移的地平线”，属于文本客观性与个人主观意会的辨证平衡，属于“特殊知识”在行当内既争辩又妥协的“契约”，属于接受共同体内“无限有界”的“硬通货”。
    注释：
    （1）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上海，新月书店，1931。
    （2）梁宗岱：《论诗》，《诗刊》1931年第2期。
    （3）鲁迅：《致蔡斐君》《致窦隐夫》，《鲁迅书信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4）纪弦：《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古典化》，《现代诗》1961年夏季号（总第35期）。
    （5）覃子豪：《新诗向何处去》，《覃子豪全集》第2卷，台北，覃子豪全集出版委员会，1968。
    （6）李英豪：《论现代诗之张力》，《中国现代诗论选》，台北，大业书店，1969。
    （7）余光中：《大诗人的条件》，《余光中谈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8）洛夫：《诗的探险》，第218、67、51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9）张默：《繁复高雅的风》，《五尘的影子》，第177页，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0。
    （10）萧萧编：《感人的诗•序言》，台北，希代出版社，1984。
    （11）李魁贤：《诗人是天生的在野代言人》，《诗的反抗》，第5页，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2。
    （12）叶维廉：《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叶维廉文集》第1卷，第9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3）罗门：《我两项最基本的创作观——“第三自然”与“现代感”》，《诗眼看世界》，第6页，台北，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89。
    （14）简政珍：《诗的瞬间狂喜》，第31页，台北，台湾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
    （15）孟樊：《当代台湾新诗理论》，第188-197页，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16）萧萧：《台湾新诗美学》，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萧萧：《现代新诗美学》，台北，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17）在现代正统美学尺度之外，不时还会冒出集束的后现代噪音，如“反纯粹性的本文混杂；反深度的事物本原化；反确定性的语符游戏”，既促成开放的接受局面又放逐某些准则。参见赵小琪：《台湾诗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变形》，《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6期。
    （18）2005年金羊网也曾发起“寻找诗歌：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有多家媒体跟进。2012年《中国诗歌流派网》提出“把李白从汉字里挑出来”，发动“好诗榜”“劲诗榜”“中国好诗歌”等评选举措，实际上都触及到标准问题。
    （19）浪行天下：《好诗需要什么标准——网上诗歌论争综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0）何言宏等：《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1）赖彧煌：《在现代经验和美学形式的张力场中——新诗标准的探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2）张大为：《诗歌标准重建：从江湖化到政治化》，《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3）姜涛：《“标准”的争议与新诗内涵的歧义》，《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4）王家新：《无花果养大的诗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5）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第8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26）魏天无：《新诗标准：在创作与阐释之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7）于坚：《为天地立心的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8）小引：《反思与追问》，诗生活论坛，http://bbs.poemlife.com/forum.php，2007.12.23。
    （29）木朵：《标准的反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0）《诗生活》论坛，引自http://bbs.poemlife.com/forum.php，2007.12.23。
    （31）周伦佑在《新诗审美标准研讨会》的发言录音，2014年3月6日。
    （32）参见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百年新诗经典》序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33）王毅：《新诗标准：谁在说话？》，《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