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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 季进 《下江南》的书名，借用了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一篇论文的题目。所安教授说，东晋北方来到南方的贵族移民需要一个想象的南方平民的文化世界，他们“下江南”，是进入了一个他们想象出来的世界，一个满足了他们的需要的世界，一个充满了自发的与自然的情感的世界。我们想用“下江南”，描述近几年来一批海外汉学家陆续南下苏州大学讲学的事件。这些汉学家“下江南”授业解惑，虽然只是在江南苏州这样一个小的空间中，但呈现了海内外学界建构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初步轮廓，意义非凡。 今日之江南已非晋朝，但中国文化的命脉仍然传承在当下的生活世界中，如果有一个区域可以发思古之幽情，江南无疑便是。关于江南的苏州，近几年有一句广为传布的解说词：“苏州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版图;用双面刺绣的绝活，实现了东西方的对接”。——这个说法大致确定了全球化时代中苏州的位置。倘若简单追溯苏州现代化的历程，不能不突出一所现代大学的诞生对于这一历程的重要性。东方与西方在近代的一次对接，便是“东吴大学”的创立，这所大学它成为我们供职的苏州大学大学的主要前身。现代中国的大学，大多是西化的产物。东吴大学1900年在美国田纳西泽州注册，1927年之前先后由三位美籍人士担任校长，是近代以后西学东渐的结果，也曾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这所大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学报，也最早实行学位制。但即便是西式教育，东吴大学既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中国学者，也造就一批中国的革命者、爱国者和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学者。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家杨绛等，都曾就读这所大学。他们贯通中西，深受西学影响，但最终都还是“中国学者”。当年这所大学的教授，或固守中国文化，或传播西方文化，或取其中道，其乐融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此之谓也。 我们曾经的历史有过很长时间的断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与传统对话、与西方对接的景观逐渐复现，包括海外汉学在内的西学再一次大规模的译介，其意义不仅在学术，也促进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再次转型。在今天已经视为常态的中西学术交流，在八十年代曾经那样激荡我们的学术、思想甚至包括日常生活。一个名词，一本书，一种理论，一种方法，都可能改变我们的学术动向。这样的非常态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成为一种常态。即便当我们现在能够批判性地看待西学译介和接受中的一些问题时，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的西学译介，当代中国学术史将是另外一番面貌。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西学东渐的基本途径是译介，阅读汉译著作也成为接受西学的基本方式。但这些年来，中西学术对话的途径与方式也有了新变，这就是国际学术会议的频繁和中西学者往来讲学的络绎不绝。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召开的各种关于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可能难以计数。——这或许是研究当代中西学术对话的一个有趣话题。对当代学术产生影响的，除了一些专书的翻译以外，恐怕就是海外学者的学术讲演了。这些讲演除了在场的听众受益，也通过汉译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十余种，便是一个例证。其中，美国学者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便是根据他1985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西方文化理论专题课的讲课记录翻译而成。这本书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学界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当年，邀请杰姆逊讲学的乐黛云先生在讲演录的序言中说：“我们希望杰姆逊教授的讲演录和罗素的讲演录一样，不仅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也能为未来的读者所忆念。”这个“希望”被后来的学术史验证了。 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学术讲演，由于其特殊的“在场感”，使之后的汉译或者是中文讲演的整理稿累积了更多的鲜活记忆。一个叫裴斐的作者，在2007年9月的《出版商务周报》上曾撰文《邂逅惊奇的理论之旅》，回忆杰姆逊当年讲演的场景：“在北京大学的某间教室，30多位学生的目光里，一个来自美国的老头儿，不紧不慢地在讲台上排好一列听装啤酒。他兴致盎然地用中文宣读了开场白，然后，迅速转身，回到西方思想的世界。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从柏拉图到鲍德里亚，他就这样自由穿行于各家观点之中，翻转腾挪，来去自如。‘后现代主义’，口边的题目一如手中的啤酒，令他，也令在场的学生兴奋不已。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当时也许不曾想到，即使经历了世纪的跨越，他为中国知识界带来的这份震惊体验也并未随着时空的移转而悄悄消散;恰恰相反，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思想，连同其间所混杂着的亢奋、迷惑、震惊甚至焦虑，全都新鲜地保存在这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讲演稿中，保存在现场学生的记忆里。直至现在，这本书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关于它的种种记忆，穿过时空的重重阻隔，热度依然灼人。”讲演录所保存的这种现场感，也会给那些未在场的读者以想象，提供了通过阅读走进现场的可能。 这些基本面貌和新变也出现在近十年来我们关于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的介绍与研究工作中。比起国内一些大学的开拓性工作，我们并非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这既与当代大学的等级秩序有关，也受自身办学观念的限制，如何在体制、资源等方面形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始终考验着我们。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应邀到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学的海外学者逐渐增多。2005年，我们和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在苏州合作召开了“第三届青年汉学会议”，成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熟知苏州大学文学院的一个契机。这次会议之后，我们成立了“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开始酝酿和操作“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组稿、翻译和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获得了海内外学界的热烈反响。 在出版“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同时，2006年我们规划设立了“钱仲联学术讲座”和“海外汉学讲座”，试图以“在场”的形式延续、再生和光大中西学术交流的机制，而这一工作又吻合了大学国际化办学的趋势。以苏州大学在当下秩序中的位置，以我们不足挂齿的物质力量，要做好这项工作，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海外的汉学家，显示了他们的胸怀和气象，不远万里下江南。近几年来，陆续到苏州讲学的海外汉学家有二十多人次，于是有了《下江南》这本讲演录的结集。我们将《下江南》列为新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之一种。这套丛书计划出版的还有海外汉学家访谈录、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文选和研究海外汉学的著作等。 《下江南》的内容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等，讲演录的作者大多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近几年来成就突出的新生代。收录的虽然只是讲演者一篇或两篇文稿，但可以管窥蠡测他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境界。李欧梵教授、王德威教授是继夏志清教授之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他们一直垂青苏州大学文学院。两位教授多次莅临学院讲演，是苏州大学联系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推手”。李欧梵教授序范伯群教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王德威教授序“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都足以明证他们对本学科的大力扶持。李欧梵教授和王德威教授是两位风格鲜明的讲演家，每场讲演都是“爆棚”。王德威教授曾经在本校较早地讲演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问题，考虑到近期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我们收录了他的另一篇文稿。但读他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也让我们产生了由北大“现场”转回苏大的感觉。和李欧梵、王德威教授媲美的是宇文所安教授、田晓菲教授夫妇。所安教授以英文讲演为主，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走道和报告厅门外的走廊都是席地而坐的听众。相隔不到两月，田晓菲教授讲演的盛况几乎不让所安。所按专程陪同晓菲来苏州讲演，鹣鲽情深，又是一段佳话。 颇为遗憾的是，讲演录中的文稿，多数不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而是经过了作者的改写与修订，讲演的现场感只能留在听众的记忆之中了。或许有一天，某个听众会写出他记忆中的讲演场景。 2011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