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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对立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是水火不融的。在对象方面，文学研究以高雅的经典作品为主要对象，而在文化研究中通俗文学与高雅经典都是文化文本，没有高低之分;在目标方面，文学研究者坚持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或文学性等所谓内在特性进行研究，而文化研究者则针锋相对地把文学当成文化文本来研究它所表征的文化意义;在研究途径方面，文学研究者坚持以诗学/语言学方法研究文学文本自身的诗性特征，而文化研究者则以社会学/政治学视角关注文学文本得以出现于其中的媒体的状况或文学文本存在的语境及其对文本意义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对立还可以列出许多。总之，文学研究者坚信文学有自己的范围或边界，但文化研究者却致力于打破这些边界。但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针锋相对的论争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却随着课题的具体化就变得难以成立了。表面看来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在具体个案的研究中找到了解答的可能。渗透与融合比对立更令人信服。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就是融合的典型，为解决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对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南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属于文学史领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描述并分析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也许正是由于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我们看到韩南对待通俗文学没有丝毫偏见。相反，他对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做了精深的研究。不仅《风月梦》这样的烟粉小说成为他的研究对象，而且像陈蝶仙(天虚我生)这样的现代通俗作家韩南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在文学史上给予崇高地位。应该说在文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方面，韩南明显地打破了传统的把文学作为精英的高雅活动的观念，而更趋向于兼容雅俗的文化研究的文学观。但是，韩南的研究又不同于一般的通俗文学研究那样只挖掘通俗作家作品，或像文化研究那样直接将通俗文学作为文化文本去解读其中的文化政治内涵。韩南在研究通俗文学时将它们放在与精英文学平等的文学平台上，考察通俗文学中的“文学”意义。换言之，韩南对通俗文学中的文学性因素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他关心的是后来的新文学中广为人知的那些文学技巧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比如第一人称叙事在吴趼人的小说中的展现)。韩南在被人们普遍忽视的通俗文学中找到了这些新文学因素的起源。因此，韩南的研究既不全是现今广泛流行的文化研究，也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而是一种更具有开放性的文学研究。 这种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对通俗文学的宽容态度上，而且表现在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上。文学研究中的审美评价指向与文本分析指向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排斥或忽视的倾向，这导致文学研究的自足性——满足于分析文学的形式特征与审美特征。韩南在分析中国近代小说时打破了这种自足的分析方法，他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义有着深切关注。比如他在分析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石头记》、《上海游骖录》这三部小说时说：“将他的三部小说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广大的主题，即努力尝试自觉地用小说形式反映他看到的文化危机。” 这些危机即包括官场的腐败，也包括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以及革命者的缺点等等。《新石头记》甚至还表达了吴趼人对未来世界的乌托邦幻想——一个超越于西方文明，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文明世界。这种对小说的文化意义的分析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将韩南的研究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因为文化研究的立场就是关注文化现实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特别是各种社会危机与不平等关系。文化研究对文学的基本态度就是将文学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考察文学所表达出来的社会文化问题。但是，韩南对中国近代小说文化意义的关注又不是将文学问题置换成文化问题。韩南的研究是以对中国近代小说的文学特性的分析为中心的。仍以他对吴趼人的小说来研究为例，他首先讨论的是叙事者身份以及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才展开对社会文化的分析。他明确地解释了自己的这种研究思路：“笔者的目的在于考察这些小说中的叙事者或意识中心，并提示它们是怎样为吴趼人的社会批判的特殊目的服务的……一个天真的主人公不得不从这世界以各种方式获得教训，在这个获得教训的进程中，很多讽刺的信息，就可以很自然地传达给读者。” 这种以文学特性分析为基础的研究使韩南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保持平衡，不至于完全偏向文化研究，更不会使文学研究完全变成文化批评。 韩南对中国近代小说文化意义的分析也不同于文学社会学研究中把作品的题材当成社会现实事件来分析的简单反映论。这种简单反映论表面上把文学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似乎是很开放的，文学可以反映一切社会生活，好像也就可以讨论任何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但是这种反映论的基本前提是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是对应关系，甚至是同等关系，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在直接研究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在研究文学。它所分析的也是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不是分析文学传达的意义。韩南研究中国近代小说文化意义的基本前提是把文学作品作为语言实体，是语言组织构成的文本。