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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评论》 2004 年第 2 期 残雪的《民工团》在文本最直观的层面，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民工生活的纪录，它与我们当下从新闻报道和现实经验中感受到的生活形态有着相当程度的形似，乍一看简直就是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民工们离开贫困的家乡来到城市，追求一种稍微好一点儿的生活。我们可以用一套非常熟悉的语汇勾勒出的这个故事里展示的生活情景：艰辛繁重的体力劳动、缺乏各项保障、行动不能自由、受尽种种欺辱，从肉体到精神都处在人与非人的临界状态，但是仍然不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怀揣着一线希望努力挣扎。也就是说，《民工团》直接而朴素地进入叙述的方式，将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经验或对现实的构想颇为吻合的开头交给了我们，让我们生出些许期待，期待它与我们的“现实”映照，期待它在“现实”框架下的情节显现，甚至开始预想故事的走向。 但是，真正地进入文本你就会发现，民工生活不过是做过裁缝的残雪顺手拿来的布料，她用这块布料裁剪出的衣衫，已经不能用布料来说明，或者说唯一能说明的是，布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裁剪出什么衣衫来。最初的期待或预想在小说文本的面前实在是一件一相情愿的事情，因为随着小说的展开，你会逐渐意识到，开头的朴素和常态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平台，让你不至于一开始就被吓跑。等你回过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小说的叙述已经将你从“正常”中拉开，一些不可思议、偏离经验、不合逻辑的事情纷至沓来，将你引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于是仿佛在夏日的午后，你隔着窗帘看着街景，一切在阳光下历历在目，清晰无比，接着你在一种催眠的力量作用下进入梦境，刚才眼前的景象被带入梦里，先是成为梦的由头，再就是与梦混为一体。 这种直接以日常经验形态为切入口的方式，实际上更加凸显出残雪将庸常化为神奇的艺术创造的能力，这里的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在表层渐显模糊，而在内里却由作家的想象力划出一条刺人眼目的分界线，它更为强烈地驱动着读者从日常生活的状态迈过这道线，抛开我们习惯已久、形成倚赖的观察方式，重新看取我们的生命存在。从文本来看，“我”被带到所谓“公园”的那一刻开始，超出经验范畴的景象开始缠绕着我们，我们无法从惯常的经验来理解它们，以既有的概念来捕捉它们，以致我们除了将它们视为一场场不可思议的梦境的连缀，没办法将它们看作别的什么东西。于是，对读者来说，阅读民工团里的一个叫瑶叔的人讲述的故事，就成为一场释梦的试验。 在这个梦中，我们会读到关于权力的故事。我们发现在叙述者“我”所经历的每一个转折处，都有权力之手的操纵。从杨工头找他谈话、他被送到公园开始直至他被派到 26 层楼上，一个权力运作的图景便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无论是人——“我”、工头、司机、老杨、灰子，老板娘和她的儿子，还是物——吉普车、“行刑的院子”、烧饼铺、“公园”、床、 26 层楼上的值班室，等等，都成为权力显现自身时信手拿来的道具。我们随着“我”的讲述可以看到，权力的运作依靠告密、离间等阴谋的手段构成无所不在的“不动声色的网捕”，置身其间便“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令”，大至工作机会，小到睡觉的铺位，权力的支配无往而不在。更有意味的是，“我”尽管不愿意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却依然被工友们视为告密者。这实际上显示出权力机制的特性，它像一个既定的程序，你一旦进入，就不由自主地为其引导、被它左右。 在这个机制下，权力的运作不仅显示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更显现为权力连接起来的双方之间的互动，甚至可以说，权力握有者和权力支配的对象构成某种程度的默契。我们看到，杨工头所代表的权力即使“不在场监视”，“我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我”甚至在他不注意的时候，盼着他来注意自己。我们还看到，“我”对稍微异样、稍微改善了一点的待遇都极度的不安，这除了表明他对权力及其阴谋的敏感，在某种意义上，也在表明内心的奴性和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对权力构成的生产性关系。