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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白话作为话语系统具有广义的政治性，在它背后存在着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之间在力量与地位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和不平等关系。这种政治性在将白话确定为国语的活动中具体体现出来。本文从国语地位的确立、白话自身的建设、国语的推广使用三个方面分析了白话话语系统中的不平等关系，认为作为国语的白话文并没有真正成为全体国民的语言，各种话语系统之间的争斗一直存在着。 关键词：文言 白话 国语 话语权力 作者简介：李勇，1967年2月生，安徽五河县人，文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ABSTRACT On Politics of The Vernacular Chinese Li Yong Modern vernacular Chinese is a discourse system behind which there are many unequal relations on position and power between relevant social elements. This politics is embodied in the action of establishing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it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establishing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structing of the language system itself and generalizing of this language system. In this point of view, although the vernacular Chinese was constituted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it doesn’t hold all citizens, becaus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s always exists in modern China. 新文化运动是反封建的政治运动，文学革命运动中提倡的白话文有没有政治性?这要看对政治性如何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性不是宣传某种与当时的统治思想不一致或相反的新思想，也不是指为夺取政权所展开的那些活动所具有的那种政治性，而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性：那些与一个事件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之间在力量与地位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和不平等关系。伊格尔顿所说：“政治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 白话文虽然只是一种语言系统，但它背后也有多种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政治性的。 如何来分析这些与白话文运动相关的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国语地位的确立，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有意识地提倡国语方面。二是语言自身建设方面。这种语言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获得这些特点?在这些问题中也会反映出不同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三是国语的使用方面。这涉及到使用者学习和使用国语时所受到的改造问题。 一 国语地位的确立 先从第一个方面看，建立现代国语是文学革命运动的现实目标。为什么要把建立现代国语作为目标?国语，简单地解释就是全体国民共同使用的语言，而不是某个特权阶层专门使用的高级语言(比如文言文)，也不是没有特权的阶层使用的低级语言(比如旧白话)。在传统社会中特权语言高高在上，占统治地位，贬低压制低级语言。语言也成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和标志。文学革命运动明确地以推翻文言文的权威相号召，以建立现代国语为目标，就不仅仅是改变语言工具的问题，而是社会文化的问题，这种语言权力上的平等要求应该是一种政治要求。 从更深的背景看，这种为全体国民所共同拥有的国语之所以有建立的必要，也与社会的变迁相关。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特权阶层所依附的政权被推翻了，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统治人们思想意识的一整套观念也随之受到质疑，几乎所有的问题——不管是关于自然的，社会的还是人生的——都要重新讨论。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含义。这个讨论应该是公共性的，所有人都应该有权力参加。为了保证讨论可以顺利进行，就必须有一种可以供全体国民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国语。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交往频繁的社会，现代人走出传统的农业村落之后，会遇到来自其他方言区的不同背景的人群，他们必然要使用一种公用的语言进行交流。这种语言就应该是国语。因此，国语也就具有了实际的用途。建立国语的主张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语言工具的改革，也不仅仅是语言自身的演变。 那么，什么样的语言可以当此重任?胡适说：“一切方言都是候补的国语，但必须先有两种资格方才能够成正式的国语：第一，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第二，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产生的文学最多。” 这两个条件前者是语音方面，后者是文字方面。胡适根据这两个条件选择了白话作为国语，因为“第一，这种语言是中国通行最广的一种方言，——从东三省到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那一大片疆域内，虽有大同小异的区别，但大致都可算是这种方言通行的区域。东南一角虽有许多种方言，但没有一种通行这样远的。第二，这种从东三省到西南三省，从长城到长江的普通话，在这一千年之中，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学的著作。……这种文学有两层大功用：(一)使口语成为写定的文字;不然，白话决没有代替古文的可能;(二)这种白话文学书通行东南各省，凡口语的白话及不到的地方，文学的白话都可侵入，所以这种方言的领土遂更扩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是一种通行最广最远又曾有一千年的文学的方言。