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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朔枯亭 写出《传奇》的张爱玲，本身就是一部凄惋欲绝的传奇。 曾漂泊在上海的绮丽女子，用“对于色彩、音符、字眼”的极致敏感编织出一段一段艳异而又苍凉的故事。但故事的高潮却在她1995年客死美国洛杉矶之前50年——在她二十五岁日本投降时便遽然截止了。是一种偶然的对应，还是必然的注定，同于《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的婚姻，现实里上海成为“孤岛”也正成全了张爱玲的传奇写作。 七岁写小说，九岁即向文学副刊投稿的张爱玲，很早就对自己传奇般的写作天赋有深入的认识。她在1939年应《西风》杂志征文而写的散文《天才梦》中，第一句便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这突现了她才高气盛的乖傲性格，也表明了她对终生写作的向望。 直到1942年下半年，因战事中断香港大学学业回到上海，张爱玲才得以开始职业写作的生涯。“孤岛时期”上海的写作环境扭曲畸形，在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特殊的“绝境”，不具政治色彩的女作家们异军突起、独放光彩。以陆续发表一些流畅雅丽且时现妙喻慧见的英文影剧评论作为铺垫，张爱玲在1943年4月通过“哀情钜子”周瘦鹃编辑的杂志《紫罗兰》，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走进了她轰轰烈烈但短暂如梦的辉煌。正符合她在《〈传奇〉再版的话》中说过的“出名要趁早呀！”，到1944年9月《传奇》出版仅4天即行再版时，张爱玲已然声名大噪，成为众多报刊竞相邀稿的著名作家。传奇似的转瞬间即已站在人生最高点和当时文坛尖峰的张爱玲时年只有二十四岁。虽然《传奇》是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但她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已都在其中。1945年1月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出版，同年底她亲自改编为舞台剧的《倾城之恋》连演八十八场，场场爆满。 美国犹太裔作家梅勒说文学上最好的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在后母凌虐中度过少年时代的张爱玲敏感而隐忍，尤其十七岁时因后母挑拨而被父亲毒打并囚禁半年险些死掉的经历更使她渴望安稳。这种思想深刻反映在她的小说中，她说好的作品在于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安稳的飞扬只能是浮沫。所以在血与火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她没有描写“如火如荼”的抗日革命，没有表现“大无畏”的英雄精神，而是在飞扬的时代里叙述“安稳”境地新旧合流的生活。这正是“孤岛时期”普通上海人内心深处所需要的安慰，或称麻醉。她成功得顺风顺水。 小说《倾城之恋》里，虽然张爱玲描写了日军野蛮侵占带给香港的灾难，但这灾难的意义却更像是仅仅为了促使男女主人公从闪闪烁烁、藏藏躲躲的小家碧玉般勾心斗角中走入婚姻。没有觉悟，没有猛醒，没有被唤起的抗日激情，这里只有没落名门离了婚的少妇白流苏与华侨富商、花花公子范柳原作为寻常男女趋向安稳的选择，这是更切合实际的人生。张爱玲不是一个革命的作家。 但张爱玲却绝不是寻寻常常、没有思想的通俗小说家。她在文学理论上的灼知独见让后人惊讶。比如《自己的文章》、《论写作》、《写什么》等文论性散文中，她对自己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有深刻理解——在沉重的让人不能挣脱梦魇的时代里用参差的对照“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所以她的小说没有大是大非、大善大恶，没有强烈反差和极端刺激，但却更加人性化，更接近事实。张爱玲正是以“参差的对照”和谐了矛盾，达到小说人物生命的安稳。 其实张爱玲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是将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融合。虽然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作家早在三十年代就曾写过一些现代主义小说，但终因未能很好地结合传统，不符合中国读者的思维方式而逐渐消退。张爱玲却不然，她像川端康成将西方现代文学与日本传统文化谐调地结合起来那样，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总体格局中巧妙地运用了“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现代主义写作方法，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写作风格。不管是否承认，苏童被张艺谋拍摄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小说《妻妾成群》和王安忆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长恨歌》里都绰约闪现着张爱玲的憧憧魅影。而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讲，张爱玲小说中传奇的故事情节，细腻的心理刻画，被称为“小资情调”的富贵气质和做作不来的娴静，这些通俗元素才是使他们爱不释手的原因。大俗大雅的张爱玲。 然而“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正如张爱玲这里敏感的不安，抗战胜利就像另一出传奇使正处于创作巅峰时期的她几乎销声匿迹。作品中对抗战的漠视和第一任丈夫胡兰成的“汉奸”之名，令她在猛烈的政治风浪里被卷下缪斯圣殿的神龛。虽然心气高傲的张爱玲以长篇小说《十八春》做了顽强的抵抗，虽然1947年她创作的电影剧本《不了情》获得了好评，但终究无法改变生命高潮一泻千里地颓然跌落。 异国的“自由世界”也许能使她重绽光芒。张爱玲于是借道香港，在1955年以难民身份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计划以英文写作成为国际作家。这一年，移居美国的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英文小说《洛丽塔》问世，使之一举成名。但张爱玲却没有那样幸运，由《金锁记》先后改写成的英文小说《粉泪》和《北地胭脂》因人物形象和思想取向不能为西方所接受而两度碰壁，加之其它种种逆遇，张爱玲终于只能靠给香港输送电影剧本来维持与贫病交加的美国作家赖雅再婚后的生活。她自己的“张爱玲时代”真的已是长风散尽，像浪花破碎、像彩虹湮灭一样只剩下缈邈逝去的梦。仿佛白居易的《花非花》中所写“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在美国未能继续“传奇”的张爱玲，将英文《北地胭脂》转译成中文小说《怨女》。这是她创作意识在挫折中的退归。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她钻研于古典小说的旧书堆中，写出《红楼梦魇》并分别用英语和白话文翻译了《海上花列传》。曾经才高气盛的张爱玲回复中国传统文学，就像当年沈从文被迫主动放弃写作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是那么无可奈何地带着“传奇”中苍凉的味道。 《天才梦》的最后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不啻为张爱玲十九岁时对自己五年后生命高潮的概括性预言，也同样是她作为文学天才大起大落的人生传奇的注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