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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读书报报道 在我的书架上，原有的李欧梵著作《铁屋中的呐喊》、《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摩登》外，新近又添置了江苏教育出版社配成系列重印的一批他的书，像《我的哈佛岁月》、《我的音乐往事》、《中西文学的徊想》等。此前的书，其中有几册是他送我的，但我的意思倒不像外交家似的硬要把见过几面的朋友暗示为熟友。知道李欧梵的大名似乎很久了，最迟总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吧。先是听到他在鲁迅研究界发一声喊，震级虽不算强，也足够让内地的我们吃一惊。后来是提倡读米兰·昆德拉。起码在我的印象中，这件事是与他相关的，于是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风行一时，连同书名，连同这书名的句式。再后来，便是毛尖翻译了他的《上海摩登》，有一个长长的副题《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开创了文化史与文学与都市贯通研究的范式，并引起对重绘上海文化地图的争议。 记得有一次与钱理群在毛尖、王为松家里作客，突然门外进来李玉莹、李欧梵夫妇(仿毛尖夫妇体例排列出场男女先后，免得出问题)。正在看的《活着》也不看了，宾主打成一片，欢谈不已。李欧梵平时谈话和学术演讲，多半是兴致勃勃的，话锋健朗、机智，调皮起来反讽自嘲分不清路数，像个“坏小子”，但句句话都见赤诚。他自述参加鲁迅学术会议的经历，设计好《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一文揭示鲁迅的“阴暗面”(就是鲁迅说过的“鬼气”)、“颓废面”，预备引起批评。后来果然来了反响，他偷偷乐了。这看起来也颇像“坏小子”行为，而他的鲁迅观点倒是十分严肃的。此人就是这样，让你初次见面便会被他吸引。他有魅力，兴趣广泛，艺术修养丰富，没有架子，喜谈闲文。那天不知怎的论起齿序来，李欧梵与钱、我三人竟是同岁。同龄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尽管在教育背景上有隔着海洋的距离，但还是能找出许多共同点来。比如阐释文学“现代性”的时节，面前已横亘了一个巨大的“五四”传统，无法逾越绕行;比如面对纷纭复杂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中西古今间一时不知如何自处。我读李欧梵的书，觉得他的意义是能够启示我们同代人的，有的地方也正合我心。他对“五四”的反思，结论不一定和我相同，但反思的心情、理路、力度和期望值，都足够我参考。他对西方理论烂熟于心，底子厚实，至少他能读原作呀，但他从不搞大的、完整的系统，甚至私心里正想解构这些庞大的各自为政的系统。他不服膺于任何一种理论，同时取任何一种可用的理论而用之：用心理学解释鲁迅，用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解释《补天》，用哈贝马斯解释30年代的上海公共空间，都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他的理论视界，理论观察的出发点，基本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浸染，但他并不跟着任何一种理论走，相信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包打天下。他“恨”洛杉矶(只想念一家中餐馆)，喜好古典音乐，看老的好莱坞片子过瘾，著文笔下带了感情，这都叫我们这些同代人觉得亲切。他自称是个中外杂家，他开辟了狐狸式的研究格局。他的学术小品，他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散点式的理论话语，流畅行文中处处含藏锋的写法，真是游刃有余。横跨，或横站，岂不是我们这代人文学者面对世界最聪明的姿态吗? 我们提起海外学者，一般都称赞他们视野宽阔，以及远观、旁观的“距离效果”。接下来会觉得自己仍占据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基本材料，他们对历史情况总是隔膜的。