因为他有这两种资格，故大家久已公认他作中国国语的唯一候选人，故全国人此时都公认他为中国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的用语，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 胡适所说的白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语言系统。一旦把这种方言确立为国语，它将获得一个强势地位，从而压制其他的方言。我们承认胡适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选择所造成了语言的不平等关系却也是事实。 先从口语方面看，把从东三省到西南三省，从长城到长江广大地区的方言归为一种，其实已经形成了对许多差异的掩盖。如果单从语音上来分析，这些地方的千差万别的方言可能有比较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方言不仅是发音系统，每一种方言都是那个地方的社会文化的载体，那些特殊的语气，特殊的词汇，特殊的句子都有特定的含义，这也正是方言的乡土亲和力之所在，是方言的灵魂。如果忽略了这些特殊性，而只看到相似性，就必然会对各地方言所表达的乡土经验形成压抑。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方言所表达的经验才是他生活经验的最真切的部分。对方言特殊性的忽略，将会把这些最真切的经验压抑到潜意识之中，无法通过国语的屏障，他们的真实感受难以表达。这种流传广泛的方言其实已经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方言，因为它是官方用语，即官话。这说明这种语言是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才得以广泛流传的。在官话/方言的关系中也包含着官方/民间的不平等关系。另外，这种语音的压抑也会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出来。林纾在反对白话文学时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为教授矣。” 林纾所担心的现象不一定会出现，但他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国语推广以后，“都下”之人比“闽广”之人在语言方面更有优势是明显的事实。 从书面语方面看，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学流传最广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它流传如此广泛的原因却正是由于白话口语作为官话得到了推广，因此，白话文学的流传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现象，而是得到了政治权力的支持。当这种白话文学流传开来之后，又形成了一种强势地位，得到了不同方言的广大地区人群的认同。这种强势地位的文学对各地方的方言文学形成了压制，人们只认同白话文学而不认同方言文学，尤其是其他方言的方言文学。比如广东有粤语文学传统，可是吴趼人却写白话(官话)作品。胡适认为这说明白话文学流传何等广泛，我们认为其实也可以说明白话文学对方言文学的压制。更明显的例子是《海上花列传》这部人物对话用苏州话的小说的遭遇。胡适曾认为它的艺术价值可以直追《红楼梦》和《金瓶梅》，可是这部小说却一直得不到大多数读者的赏识，不能不说与读者们只认同白话(官话)文学有关。这种方言文学的独特的价值是白话(官话)文学难以达到的，即使张爱玲这样的小说家用白话(官话)翻译《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也无法与原作相比。可是，在白话文学处于强势的时候，方言文学难以逃脱这种被压制的命运。有趣的是胡适在反对文言文的时候曾提倡过方言文学，因为方言文学也是白话文学，但是到了建立国语的时候就把方言文学放在一边了。把白话(官话)文学作为国语的基础，实际是延续了官话/方言的不平等关系，方言仍然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方言文学的价值仍然被忽视。 因此，在建立国语的活动中，方言仍然处于被压制的边缘地位。方言文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得不到应有的承认，更难以推广发展。建立国语的活动并不仅仅是为全体国民提供一种实用的工具，而是在赋予一种语言特别的权威。 那么，国语的建设者们如何建立这种权威呢? 二 白话文系统的建设 胡适在说明自己的白话文学主张时曾提出过十分诱人的设想：“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种“文言合一”的设想表面上看当然会带来话语权力的解放，但是实际上这种权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的。国语的建设者们选择白话作为国语的基础，什么是白话?胡适自己解释说：“(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这种时常夹杂文言文字眼的白话不是“引车卖浆”者所说的俗话，应该是有教养的受过教育的人说的白话。罗家伦更明确地说：“须知‘引车卖浆’的有说白，‘文人学士’也有说白。‘引车卖浆’者的说白可以入文学，‘文人学士’的说白也何尝不可以入文学。只看文学家用的时候，各得其当好了。” 在文学家还是以文人学士为主的时代，这里所说的两种说白也就不可能平等。“引车卖浆”者的说白只是在描写这些人物时为了使人物更真实更生动才作为人物的语言被引入文学，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的时候，在体现作者叙述技巧和结构安排的匠心的时候，作者使用的则是“文人学士”的说白。“引车卖浆”者的说白只是一种道具而已。 这种文人学士的白话当然也不是真能“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也许文人学士们能出口成章，但这种本领也是靠读书练出来的，引车卖浆者很难做到。所以，当林纾说“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时，蔡元培先生立即赞同，并表示“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 蔡先生的这个看法可能有些人未必同意，但是当时很多白话文的倡导者都不反对白话文应该吸收文言文的因素。刘半农甚至认为“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因为“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但就平时译述之经验言之，往往同一语句，用文言则一语即明，用白话则二三句犹不能了解，是白话不如文言也，然亦有同是一句，用文言竭力做之，终觉其呆板无趣，一改白话，即有神情流露，‘呼之欲出’之妙，则又文言不如白话也。”所以，为了语言的发展，“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接近，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据，……白话自有其缜密高雅处……但能破除轻视白话之谬见，即以前此研究文言之工夫研究白话，虽成效之迟速不可期，而吾辈意想中之白话新文学恐尚非施曹所能梦见。” 刘半农意想中的白话是可以和文言文争高低的白话，这种白话的理想境界也是“缜密高雅”，这是要提炼口语并吸收文言文的因素才能实现的。这样的白话那些引车卖浆者又如何能参与建立?他们能学会使用已经很不容易了。当然，口语仍然是这种白话的一个来源，但是它到底占了多大的比例?胡适说：“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的白话。” 