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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年不遇的大雪中，我读完了韩东的这部新作。这场大雪出乎意外，但这部作品早在期待之中。完成《我与你》之后，韩东就向朋友们透露，他要写一部以少年时代生活为素材的小说。在雪天的深夜，看着小城好汉们的故事，仿佛小说的叙述者就在我面前，文字中的那些非常生活化的语言和语气，让人感到一种直接交流的温暖和惬意。而小说中呈现的那些人与事，那种充满幽默感的叙述，令我忍俊不禁，不止一次地哈哈大笑，也不止一次地被某个细节触动，以致神游书外，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 作为书中人物的同龄人，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自然是亲切无比。这当然包括生活的具体面目，但更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我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成人。就我的阅读所及，当代文坛上还没有人像韩东这样用如此朴素本色而又妙趣横生的笔调来表现60后一代人的生存体验。很多琐屑的所谓摆不上桌面的事情，譬如放屁、吐痰、起绰号、撒尿、土话脏话俗语，还有其他极为日常的场景细节，都被韩东毫不避讳地写进了小说，就人物生活的表现来说，它们与国家大事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小说的语言并没有因为写了脏东西而不堪或无聊，相反，语言使这些日常的、粗鄙的、无聊的东西在捕获生活质感的同时，也传递着对待如此生活的态度，切近之至而又超然其上。可以说，韩东的这部小说完全避免了由对语言的苛求而来的生涩与紧张，没有炫耀之意，也没有斧凿之痕，它在返璞归真中达到运斤成风的境界。就像绷紧的身体放松下来，动作也就行云流水般自然而然一样，而且由于放松，幽默感更是无处不在。 显然，这部书是建立于作者个人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但它超越了所谓个体经验的书写。个体经验的书写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一种解放，是从集体话语和集权意识约束下的解放，但当它成为某种时尚，当反叛纳入秩序，当艺术的颠覆颠覆了艺术本身，个体经验的书写在很多时候伴随着艺术标尺的滑落和精神空间的萎缩。韩东的这部《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的超越就在于，它将真诚表达与艺术追求、将个体经验与时代精神、将生存图景的斑斑驳驳与社会运势的流转变迁，熔为一炉，它由此铸成了极富历史感的艺术杰作。就像小说的题目唤醒了“英特迈往”这个词语一样，这部小说也复活了一代人的历史，是一部草野小民的史诗。 史诗总是关于英雄的传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朱红军在某种意义上正担当着“英雄”的角色，他是唯一与叙述者“我”一起贯穿全书的人物。韩东对朱红军可谓情有独钟，这个人物曾以“古杰明”的形神出现在韩东早些年的中篇小说《古杰明传》之中。我们或可以用一些陈词滥调来形容他，譬如鲁莽率直，疾恶如仇，乐善好施，仗义执言，心高气傲，等等，但是，我想，读过这部小说的人，肯定不满足于这种种标签，而更愿意去重温他与电过招、他去刑场看杀人、他为朋友挺身而出摆平县城“狠人”、他夜里静卧雪地“狩猎”、他率战友突袭“敌军”……从军打仗，战死沙场，为民除害，为国捐躯，视死如归，是那个时代的男孩心中普遍的梦想。当这种梦想一次次地无从实现，它便开始在心中沤烂、发酵、变质，最终通往毫无意义的自我毁灭。小说的叙述在朱红军这个人物身上，投映的是对某种人格的着迷而又略带恐惧的心迹，指向一种特别单纯而恒久的品质——不为世事熏染，不为权势动摇，最重要的是，不被时间改变。 小说对朱红军这个人物的表现，采取的笔法近似中国传统的史传，即对人物进行定型处理，这个人生来如此，性格即是命运，命运就是性格。这种笔法的危险自然是人物的脸谱化、刻板化。但是，在《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将主角置于丰富的人物关系和变动的生活场景之中，变换着叙述视角，从而使这个人物“立体”起来，生动而鲜活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大体说来，朱红军处于整个小说中心位置而静止不动，魏东与其相反，构成鲜明的对比。丁小海看起来永远有一张笑脸，但是性格却在命运沉浮起落中呈现出多重的色彩，与朱红军相比，丁小海可谓一种前移的视角。而张早(也就是叙述者“我”)则是一种流动的视角，穿梭往返于以朱红军为中心的人物关系之间，钩取编织了一代人悲欣哀乐于其间的生存图景。 除了少年群体，韩东在小说中用了不少笔墨叙写家长们的故事。“我”父亲、丁小海的父母，朱红军的父亲，画画的李春和任杆子，这些人物都各有自己的故事。“我”父亲对入党的执著追求，与“传友”的快意交往，对打牌的痴迷;李春的巧手画画，别出心裁，为病弱的妻子制作滋补的药粉;任杆子从昔日“我”敬畏无比的画画高手，变成后来泯然众人的平庸之辈;还有朱崇义对他人的乐善好施、清正廉洁。所有这些人物的故事无不生动鲜明，引人入胜。这些故事穿插在少年成长的故事之中，不只是前世今生的交代或者作为背景存在，而是二者交相辉映，互为阐释，共同演绎着命运无常、造化弄人的人间悲喜剧。譬如，在“我”父亲与朱红军之间，你可以分明感受到两个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呼应。 这种气质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英雄”品质，它与时间/历史抗衡，最终毁于时间/历史的阴错阳差。人生的戏剧性就在这一荒诞的处境——历史的剧情安排看起来是那么不可动摇，而其最根本的力量则在于：时间改变一切。因此，决定了朱红军最后命运的“严打”、“从重从快”，决定了“我”父亲和“传友”们命运改变的事件，以及决定了很多人命运的很多事件，它们在特定的时空里发生，也许从某种意义上看足够重大和严肃，但从与个体命运的关联上来看，无不透露着荒诞。 值得注意的事，小说并不是将“荒诞”封存于历史的时空变化，而是让其延展到当下，让“现在”无处不在地渗透在“过去”里。端详一下小说的叙述的姿态，你就会发现，叙述者经常毫不掩饰的将“此刻”的身影投射到“过去”的叙述之中。这十分突出地体现于结构安排。全书从1975年写到2005年，前21节写的是3年里发生的故事，并无明显的时间流动的感觉，各节之间的关联显得松散跳跃，呈现为块状物的连缀，近乎以诗歌的结构方式结撰而成。而后11节则全部用年份直接作为标题，写的是27年里发生的事情，因此传递出时间的急速流动感，它与此前近乎凝滞的时间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这种结构方式，因为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严重不成比例，其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仿佛一个缓缓而行的人突然之间以跑百米速度冲向行程的终点。与此相应，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归宿都在最后这11节里一一交待，他们的命运正是在这种时间急流的冲击之下演绎完毕。 我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80后乃至90后的读者们，读这个作品会有什么感觉。他们是不是会像看一部传奇一样看待《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他们会不会因为所谓“代沟”而困惑于如此这般的经验书写?会不会带着猎奇的心里一窥他们的父辈乃至祖辈的生活?抑或是，他们依然能够感到，某些东西依然没有变化，正在他们的身上复现?这些或许都有可能。但是，我想，这部作品并不是为哪代人而作。它不是为我这代人写的，为了抚慰我们渐已老去的心灵，为了激发我们回忆似水年华;它当然也不是为教育下一代而作，尽管有人也许会拿它来教育下一代，看看他们的父辈乃至祖父辈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说到底，它是为艺术而作，它呼唤敏感的心灵，并对所有敏感的心灵开放。 2008年1月31日于苏州里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