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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溯“文革”对“五四”的叙述与阐释时，我们自然要提到“文革”对鲁迅的“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及并且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今天再说鲁迅，似乎有些凑热闹。在这里我想简略叙述一下鲁迅是如何“介入”“文革”的，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事。 “文革”初始和“文革”后期是“研究”鲁迅最为活跃的阶段。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编辑、出版鲁迅著作的一些情况。1967年红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看今朝》编辑部编辑出版《鲁迅手册》，1967年10月江西省文艺界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文艺战线》编辑部编辑《鲁迅先生言论辑录》，1967年10月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交流站编辑《鲁迅言论辑录》，1967年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鲁迅语录》，1967年10月开封“八二四”《造反有理报》编辑部编印《鲁迅精神》，1967年10月武汉毛泽东思想中学红教工、毛泽东思想红艺军合编《鲁迅言论辑录》，1967年10月西北大学中文系“战地黄花兵团”、西安《文艺战线》编辑部合编《鲁迅语录》，1967年10月中南民族学院钢二司宣传部、三司革联《鏖战急》编辑部合编《鲁迅语录》，1967年10月南京大学《红卫兵》编辑部编印《鲁迅言论摘录》，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呐喊》、《彷徨》等单行本并出版《鲁迅全集》，1973年11月北京图书馆编印《鲁迅反对尊孔复古言论选辑》，1974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1974年不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批孔反儒之类的文选，197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等等。鲁迅是怎样被扭曲的，可以从他的著作编辑出版的情况看出。 当然，鲁迅在“文革”中的“出场”有过很长时间的铺垫，这个过程构成了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关系。1966年10月31日，七万多人在北京集会，隆重纪念鲁迅。新华社新闻稿称：“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工农兵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共七万多文化革命大军，今天下午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到会革命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以鲁迅为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大无畏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横眉冷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横眉冷对以苏共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横眉冷对各国反动派，俯首甘为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牛，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鲁迅精神被概括为“大无畏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成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力。这一概括，抽去了鲁迅精神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鲁迅成为“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鲁迅之成为“文革”的工具由此开始。 在大会上，姚文元等五人作了发言。姚文元在长篇讲话中说：“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的灵魂，它的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抛弃鲁迅的革命精神，就是抛弃了鲁迅的灵魂，也就是抛弃了整个鲁迅。纪念鲁迅，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大发扬这种大无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锻炼出一身无产阶级的钢筋铁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同那些反华大合唱中乱跳乱叫的啦啦队、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同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到底。”在对鲁迅精神作了如此解释之后，姚文元突出了《纪要》的“深远历史意义”：“今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在这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座谈会的《纪要》中，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许多重大问题，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三十年代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揭露、批判了周扬篡改历史、打击鲁迅的阴谋，揭露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这是一场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姚文元的这篇讲话是“文革”时期鲁迅研究的“导言”。 在大会上许广平作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假设让许多人颇费思量。许广平先生假设的答案是：“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许先生说：“今天，在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召开这样的大会，隆重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使我感到无比激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公开宣告自己能作为毛主席的一个同志，是很大的光荣。当时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关于鲁迅与党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许先生在文章中说：“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他自己的革命活动，叫做听取‘将令’的行动，把自己的革命文学叫做‘遵命文学’。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他自己的全副精力放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作上。”许广平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没有作过考证，也无从知道这一发言是否出自许广平之手;我无法了解和揣测许广平先生当年真实的心境，但由这篇发言可以多少感受到鲁迅在“文革”中的独特地位带给她的尴尬处境。她应当是了解鲁迅的，但她又是那样依据“文革”主流意识形态来解读鲁迅，我不知道她这样做时是否痛苦，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感觉。在她逝世后，聂元梓和周海婴都曾撰文纪念她。聂元梓在《悼念许广平同志，学习她的革命精神》中说：“许广平同志以鲁迅为榜样，努力做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她是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忠诚的。”根据聂元梓的叙述，在“文革”中，许广平先生不止一次“激动”地对别人说：“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对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一切牛鬼蛇神，她是深恶痛绝，万分憎恨的。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她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彻底摧毁刘邓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拿起笔做刀枪，参加批判大会，写批判文章，口诛笔伐，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一伙的滔天罪行。”聂元梓在文章中还提到了许先生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许广平先生“病重住院以后，她仍未停止战斗。她在医院里，写出了《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等战斗文章，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走狗周扬之流，包庇汉奸、重用叛徒、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反革命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出院不久，她又应新北大《文化批判》的要求，着手撰写另一篇文章，揭露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利用叛徒瞿秋白贬低鲁迅攻击毛主席的罪行。身体愈来愈不支了，她仍然坚持战斗。她对人说：‘我有病，不能去机关工作，但我不能停止战斗，我要把自己仅有的这点力量贡献给文化大革命。’就在逝世前的一个多星期，她完成了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章向一些同志征求意见，准备再一次修改，不料，文章还未发表，她就与世长辞了。”(14)据此来评价“文革”中的许先生当然是不周全的。但聂元梓的这篇文章至少表明许广平先生在“文革”中被扭曲和被利用。周海婴在纪念他妈妈的文章中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妈妈，你更以全副精力投入了战斗。你反复学习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亲自向江青同志写信，表示了你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以及坚决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决心。你对我们说：‘我一生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对刘少奇、瞿秋白、周扬这些坏人的反动面目，我也不是一下子识破的。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参加斗争，把他们批倒、批臭。’你虽然抱病在身，但你不仅积极参加了文艺界革命的群众斗争，而且亲自几次撰文，批判刘少奇、周扬、瞿秋白、周作人之流的罪行。就是你卧病在床或住在医院，你还认真地给新北大撰写，并且总是热切地关心着运动的发展，尽力要跟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力所能及的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5)周先生这段话大概是当时的应景之作，其实他并不了解他的妈妈。在我结束这篇文章时，我读到一篇访谈录。周先生在回答记者会不会写母亲的回忆录时说：“我不会再写母亲。我对母亲不是太了解。解放前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我去念书，她在国务院当副秘书长;后来我工作了，住在郊外的中关村，母亲生病是和我住在一起，但是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16) 许广平关于鲁迅活到“文革”的假设只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却成为所有研究鲁迅者的假设。这个活到“文革”的“鲁迅”距离那个真实的鲁迅究竟有多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