可见口语(今日的白话)只是一种补充，如果“今日的白话”还是指文人学士的白话，那么引车卖浆者的白话就应该是补充的补充了，其边缘地位可想而知。 但是，即使是文人学士的白话，也并不都能成为国语，成为白话文学的提倡者理想中的语言。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明确说：“白话也未尝不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那便是虽用白话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 什么样的白话文学才是平民文学呢?“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 这种平民文学明显是属于文人学士的，而不是属于“田夫野老”或“引车卖浆”者的。雕琢的白话文学应该反对，“田夫野老”的水平低，也不应该去迁就，白话文学的建设者们所致力建设的是他们自己的白话文学，自己的白话。尽管周作人说“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但实际上这种平民文学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仍然是高高在上的。“我们”这些创造者是研究者，而“他们”那些读者则是被研究的对象。因此，周作人理想中的白话除了是白话之外，还有另一个条件，就是要研究平民生活，要表现人类的思想趣味，但不必要每个人都能理解。他对当时的白话作品都不满意，认为“在近时著作中，举不出什么东西，还只是希望将来的努力能翻译或造作出几种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作品。” 这种理想的白话文是什么样的?傅斯年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逻辑’的白话文。就是具‘逻辑’的条理，有‘逻辑’的次序，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二)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三)美术的白话文。就是运用匠心作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 这样的白话文当然是引车卖浆者无法创造出来的，因为要做出这样的白话文，方法“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这种主张有点极端，不一定每一个提倡白话文的人都赞成，但是白话文的写作者却在不自觉地实践着这种主张，傅斯年把《新青年》中的文章当成运用西洋文款式的范例，更多的人在无奈的情况下使用过其他的修词方法。因此，欧化至少是白话文的一个特点。但仅此一点就足以把它与一般民众的距离拉开，形成它的强势地位。那些引车卖浆者要想学会这种语言都不容易，更谈不上参与创造了。 胡适在总结白话文建设的过程时说：“《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的北京话固然是好白话，《儒林外史》和《老残游记》的中部官话也是好白话。甚至于《海上花列传》的用官话叙述，用苏州话对白，我们也承认是很好的白话文学。甚至于欧化的白话，只要有艺术的经营，我们也承认是正当的白话文学。这二十年的白话文学运动的进展，把国语变丰富了，变新鲜了，扩大了，加浓了，更深刻了。……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 他还忘了说对文言文的吸收利用。这种白话文是在各种因素融合之后形成的，也是在融合之后被确立为国语的。这种白话文具有一种权威，可以吸收其他因素，但同时也在改造各地的方言。它是独立于各种方言之外的一种语言，一种有权对各种方言进行吸收利用改造的语言。 三 国语的推广 如果这种具有权威的语言在其建立的过程中已经暴露出了不平等关系，那么在推行使用的过程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傅斯年明确指出：“我们在这里制造白话文，同时负了长进国语的责任，更负了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责任。” 可见语言建设并不仅仅是语言交流工具的更新活动，而是另有目的的。思想改造的活动就是一种政治活动。这首先涉及到谁改造谁的问题，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就处于不平等地位。傅斯年说：“文学家对于语言有主宰力量，文学家能变化语言，文学家变化语言的方法，就是造前人所未造的句调，发前人所未发的词法，造的好了，大家不由的从他，就自然而然的把语言修正。” 这些文学家就是白话文的创造者，也是国语的创造者。他们以设计者和生产者的身份为消费者提供决定其思想的语言工具。这些文学家是如何借语言来改造人们的思想的? 首先，从白话文的推行活动看，对那些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少年(这些人是改造的主要对象)来说，白话文的提倡者成功地利用了国家的教育体制。从1921年开始，由教育部下令中学和小学的国文教材改为国语(白话)。几年之后，从小学到大学，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白话文借助行政力量大获全胜。全国各个不同方言地区的青少年学生都接受了不同于自己方言的国语教育。学生作为被教育者在强大的教育体制面前只能接受白话文的改造。他们的方言也随之变成不规范、不标准的土语了。对那些已经习惯了文言文的人，白话文的倡导者进行了劝说和批判。一些愿意接受白话文的人，经历了艰苦的改造过程，不少人先写出文言文再翻译改写成白话文，但仍然难以摆脱文言文的腔调。胡适指责这些习惯用文言文的人说：“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陈独秀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则更是严词痛斥：“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更巧妙地为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设下了一个圈套，他在劝人们多写白话文时说：“不但我们提倡白话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我也奉劝他们用白话来做文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若不能做白话文字，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 这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在此被置于两难境地：如果他们不能做白话文字，那就被认为不配反对白话文学;如果他们已经会做白话文字，那么就不必反对白话文了;如果他们做得不好，还会被骂为中古文的毒太深，更应该赶紧用白话来医治。总之，无论如何，都是这些反对者不对。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反对者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其次，从实际的改造过程看，推行使用白话文如何可以改造人们的思想?胡适说：“……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正是因为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白话文的推广使用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改造活动。这倒不是说白话文通俗易懂，容易为一般民众理解接受，而是说白话文本身就包含有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思维模式。