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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伟贞崛起于七○年代的末期。在彼时政治一片扰攘的时分，她状写痴男怨女的爱欲纠缠， 凄切清厉，引人注目。相对于嘈杂的土地与国族前途论辩，她俨然已在省思另一种政治课题 ——情欲的政治。到了八○年代初，《陪他一段》、《世间女子》、《红颜已老》等作品广受欢迎，不止印证苏伟贞雅俗共赏的写作风格，也尤其凸显她独特的女性情欲观点，已经引起共鸣。 女作家的创作，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她们对爱欲疆界的探勘，更已形成一小传统。郭良蕙的《心锁》碰触叔嫂通奸题材，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建构国家与情欲流放的寓言，算是「前辈」里最重要的示范。而她们所遭受的压力，也不在话下。除此，欧阳子(〈 魔女〉)、李昂(〈花季〉、〈人间世〉)、于梨华(《考验》)等人的作品，也曾使我们大开眼界；更不提那位神秘而永远的张爱玲(《怨女》)。八○年代以来，又一批女作家披挂上阵 。廖辉英、萧飒、袁琼琼、萧丽红，以及(迁居香港的)施叔青，都要从不同角度，见证女性追逐爱欲途上的勇气与挫折。 摆在这样一个谱系中，苏伟贞的作品算不得煽情大胆。事实上，她给我们的印象恰恰相反。就算写最热烈的偷情、最缠绵的相思，苏的笔锋是那样的酷寂幽森，反令人寒意油生。以冷笔写热情，这是作家的独到之处了。文章风骨，各凭天命，强求不得。但我仍以为苏伟贞对形式的经营，来自她对情爱，甚或生活，观点的实践。苏伟贞的角色背景影影绰绰，谈起恋爱的动机也未必明白。事实上，她并不擅描写客观环境的一景一物，仿佛与物质世界无亲。这一点，她与张爱玲那种踵事增华的叙事观大相迳庭。或许正因如此，苏能让她的人物「专心」对付情天欲海里的种种险恶，无怨无悔。情到深处，何庸千言万语；两心相许的极致，是一种付托，也更是一种义气，不劳外人置喙。苏伟贞笔下的男男女女是情场上的行军者。他(她)们厉行沉默的喧哗，锻炼激情的纪律，并以此成就了一种奇特的情爱景观。 我刻意使用军事化的意象，其来有自。苏伟贞自己出身眷村，后入军校(政战学校)，也曾担任军职多年。比起许多一路爱憎怨叹过来的女作家，甦的「女兵」背景毋宁令人更为好奇。诚然作家的出身背景，未必就可附会到她们的创作文章上，但苏的例子似乎不同。就在渲染种种不伦之爱的年月里，她对军职的坚持依然一往情深。袍泽之情、弟兄之爱，她一样写得得心应手，而且频频参赛获奖，乐此不疲。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她折冲在「老百姓」的文艺与军中的文艺间，居然进退有据？她如何调停欲仙欲死的男欢女爱与无欲无我的同胞爱、国家爱？她又如何将国家及军事论述中光亮洁净、简单超越的美学诉求，转嫁到紊乱繁复的情欲论述上？是在这样微妙的对话关系中，苏伟贞演义她的爱情故事。「以爱欲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她看似不染色相的情色观，毕竟透露著某种历史因缘。 ＊ 在数年前的一篇论文里，我曾推介苏伟贞的爱欲小说，并视其为女作家写「鬼话」的重要表征。所谓鬼话，当然不是说苏伟贞装神弄鬼，夸张灵异。她的鬼气，来自对世路人情的冷眼观摩，对爱恨生死的幽幽辩证，还有最重要的，对女性献身(或陷身)及书写情欲的深切反思。死亡、病态、疯狂、失踪、游荡是她故事中角色，尤其是女性，一再串演的主题。她们梦游症般的与情人邂逅或离异；爱恨之间，俱透露著一股「视死如归」的气息。死亡有什么可怕？它根本是这些角色谈恋爱的基本条件。她们可真没有个人样，她们是鬼。 但鬼又是什么？是女性被镇魇住的回忆与欲望？是被摒弃于「理性」门墙之外的禁忌、疯狂，与黑暗的总称？是男性中心社会赋予女性的形象？还是女作家对一己地位的自嘲？做为鬼话的作者，苏伟贞写著写著，「那些纸头全飞了出去，从窗口望出去，像梁山伯坟上的蝴蝶，是梁祝的化身。落到地尘，谁也不懂所写背景，不知道作者是谁。」(〈矮墙〉)这几乎是作者自况了。