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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的文学与都市

http://www.newdu.com 2017-12-12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佚名 参加讨论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 在我的书架上,原有的李欧梵著作《铁屋中的呐喊》、《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摩登》外,新近又添置了江苏教育出版社配成系列重印的一批他的书,像《我的哈佛岁月》、《我的音乐往事》、《中西文学的徊想》等。此前的书,其中有几册是他送我的,但我的意思倒不像外交家似的硬要把见过几面的朋友暗示为熟友。知道李欧梵的大名似乎很久了,最迟总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吧。先是听到他在鲁迅研究界发一声喊,震级虽不算强,也足够让内地的我们吃一惊。后来是提倡读米兰·昆德拉。起码在我的印象中,这件事是与他相关的,于是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风行一时,连同书名,连同这书名的句式。再后来,便是毛尖翻译了他的《上海摩登》,有一个长长的副题《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开创了文化史与文学与都市贯通研究的范式,并引起对重绘上海文化地图的争议。
    记得有一次与钱理群在毛尖、王为松家里作客,突然门外进来李玉莹、李欧梵夫妇(仿毛尖夫妇体例排列出场男女先后,免得出问题)。正在看的《活着》也不看了,宾主打成一片,欢谈不已。李欧梵平时谈话和学术演讲,多半是兴致勃勃的,话锋健朗、机智,调皮起来反讽自嘲分不清路数,像个“坏小子”,但句句话都见赤诚。他自述参加鲁迅学术会议的经历,设计好《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一文揭示鲁迅的“阴暗面”(就是鲁迅说过的“鬼气”)、“颓废面”,预备引起批评。后来果然来了反响,他偷偷乐了。这看起来也颇像“坏小子”行为,而他的鲁迅观点倒是十分严肃的。此人就是这样,让你初次见面便会被他吸引。他有魅力,兴趣广泛,艺术修养丰富,没有架子,喜谈闲文。那天不知怎的论起齿序来,李欧梵与钱、我三人竟是同岁。同龄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尽管在教育背景上有隔着海洋的距离,但还是能找出许多共同点来。比如阐释文学“现代性”的时节,面前已横亘了一个巨大的“五四”传统,无法逾越绕行;比如面对纷纭复杂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中西古今间一时不知如何自处。我读李欧梵的书,觉得他的意义是能够启示我们同代人的,有的地方也正合我心。他对“五四”的反思,结论不一定和我相同,但反思的心情、理路、力度和期望值,都足够我参考。他对西方理论烂熟于心,底子厚实,至少他能读原作呀,但他从不搞大的、完整的系统,甚至私心里正想解构这些庞大的各自为政的系统。他不服膺于任何一种理论,同时取任何一种可用的理论而用之:用心理学解释鲁迅,用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解释《补天》,用哈贝马斯解释30年代的上海公共空间,都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他的理论视界,理论观察的出发点,基本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浸染,但他并不跟着任何一种理论走,相信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包打天下。他“恨”洛杉矶(只想念一家中餐馆),喜好古典音乐,看老的好莱坞片子过瘾,著文笔下带了感情,这都叫我们这些同代人觉得亲切。他自称是个中外杂家,他开辟了狐狸式的研究格局。他的学术小品,他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散点式的理论话语,流畅行文中处处含藏锋的写法,真是游刃有余。横跨,或横站,岂不是我们这代人文学者面对世界最聪明的姿态吗?