傅斯年明确地说：“我们又晓得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依靠思想，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邃深密的语言。” 所以，他不赞同章行严的保守观点，但很欣赏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就是能学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的剥进，一层一层的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决不是一个主词，一个谓词，结连上很少的‘用言’，能够圆满传达的。” 因此，白话文要传达新思想，就不可能只传达内容而不传达形式，这些形式就存在于白话文的词法、句法、章法和修辞技巧之中。学习使用白话文，也就是在进行思想训练和改造。 如何进行这种训练?傅斯年提出了四点建议：“(一)读西洋文学时，在领会思想情感以外，应当时时刻刻，留心他的达词法(Expression)，想法把他运用到中文上。常存这样心理，自然会使用西洋修词学的手段。(二)练习作文时，不必自己出题，自己造词。最好是挑选若干有价值的西洋文章，用直译的笔法去译他;径自用他的字调，句调，务必使他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这样练习久了，便能自己做出好文章。这种办法，不特可以练习作文，并且可以练习思想力和想象力的确切。(三)自己作文章时。径自用我们读西文所得，翻译所得的手段。心里不要忘欧化文学的主义。务必使我们做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四)这样办法，自然有失败的时节，弄成四不像的白话。但是万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一条的失败，丢了我们这欧化文学主义。总要想尽方法，融化西文词调作为我用。” 这样的训练也许是有效的，但是白话文在这里与文言文甚至八股文还有多大区别?不要说引车卖浆者在这样的训练中只能是语言的奴隶，就是大部分文人学士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白话文与胡适当年“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设想也相去甚远了。白话文的提倡者当初是希望摆脱文言文的束缚获得解放的，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想到，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新的权威、新的压迫、新的统治已不知不觉地形成了。 这种被文学革命运动的参与者作为神圣的理想的白话文在现实中没有真正成为全体国民的语言。语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有三个文学史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一是以传统文学为基础的通俗文学在大众读者中的广泛流行。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更接近于传统白话而与新白话或国语不同;二是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中，明确提出了反对这种欧化白话，把它称为新文言，它只属于少数知识分子，不属于大众。这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这种语言的权威地位;三是四十年代在解放区工农兵创作的兴起，尤其是以赵树理作品为代表的以农民语言为基础的白话文学获得成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新的话语类型。这可以看成是挑战国语的权威地位的实践，也证实了文学革命中所建立起来的白话(国语)话语系统之外，另类白话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另类的白话的兴起的背后，又是一种社会力量在凝聚、壮大。到了五六十年代这种国语完全被取代，此时已经是“红旗歌谣”和《艳阳天》《金光大道》的天下了。这个时候，胡适所设想的不分“我们”“他们”的语言倒真的成了现实，不过，这次是“我们”被“他们”改造了。 注 ------------------------------------------------------------------- [英]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胡适《国语与国语文法》，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28页。 同上。第228-229页。 同上。第229页。 林纾《致蔡元培书》，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03页。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79-80页。 胡适《答钱玄同》，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86页。 罗家伦《驳胡先肃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71页。 林纾《致蔡元培书》，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03页。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08页。 刘半农《我的文学改良观》，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68-69页。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83-84页。 周作人《平民文学》，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10页。 同上。第211-212页。 同上。第212-213页。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25页。 同上。第223页。傅斯年在强调学习西方语言的同时也强调要留心口语，在欧化的同时，也要口语化。但是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口语也分文人学士的口语和引车卖浆者的口语，后者处于劣势地位。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5页。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24页。 同上。第227页。 胡适《文学改良诌议》，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32页。 陈独秀《答胡适之》，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6页。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88页。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7页。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第 224页。 同上。 同上。第226-22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