那些千百年前殉情的幽魂，辗转投胎，游走在世纪末的台湾都会里。她们依然盘桓在礼教防线的边缘上，试探著又一个人间的情欲尺度。苏伟贞鬼气森森的情爱故事可以是极保守而古典的；但即使是最保守而古典的「鬼」故事，也要透露一个社会里不能说、也说不清的禁忌与戒惧。 苏伟贞一鸣惊人的作品〈陪他一段〉，就是个好例子。小说中的费敏「人长得不怎么样」，却另有风情︰她的「明净是许多人学不来的，很少有人能像她一样把事情的各层面看得透彻」。费敏孤独而寡欢，直到遇见了「他」，「一个并不显眼却很乾净的人」。明明知道所钟意的男人另有牵挂，费敏依然决定爱将下去。「在下决心前，去了一趟兰屿，单独去了五天 。」回来之后，她找到了男人，宣布「我陪你玩一段」。 好一句「我陪你玩一段」。在八○年代初不知引来多少嗔怪或惊奇的眼光。这样的表白既像新女性的性爱宣言，又像旧小说中痴情女鬼献身的回声。为了与心爱的人过一段露水姻缘，费敏打的主意正是阳世走他一遭，阴间百死而不悔。但她的对手李眷佟明亮艳丽，哪里是对手；当「太阳出来了，她的心也许已经生锈了」。最后缘尽情了，费敏以自杀完成了恋爱终曲。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费敏为一个脚踏两条船的男人如此付出，未免太不值得。的确，苏伟贞也写道，费敏陷入苦恋，因为「她从来不知道『要』」，而她的男友则是「一个需要很多爱的人」。用当令的豪爽女人「赚赔逻辑」衡量，费敏的爱可真是血本无归。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陪他一段〉广受瞩目，因为真正触动不少(女性)读者的脆弱心事。然而苏伟贞的女鬼角色毕竟不是等闲人物。她们也许孤高单薄，内里却有一股强大欲力，驱使她们追求至爱。究其极，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套句〈流离〉中的话，她们是「阴暗中的发光体」，清冷而光洁；她们其实是最自恋的一种恋人。也因此，费敏是独处五天后才决定「陪他一段」；这一决定看似奉献，却终是一种纡尊降贵的担待。所谓的「赚赔逻辑」对她们另有意义。 费敏爱欲的潜能深邃难测，连她自己也迷惑了。唯有藉著「失去」——情人、身体甚至生命，她反能定义她所「要」的爱是如此多，以及她所「有」的能量是如此大。她从出血的「赔本」中反证她丰饶的欲力。 诚者或要反诘，这样的爱情辩证未免过于「阿Q」。命都不要了，还谈什么欲望的实践？就此，我们可以发掘苏伟贞作品中颓废的一面；想像死亡及疯狂成为一种耽溺。但强调种种床笫关系的豪爽论者仍可细思，爱欲的力量，摧枯拉朽，可以表现于身体官能的满足上，却也可以表现于对官能乃至身体的弃绝否定上。欲望之所以有如此的蛊惑力，正因其永远置身度外，拒绝被理性的话语、行动「合理」化「合法」化。豪爽式赚赔逻辑可能仍受限于男性的爱欲经济学吧？明乎此，苏伟贞对死亡、病、失踪、疯狂的执著描写，固然已不合常情常理，却是对爱欲规范以外的黑暗世界，发出熠熠呼应讯号。 苏伟贞的爱情叙事方法如置诸欧美观点下，并不乏先例。十九世纪的浪漫小说如《咆哮山庄 》、《简爱》等作，想来对她颇有影响。传统中国文学谈情说爱，多半讲究发乎情止乎礼。苟有逾越，不是被打入非奸即盗的窠臼，就是被化做鬼狐精怪的臆想。明末汤显祖的戏剧《 牡丹亭》之所以值得重视，即因作者能把情欲的想像由人本出发，推至极限，因而穿透生死的障碍。《红楼梦》则将类似问题放在神话及哲思、宗教的架构中，予以超拔。但苏伟贞的作品，既不足以展现这样的境界，也看不出传承的痕迹。她倒令人想起像《花月痕》、《玉梨魂》这样的清末民初小说，这是神话崩溃、时间(历史)漫漶的时刻。小说中的角色由相恋到失恋，在在泄漏了她(他)们做为平凡人的缺憾与奢望。《花月痕》中的才子佳人早落难成 二流欢场人物，灰扑扑的，他(她)们却抱定必死的决心，恋将起来，只有死亡才给他们原本 平庸的爱情某一实在向度；而在死的诱惑下，性欲的完成与否已不是最重要的事。《玉梨魂》更以寡妇恋爱的题材，震撼一时。但我们要注意的，不再是早已过时的礼教问题，而是一对恋者清坚决绝、死而后已的恋爱「姿态」。夏志清教授谓两作都表达一种鬼魅也似(Gothic)的氛围，诚是洞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