    我们提起海外学者,一般都称赞他们视野宽阔,以及远观、旁观的“距离效果”。接下来会觉得自己仍占据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基本材料,他们对历史情况总是隔膜的。李欧梵治中国现代文学,治上海文化,粗看似乎也是如此。资料上的毛病挑得出来,比如《上海摩登》将24层的国际饭店和22层的四行储蓄会说成是两幢摩天大厦,实际上是一回事。2001年他送我《狐狸洞呓语》一书,记得是在上海大学开会。会后参观“东方明珠”下面的老上海民俗历史陈列馆。那天与李欧梵前后看着,发现《上海摩登》的作者对许多上海事物并不很熟,便自作聪明由我这半吊子给他充当讲解。当时也留下了海外学者究竟原始资料掌握不够的印象。其实即便是材料,他也有他的优势。他解释上海都市文化,抓住典型事物,什么摩天大楼、百货商店、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电影院、广告、月份牌(月份牌的阐释可谓经典),引用的材料,除了曾朴、曾虚白父子,除了“新感觉派”作家和张若谷,还有施蛰存、徐迟的口述,还有许多当年殖民者的回忆,而且外人作为“他者”看上海的材料绝不在少数,仅“外滩建筑”一节里就有苔斯·约翰逊:《最后一眼:老上海的西洋建筑》、詹·黑伯尔:《上海外滩建筑》、赖德林:《从上海公共租界看中国近代建筑制度》、伊东忠太:《上海都市建筑》这些书的引用,还不计为与上海比较而引述的外国人讨论纽约、印度和南非首都建筑的书。你可以说这些材料我们也是隔膜的。而这种引用便将上海置于了一个世界的“十字架”中(李欧梵喜欢的比喻,指将文学现象作纵向横向的定位观察)。我们双方对上海获得“现代性”的认识自然不同,我就强调晚清以降这是“阴影下的学步”,李欧梵则指出老上海殖民色彩里面的“世界主义”。这是源于李欧梵本人的“世界人”的文化立场。对于他,《申报》副刊“自由谈”的批评空间,令他思索到它能否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而我们只是想到它对当年社会制度的一种颠覆破坏。但李欧梵没有从“公民社会”进一步讲到中国的市民社会,这往往是他的局限。只差一步之遥就要讲到真正的中国问题的时候,他猛然止步了。他是不是为了让更熟知路径的别人走进去呢?
    李欧梵本质上是个散文诗人。他自己说在20世纪的文学和都市“漫游”,写不出抒情诗来。依我看,他写的是散文诗。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散文的——关心食、住、行、娱(我看他对“衣”的感受比我还差,所以给他改动了一个字。虽然他可能熟读张爱玲的《更衣记》)的日常生活,那是一种流连式的观察与自由摄入。他表达起来也是专栏小品、影评乐评、回忆序跋,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来,驳杂。半路里还杀出一部小说《范柳原忏情录》(我得到的“麦田”版是他1998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会上赠我的),这是他钱钟书式的书斋思绪的延长,可用的却是书信体,外加资料补遗、访问记录体。《上海摩登》是他十数年构筑的一本学术大书,但如按内地标准看来,显然还不够“大”。可是他的思考,仿佛是理论的“诗化”。是他夸赞友人所说的一手资料、一手理论、一手批评,三只手的写作。他引人们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领域,靠的是文本、历史与诗相互结合贯通的学术方式。他的反思,他的质疑精神,他对现代、后现代所持的一种保留性、焦虑状、融入型的立场,使他能够天马行空,游走于自己心仪的学术天地间。他是一个都市的“游手好闲者”(本雅明语),一个文学和文化的“漫游者”。他的学术是和快乐、好奇,及他自称的克服各种“失败危机”紧紧相连的。
    其实,有了陈建华、季进和李欧梵的对话(都留下了整本的著作),我的这些支离破碎的感受,纯粹是蛇足。陈建华说李欧梵的学术人生在中西文化之间“始终流露出一种无根的漂泊感”,“一个‘徘徊’的主调却升起,萦回不息”,是对他的确评。似乎也是说他在诗与散文境界之中。茅盾早期有一个短篇小说《诗与散文》,这题目包含了人生的、文学的基本模式,现在还可以增添一个:学术模式。学术、文学的某种“散文化”、“边缘化”几乎是李欧梵自觉追求的现代性质。如果没有了“边缘者”的身份,他就会失语。失了揭示现代文学、现代都市反思话语的可能。如果我们内地的学者都整天忙着购车购房(不是说不能购),忙着几子登科,一心把自己卷入有产阶级、成功人士的中心位置去,那离丧失反思话语能力也就不远了。甘愿作文化边缘人,可算是李欧梵话题可以留给我们的一点余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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