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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之前，他的名字和作品就开始在英语世界传播开来，此后则更加兴旺发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王际真(Chi-Chen Wang)是一位重要人物。 1939年，王际真撰写的《鲁迅年谱》(Lusin: a Chronological Record)是英语世界第一份鲁迅年谱。1941年，王际真翻译的《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则是英语世界最早的鲁迅小说专集。然而遗憾的是，关于王际真译介鲁迅的重大贡献，国内学者至今尚无专文予以讨论，这一局面显然不宜再继续下去了。 王际真1899年生于山东省桓台县，其父王寀廷是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进士。1910年，11岁的王际真进入清华附中学习，毕业后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毕业。1922年王际真赴美国留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念本科，1924—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哥大毕业后，王际真本想回国就业，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滞留在美国靠卖文为生。1928年，由于在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广受好评，王际真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聘请为东方部的正式职员。1929年，王际真节译的《红楼梦》出版后好评如潮，时任哥大东亚研究所主任的富路特(L. C. Goodrich)激赏之余，立即邀请王际真到哥大任教。此后王际真一直在哥大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直到1965年退休。2001年，王际真在纽约去世。 王际真毕生致力于将中国文学介绍给西方。在古代文学中，他最喜欢《红楼梦》(1958年又再次翻译);在现代作家中，他最推崇鲁迅。 1939年1月，王际真编写的《鲁迅年谱》发表在位于纽约的中国学社(China Institute)的通讯(Bulletin)上。王际真说他之所以采用年谱的形式，固然是想让西方读者知道中国的年谱是怎么一回事，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资料的缺乏，而年谱是利用现有材料的最简便可行的方法。当然，在材料缺乏的情况下还要编这个年谱，还是出于王际真对于鲁迅的敬仰，也是他对鲁迅去世的一种纪念。根据王际真自己的交代，他编写年谱利用的材料主要是鲁迅本人的作品和周作人发表在《宇宙风》上的两篇纪念文章：《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1936年11月—12月)。 年谱将鲁迅的一生分为9个时期：青少年时期、南京求学时期、日本时期、辛亥前后、北京前期、北京后期、厦门广州时期、上海时期、最后的日子。在这9个时期之内王际真逐年介绍了鲁迅的活动，并就他的创作和思想作出简短的评论。应当说，这些评论中颇不乏洞见。如在1918年条下介绍过《狂人日记》的主要内容后，接着写道：“这篇小说可能是斯威夫特将人说成是最卑劣顽固的动物之后，对于人类社会最猛烈的攻击。……它对于了解鲁迅的性格是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有人说，一个人攻击人类的弱点越是猛烈，他越是对人类充满信心。也许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重说一遍，因为还是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还是把那些在大庭广众之下满口仁义道德，而私下里无情吞噬自己同胞的人奉为他们的领袖和恩主。鲁迅对于同胞的尖锐批评是出自对他们的爱。” 这确实道出了鲁迅的特色之一，在鲁迅身上，辣手著文章和铁肩担道义两者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除了评论，王际真还在几处介绍了鲁迅作品已有的英文译本，为感兴趣的西方读者提供进一步阅读的线索。比如在1921年条下介绍完《阿Q正传》之后，接着写道：“这篇小说目前已有3个英译本。第一个是梁社乾的译本，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题目是The True Story of Ah Q，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删节的完整的译本。第二个译本是根据敬隐渔的法文译本转译的，收在1931年日晷出版社(Dial Press)出版的《<阿Q正传>和其他现代中国小说》(The Tragedy of Ah Qui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ies)一书中，这个译本没有翻译第一章。第三个译本是我本人的，分3期连载在《今日中国》(China Today)杂志1935年11月号至1936年1月号上。” 《阿Q正传》是王际真翻译的第一篇鲁迅小说，此后他又翻译了多篇，并于1941年结集出版。 王际真编写年谱的时候，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王际真虽然远在美国，但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在编年正文之前的导论中写道：“中国对日宣战的决定虽然是政府做出的，但如果中国还是由阿Q精神主导，那么中国也不能够坚持抵抗这么久。即使阿Q未死，阿Q精神也不再是中国精神的主导。相反的，中国现在由一种新精神主导着，这种精神便是自由与勇气;中国由一种新的信仰主导着，这便是：与其在屈辱中活着，不如在反抗中死去。而鲁迅在这一转变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这里虽然是联系当下借题发挥，但无疑表现了王际真对于祖国的信心和对于鲁迅的敬仰。 在导论的开头，王际真对鲁迅有一段总体的评价，非常精彩，值得全文引用：“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常常被人称为中国的高尔基、或是中国的伏尔泰、或是中国的斯威夫特，这样的称呼不无一定的道理。他和高尔基一样一生都处于革命运动的漩涡中;他像伏尔泰一样不知疲倦地写作，作品中充满了隽永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他和斯威夫特一样痛心疾首于人类的堕落和愚昧，并施之以猛烈的攻击。但是细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类比较只流于表面，只会误导读者，而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鲁迅不同于高尔基，他来自不同的背景，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面对的也是不同的读者。他不同于伏尔泰，他隽永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不仅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而伏尔泰则以攻击别人为乐，有点过于爱出风头。他也不同于斯威夫特，他从来没有政治野心，也从来不会自怨自艾，更不会以统治阶级自居。鲁迅如果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或许他会更像高尔基;如果中国像法国和英国一样独立自由，鲁迅可能会像伏尔泰那样漫不经心或像斯威夫特那样自我中心。中国的国情使鲁迅摆脱了伏尔泰的轻浮和斯威夫特的自私，对于中国的屈辱和中国人的痛苦，鲁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就这一点来讲他更像高尔基——如果我们一定要做比较的话。而就他的社会背景和批判风格来看，他则更接近于伏尔泰和斯威夫特。” 在英语世界里，首先将鲁迅和高尔基、伏尔泰等人进行比较的是斯诺。 这样的比较并非毫无价值，特别是在西方读者还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的时候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人们总是要借助于已经知道的东西去了解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一旦知道以后，显然不宜长期停留在简单比附的阶段，而必须不断深入下去。王际真用心地编写这份《鲁迅年谱》，显然是希望加深西方读者对鲁迅的了解，这样的目标应当说已经达到。 