这个文本所传达的文化意义，不仅取决于文本结构(如上文所说的叙事者所组织起来的文本)，还取决于文本所处的传媒载体的特点。因此，韩南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近代传媒的研究。不仅文学杂志如《月月小说》、《新小说》等在他的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而且像《申报》这样的新闻报纸也进入他讨论的范围。这种讨论使他发现了晚清小说与新闻相互融合的特点，而且在研究小说产生社会意义的文化机制时对发表小说的媒体的影响也进行了分析。比如在考证第一部汉译小说《昕夕闲谈》时，韩南就特别关注刊载这部小说的杂志《瀛寰琐记》。可能是在《申报》的社长欧内斯特•美查的直接参与下，这份隶属于《申报》的文学杂志具有国际视野，并且把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作为明确目标。这个特点可能是利顿的《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这部描写了英国社会生活的小说被翻译成《昕夕闲谈》介绍到中国的原因之一。韩南还注意到，这部小说以连载的方式发表，这种还不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熟悉传播方式大大减弱了小说的影响力。 韩南对媒体的关注也是以文学研究基础的，是文学研究的适当拓展，而没有脱离文学去研究媒体。因此，他对于媒体的分析只是文学文本分析的一个背景，他的结论则是从对《昕夕闲谈》和《夜与昼》的文本对比得出的。这种对比包括字句的删改，情节的变动，以及结构的调整等多个方面。正是这些文本方面的因素对作品的社会意义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作用。读者所读的毕竟是小说文本。当然，这些变动也与小说在杂志上连载不无关系，小说中原有的题词被改成了章回小说的回目，而且每一回的结尾也加上了悬念，韩南说这是“为了连载要求和篇幅限制。” 可见，文学的特性与媒体有直接的联系，它已经在文本上留下了烙印，内化为文本的特征。这些特征，如果不放在媒体语境中是难以察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将文化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对于丰富文学研究方法，推动文学研究向更全面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是有利的。韩南把文学文本放回到媒体之中就是打破文学研究自足性的成功探索。 对文本历史性的还原并不仅仅在分析文本时有用。在文化研究中回到历史语境的目的在于理解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感受。被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文本，不仅仅具有字面意义，而且传达出考古意义，即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气息，也就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情感结构(feeling structure)。因此，文化研究中对文本的解读不停留在语义层面，而更多地关注语境。韩南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地文化研究的这些理论观念，但他的研究在把握历史文化脉搏方面与文化研究十分接近。比如他对陈蝶仙的自传式言情小说的分析，通过考证作者的爱情生活，将其与小说情节相对照，勾画出了20世纪初中国人的内心的微妙变动。可以说他准确地把握到了那个时代中国都市中年轻人的“情感结构”。韩南分析陈蝶仙的自传性作品《黄金崇》时说：“《黄金崇》所代表的，特别是爱情和情感方面，是一种犹豫不决的、混乱的、令人痛苦的、绝望的、狂喜的和屈辱的文学。……在《黄金崇》里，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正在迅速变幻的时代里，成长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大家庭的青年身上的压力和紧张。……小说揭示了一个敏感、才华横溢、娇惯而沮丧的男孩，努力将自己的爱情与当时的社会规范相互相互妥协调和，却极少成功的过程。” 情感结构并非仅指爱情方面，而是各种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在自传性作品中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韩南先生很敏锐地通过陈蝶仙的自传性作品来把握陈蝶仙这个作家的现实心理感受，又由此而把握住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在分析虚构性作品时，区分艺术性心理体验与现实心理体验(情感结构)是必要的，但在自传式作品中，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韩南先生通过对作者——叙事者身份的分析，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了伪装的部分与真实的部分。文学文本所传达出来的心理感受也就自然而然也变成文化研究所关心的情感结构——特定时代的人的内心生活。在此，韩南再次显示了他的融合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独特方法。文学文本的对比、辨析、考证是研究的基础，作者生平的研究是融合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点，把握作者及其时代人们的情感结构则成为他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韩南先生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是很“正统”的文学史研究。除了叙事学的理论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使用什么理论。李欧梵先生说韩南先生对西方文学理论十分精通，却深藏不露 。韩南已经把理论都溶入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中了。从他的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点启示。首先，文学研究中从来都不是只有审美研究或文本分析的方法，历史研究(包括考证)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开放性、多元性是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不能因为某种方法一时占主导地位就以为只有这种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文学研究应该保持开放性、多元性。其次，文化研究尽管在把文学带出传统的文学研究(特点是审美研究)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意义空间，但并非只有把文学研究政治化才是文化研究的正宗，相反，文化研究在处理文学问题时可能存在过度阐释。在文化研究视野中讨论文学的特性及其意义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互相支持，互相融合的。融合的基础是回到文学史的现场，从文学史事件的基本材料中探寻文化意义。 ———————————————————————————— 本文注释：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193页。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李欧梵：《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见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