李欧梵治中国现代文学，治上海文化，粗看似乎也是如此。资料上的毛病挑得出来，比如《上海摩登》将24层的国际饭店和22层的四行储蓄会说成是两幢摩天大厦，实际上是一回事。2001年他送我《狐狸洞呓语》一书，记得是在上海大学开会。会后参观“东方明珠”下面的老上海民俗历史陈列馆。那天与李欧梵前后看着，发现《上海摩登》的作者对许多上海事物并不很熟，便自作聪明由我这半吊子给他充当讲解。当时也留下了海外学者究竟原始资料掌握不够的印象。其实即便是材料，他也有他的优势。他解释上海都市文化，抓住典型事物，什么摩天大楼、百货商店、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电影院、广告、月份牌(月份牌的阐释可谓经典)，引用的材料，除了曾朴、曾虚白父子，除了“新感觉派”作家和张若谷，还有施蛰存、徐迟的口述，还有许多当年殖民者的回忆，而且外人作为“他者”看上海的材料绝不在少数，仅“外滩建筑”一节里就有苔斯·约翰逊：《最后一眼：老上海的西洋建筑》、詹·黑伯尔：《上海外滩建筑》、赖德林：《从上海公共租界看中国近代建筑制度》、伊东忠太：《上海都市建筑》这些书的引用，还不计为与上海比较而引述的外国人讨论纽约、印度和南非首都建筑的书。你可以说这些材料我们也是隔膜的。而这种引用便将上海置于了一个世界的“十字架”中(李欧梵喜欢的比喻，指将文学现象作纵向横向的定位观察)。我们双方对上海获得“现代性”的认识自然不同，我就强调晚清以降这是“阴影下的学步”，李欧梵则指出老上海殖民色彩里面的“世界主义”。这是源于李欧梵本人的“世界人”的文化立场。对于他，《申报》副刊“自由谈”的批评空间，令他思索到它能否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而我们只是想到它对当年社会制度的一种颠覆破坏。但李欧梵没有从“公民社会”进一步讲到中国的市民社会，这往往是他的局限。只差一步之遥就要讲到真正的中国问题的时候，他猛然止步了。他是不是为了让更熟知路径的别人走进去呢? 李欧梵本质上是个散文诗人。他自己说在20世纪的文学和都市“漫游”，写不出抒情诗来。依我看，他写的是散文诗。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散文的——关心食、住、行、娱(我看他对“衣”的感受比我还差，所以给他改动了一个字。虽然他可能熟读张爱玲的《更衣记》)的日常生活，那是一种流连式的观察与自由摄入。他表达起来也是专栏小品、影评乐评、回忆序跋，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来，驳杂。半路里还杀出一部小说《范柳原忏情录》(我得到的“麦田”版是他1998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会上赠我的)，这是他钱钟书式的书斋思绪的延长，可用的却是书信体，外加资料补遗、访问记录体。《上海摩登》是他十数年构筑的一本学术大书，但如按内地标准看来，显然还不够“大”。可是他的思考，仿佛是理论的“诗化”。是他夸赞友人所说的一手资料、一手理论、一手批评，三只手的写作。他引人们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领域，靠的是文本、历史与诗相互结合贯通的学术方式。他的反思，他的质疑精神，他对现代、后现代所持的一种保留性、焦虑状、融入型的立场，使他能够天马行空，游走于自己心仪的学术天地间。他是一个都市的“游手好闲者”(本雅明语)，一个文学和文化的“漫游者”。他的学术是和快乐、好奇，及他自称的克服各种“失败危机”紧紧相连的。 其实，有了陈建华、季进和李欧梵的对话(都留下了整本的著作)，我的这些支离破碎的感受，纯粹是蛇足。陈建华说李欧梵的学术人生在中西文化之间“始终流露出一种无根的漂泊感”，“一个‘徘徊’的主调却升起，萦回不息”，是对他的确评。似乎也是说他在诗与散文境界之中。茅盾早期有一个短篇小说《诗与散文》，这题目包含了人生的、文学的基本模式，现在还可以增添一个：学术模式。学术、文学的某种“散文化”、“边缘化”几乎是李欧梵自觉追求的现代性质。如果没有了“边缘者”的身份，他就会失语。失了揭示现代文学、现代都市反思话语的可能。如果我们内地的学者都整天忙着购车购房(不是说不能购)，忙着几子登科，一心把自己卷入有产阶级、成功人士的中心位置去，那离丧失反思话语能力也就不远了。甘愿作文化边缘人，可算是李欧梵话题可以留给我们的一点余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