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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作家的写作，是不求腾达的。张氏亦如此，或许更甚，她的名言：出名要趁早，至今仍回响在一切文学青年耳畔。一个作家的“显”，除了自身的才气外，也需要机缘。沦陷中的上海滩的冷寂、文艺的抚慰作用、前辈的提携、她的女性身份、贵族后裔的身世……这一切给她提供了合适的破土而出的养分。细查每篇文后附的写作日期，便可知，一个小女人的爆得大名，几乎就在23到24岁之间(1943-1944年)，短短两年，忽地昙花一放，香艳了大半个沦陷中的上海滩。由于过分妖冶，因而形同罂粟。到1945年她的《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火爆起来时止，张爱玲短暂的创作辉煌即告结束。以后零星的作品，纯为糊口而作。 我们现在所悼念、倾心而“迷”的，就是当时那个20出头的小女人，才华横溢，贵族出身，童年不幸，婚姻挫折。因为她的年龄与她作品苍凉压抑、冷漠孤傲的成熟程度太不相称，因而我们也被惊诧的子弹所击中，迷她不顾一切。自古文章憎命达。她这样的来由，是符合人们对于“才女”的期待与想象的。设若她是个中年妇人，满身烟火气，幸福得胖胖乎乎，人们对她的评价便要有微词，或觉得她太大众化或是才分不够，因而也就没有那份兴致去着迷。至少，兴致要减少一半。张氏也俗，却俗得浓艳；也烟火气，却烟火气一跃而成撒小娇，由着她20出头的小女人性子，将被窝、零食、姑姑、女友、窗前风景、有轨电车、邻家妇人等等一概入诗。没人说她创作资源匮乏，相反却得赞许。不能不说她占了“年轻女人”的大便宜。 旧上海夜空的一枚流星，缘何又重新璀璨？半个世纪之后，机缘如一只小鸟，又翩翩眷顾于她。海内外朋友间的吹捧唱和；张文的“地域性”和“俗文化”特征，与当下的海派文化热、大众文化热、女性潮的勾连……天降大任于斯人，文学史的重新书写“重新发现”，很无辜却有幸地要由沉寂和被隐匿多年的作家张爱玲来担当。至此，她在史书上的地位，仿佛就可以被抬升到怎样的程度都不为过了。与她同时代的那些才女作家如冯沅君、谢冰心、白薇、丁玲、谢冰莹、庐隐、凌淑华、萧红、苏青们，显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如果说当年的“隐匿”是历史的需要，今天的“挖掘”同样也是历史的需要。所谓的“重新发现”当中，也许还不能排除某些人的个人目的，比方说批评家要发言；书商要赚钱；读者要小资；男人要女性……等等等等。当然，对张氏本人而言，“显”一直是目的，是追求；后来的“隐”，是无奈，迫不得已而为之。而史家一直对她的隐匿不表，却是完全出于故意。如今的“重新发现”，也依旧是别人的事情。面对着身后的洛阳纸贵、拥趸四起，那个早早就窥破人生冷暖、孤傲至极的张爱玲，也许会九泉之下发出一声固有的冷笑，淡淡说声一切根本与己无关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