《鲁迅年谱》发表两年后，王际真又于1941年出版了《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这是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最早的专集。该书收入了鲁迅的11篇小说，依次是：《故乡》(My Native Heath)、《肥皂》(The Cake of Soap)、《离婚》(The Divorce)、《在酒楼上》(Reunion in a Restaurant)、《头发的故事》(The Story of Hair)、《风波》(Cloud over Luchen)、《阿Q正传》(Our Story of Ah Q)、《孤独者》(A Hermit at Large)、《伤逝》(Remorse)、《祝福》(The Widow)、《狂人日记》(The Diary of a Madman)。 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甚高当然是王际真首先选取鲁迅作品来译介的原因，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鲁迅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王际真在导言中做了这样的说明：“在鲁迅的这几篇小说中，读者将通过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一位文学家的锐敏和透彻的目光观察中国。这里，读者找不出故作姿态的怜悯(它的骨子里多半是屈尊俯就的傲气)，也看不到作为阿Q主义标记的自我辩解和自卑感，鲁迅并不努力显得高雅，他也不着意于粉饰中国的弱点或者掩盖甚至抹杀她身上的创伤。” 对于西方人来说，了解现代中国固然可以有多种途径，而阅读鲁迅的小说无疑是最为简便易行并且会大有收获的途径。 选集中的这11篇小说的译文都曾以单篇的形式在美国和中国的英文刊物上发表，但在收入本集时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订。我们以《伤逝》为例，这篇译文曾发表在上海的《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第11卷(1940年8—9月)。在《伤逝》中有一段话描写涓生的心理活动，很能代表鲁迅对于爱情和人生的思考： 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天下月刊》上这一段的译文是这样的： Though there were no books that I wanted to read, I did find quiet and a chance to think, and then I realized that I had during the past seven or eight months, overlooked because of love—a blind love—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human existenc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life. One must live in order to embody love. It is not that there is in the world no road to life for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make the struggle and I had not yet forgotten how to flap my wings, though somewhat less effectively than before… 《鲁迅小说选集》中修订为： Though there were no books that I cared to read, I did find the atmosphere quiet and conducive to meditation. As I sat in the reading room and reviewed the past, I realized that during the past seven or eight months I had neglected—because of love, this blind love—other things in life just as important. The first of these is life itself,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embodiment of love and without which love cannot exist. There are still in this world roads to life for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make the struggle, and I had not yet forgotten how to flap my wings, though I had become so much more ineffectual than I used to be. 细读这前后两份译文不难发现，后者显然更加忠实于原文，原文“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在前一段中没有翻译出来，而在后一段中落实为“As I sat in the reading room and reviewed the past”; 前文用“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human existence”来翻译“别的人生的要义”也不够准确，特别是没有翻译出“别的”这层意思，后译用“other things in life”则要好得多。另外用neglect代替原来的overlook也更接近于“全盘疏忽”的原文表达。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王际真对翻译的精益求精。 王际真的译本出版后，其上乘的翻译质量立刻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一篇发表于美国《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上的评论是这样写的：“《阿Q及其他》不仅是鲁迅的，也是王际真的。……王际真是中国文学优秀的传播者和介绍者。他的每一篇作品都译出了原作的精髓，同时又能够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所理解。他的这册鲁迅小说选集虽然部头不大，却填补了中文书架上一个巨大的空隙。” 除了以上的11篇外，王际真还翻译了《端午节》(What’s the Difference?)、《示众》(Peking Street Scene)，稍后收入王际真的另外一部小说译文集《当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194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当代中国小说选》中，除了鲁迅之外，王际真还翻译了张天翼、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 王际真1940年代出版的这两本英译小说选集对此后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志清称赞王际真是“中国现代小说翻译的先驱者”(pioneering translator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并将自己1971年翻译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献给了王际真。事实上正是由于王际真的提携，夏志清才得以于1961年开始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并在王际真退休后接替了这位先驱者的工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王际真对于鲁迅名字的拼写——Lusin，这和当时西文中常见的拼法不同。王际真在《鲁迅年谱》中解释说：“用通行的威妥玛氏(Wade System)拼音，鲁迅名字的正确拼法是Lu Hsün,但鲁迅本人似乎更喜欢Lusin，他在《华盖集》封面上用的就是这个拼法，所以我使用这个拼法，也建议别人使用。” 但王际真这一强调应尊重鲁迅本人译法的建议并没有被别的翻译家采纳，于是Lusin也成为王际真译介鲁迅的一大标志。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美国早期汉学史”(编号：NCET-11-0588)前期成果。 ——原载《新文学史料》2012年3期，176-180 (谢谢作者供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