也因此，当权力持有者一方即便是出之以怀柔的策略来代替强制的手段，同样是在强化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种关系深入骨髓，甚至侵入梦境。譬如，满脸堆笑许诺嘉奖的工头刚刚离开，民工言和就感到一闭上眼睛就被工头掐住了脖子。 这当中，权力运作对暴力的嗜好也是异常突出的景观。我们不难发现，“我”的经历从踏入所谓“公园”的那一刻起，便是一个不断见证暴力、参与暴力的过程：灰子泡在污水中的身体，地下室局促空间里的睡觉位置的派定，“行刑的院子”中众人对工头的殴打，老板娘将她的儿子吊在屋梁上，“我”与恶狗的作战，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那些“凶神恶煞”般的语言暴力。“我”在那个被称作“行刑的院子”的大杂院中，尽管是被动的卷入对工头的暴力之中，却也颇感好奇，而且意识到一种“报复”的心理渗透其间。颇为诡异的是，权力的持有者不仅以暴力作为手段，而且其自身存在也对暴力形成依赖，这在杨工头这里便是以一种自虐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大杂院里，他叫唤着让别人（实际上是在白天被他支配的那些民工们）打他，甚至让杀了他。在这里，暴力在指向他人与指向自身之间，扮演了一种平衡的角色，它进一步表明，权力关系的双方也许在内心深处都是脆弱的，只有权力关系本身永远固若金汤。 如此，我们在《民工团》里目睹了一次权力场的恐怖图景，令人震惊和窒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工团》对权力的机制和结构如此这般的揭示，并非指向对强权的申讨、对暴政的控诉，即小说并不是从政治化和社会化的角度展示权力的图谱并由此获得稳妥和正确的道德立场。毋宁说，小说是对权力关系的高度抽象，并以此喻示人的真实处境的一般状况。由此回溯小说的开端，我们便会发现，前面所说的“民工们离开贫困的家乡来到城市，追求一种稍微好一点儿的生活”，在残雪的这篇小说里同样被抽象化了，它被抽象为欲望的法则：欲望是权力的源头，正是欲望启动了权力的机制。 当权力关系够造成了恐怖的风景的时候，也正是欲望经受炼狱般考验的时候。小说中灰子那长在外面的心以一种怪诞的形象象征着欲望的强劲动力，正是这个动力使他百折不挠，使他在别人看来已经无法支撑的身体却显示着兴奋和无比执拗。“我”与恶狗的搏杀之后，腿上留下的伤口一直没有痊愈，伴随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但是，情形没有恶化下去，变化了的是“我”适应能力。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了最不堪的情境中有着欲望的活跃，它在锋刃上舞蹈，在绝境中挣扎，在无边黑暗的墙壁上磨擦出耀眼的火花，它照亮的是卑微的生命，更是强力的精神。 帕斯卡说过：“病弱者乃是虽认识真理却仅以其自身利益所涉及的范围为限的那种人；可是超出此外，他们便放弃了真理。” 真实或真理往往是残酷而公允的，它超乎个人的得失利弊之上，拒绝实用和功利的断章取义。就对真理的态度而言，残雪的小说的形式选择充满了勇气，对道德或者说人道的视角的放弃，这种形式本身的超然状态——它并不偏向于任何利益之中的任何一方，显示出穿越外在的表象、向古老记忆的深处接近和汲取原始的力量之源的努力，提示了一种感知那不可言说的真实或者或真理的途径。 不只是在《民工团》里如此，实际上在残雪所有的小说中都是如此。她的小说看起来一直执著于梦境的表现，但是它并不打算将这梦境本身在语言形式中固定下来，恰恰相反，它需要我们抛弃这些语言形式，竭尽全力地回返梦境之源，这使我们对她的小说的阅读是对象征的体验，而“对象征的体验是我们获得对不可言说的真实的体验，因为正是在象征之中并通过象征，在我们之间实际上产生了对语言界限彼岸的理解” 在当今的文学环境中，残雪的小说方式表现出的朴素而纯粹的坚持，其可贵不言而喻。无论是在精神的层面还是艺术的层面，残雪小说都具有不可模仿性，除非她自己模仿自己。坦率地说，这后一种模仿有时候会在残雪的身上发生，《民工团》就让我想到她近年来的《松明老师》、《长发的梦想》等。这种相似性，也许只是艺术家一段时间里必然经历的某种“心理固置”：一种念头、一种形式强力的占据了作家，使她不将它写尽不足以释怀。但是，另一方面，对热爱残雪的作品的人们来说，对残雪自己来说，无疑值得期待的是，在纯粹之中蕴含更为广阔的精神内容和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 帕斯卡：《思想录》，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62 页。 H· 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北京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6 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