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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剑桥我家住处附近，有一家租赁影碟和录像带的小店。有一晚我偶然路过，遂入该店浏览，竟然发现两张老友胡金铨导演的经典名片：《大醉侠》和《迎春阁的风波》，于是赶紧租回家与吾妻共赏，旧梦重温，老友的音容笑貌又恍在眼前。 我早想写一篇象样的纪念胡金铨的文章，数年来却一直没有动笔。也许以前也写过一两篇和他相关的随笔，但都是为了应景，不能算数。还记得金铨去世后不久，我匆匆从香港飞回美国，老友张错到洛杉矶机场接我，立即驱车到该城的“玫瑰岗”墓园金铨的坟前致祭。默哀几分钟后，我们俩人竟然也沉默了下来，突然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无语问苍天，心中一股怨气无法发作，只有怪金铨时不我与，生不逢时，好不容易等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募足了款可以拍《华工血泪史》了，却因动心脏手术不当而辞别人世。 友朋之间近年因心脏动手术的大有人在，而且都顺利康复，为什么偏偏轮到胡金铨倒霉?英才早逝，一点都不假。可惜的是当他在洛城那十几年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记得他?除了他的一两位女弟子外，恐怕只有在洛城的三四位老友了。 我当时恰在洛城任教，所以和这几位老友——张错、阿城、卜大中和金铨——定期在蒙特利中国城聚会。先到一家糕饼店喝咖啡，然后再选一家餐馆去大快朵颐一番。记得常去的一家馆子叫做马家馆子，为回教徒所开，每次去必点酸菜羊肉火锅和大饼，金铨和阿城对此特别锺意，我也吃上了瘾。后来每与张错提起，都口水直流，怀念不已，可能下意识之间也暗藏“玄机”吧!金铨在吃饭和喝酒的时候，表情特别出神，话也特别多，边吃边谈，除了开老友的玩笑外(“李欧梵，你这个哈佛博士，让我来考考你民国史!”)，就是讲故事。 老友之中有两位是公认的说故事大家。一是阿城，一是金铨。而两人说故事的技巧恰好相反：阿城的态度是“布雷希特式”的，故意和故事中的人物和听故事的人保持距离，他最拿手的“间离效果”就是在说笑话的时候先冷笑半声，然后冷冷静静地讲到最好笑的情节，到听众笑得人仰马翻的时候，他却冷如冰霜，等你笑完了再讲。(阿城老弟，多年未见，闻你云游四方，什么时候再给我讲个笑话听?)金铨说故事的方法大多是“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式”的，未说前自己早已进入情况，而且材料丰富，讲的多是历史掌故，尤以近代史为多。偏偏我这个在美国学过近代史的人往往被他考倒了：“李欧梵，你连这个都不懂?没读过?好吧，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后来他干脆把这个幌子也不用了，我当然更处处作无知状，逗他讲，他当然越说越开心。后来我干脆把我的研究生也介绍给他，据说他往往有请必到，故事一说就说个通宵! 至今忆起，我在洛城的那四载荒芜的岁月，一事无成，所幸有胡金铨讲故事，还有那家清真馆的大饼和酸菜羊肉火锅。在十多年后的温馨回忆里，都化为“酸的馒头”(sentimental)的感伤。人老了，思念老友的情绪反而愈炽，有时思念起来，甚至会把自己对生命的危机感也唤起来了。我至今不能释怀的是：为什么好好一个人，回到台湾去动一个例常的小手术，竟会在手术室休克而死?!况且金铨对于中西药的知识非常丰富，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善自照顾得很好，为什么会不幸如此?我从未问过他是否想到死，但我知道在他动手术的时候，正是他最不想死的时候，因为他要使自己精力更充沛，可以经得住影片一旦开拍后的体力消耗。我有遗传性的糖尿病多年，也曾想到因此病而引起的心脏病，或因胆固醇过高而引起的血管阻塞症，金铨不是就因此而丧生了吗?可惜他当年在身边的“义女”太年轻，后来又离他返台就业。老友之中我也离开洛城，阿城又云游四方，神出鬼没，只剩下一个张错陪他。可能金铨在形单影只之后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身体? 我毕竟幸运多了，现在有爱妻在旁时时提醒我不要多吃多喝，身体是最大的本钱。吾妻也是金铨的仰慕者，和金铨至少也有一面之缘。八十年代我在芝加哥任教时，金铨曾来访问过一两次。记得其中一次是芝城艺术博物馆的电影中心举办的《胡金铨电影回顾展》，主持人Richard Pena (现任纽约林肯中心电影节的主任)也是一个金铨迷，和我相识，他请金铨来芝城亲自登台。吾妻玉莹当年也和前夫邓文正在芝大，二人都是好友，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把金铨介绍给他们。我忙不过来就托他们招待，玉莹至今还记得金铨在他们家那晚，讲故事直到深夜，在场的香港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不但吃到玉莹亲自下厨煮的广东菜，而且听到金铨以流利的广东话讲的历史故事和拍片花絮。 金铨的朋友极多，而且他个性豪爽，也最易交朋友，三教九流的人都有，然而我觉得他最喜欢交的朋友还是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私底下毕竟还是个读书人，没有读那么多书，哪来那么多的故事好讲?许多人只见过喜欢热闹的金铨，却没有见过在斗室里读书的金铨，他在洛城柏色狄那区的公寓并不大，却堆满了书。后来张错为他料理后事的时候，为了处理他的藏书确曾大费周章。我没有和他“共读”过，却邀请他数次到学府演讲。最后一次是在哈佛，他从西岸飞来，似乎很疲惫，当夜在剑桥的一家小旅馆又因暖气不足而没有睡好。第二天上午开座谈会时，先演了一段他带来的影片——记得就是《迎春阁的风波》或是《忠烈图》——然后请他解说，他有气无力地随便敷衍几句就下台了，令我大感失望。后来看看他的脸色，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我感到一阵心酸，这一代大师怎么会如此落寞寡欢?他推说前夜没有睡好，抱怨剑桥的旅舍太简陋，我更感到歉疚了!在招待他的茶会上，他稍微振作一点，大谈他正在策划的动画片，又把一本画册给我看，画的全是鱼，生气活现，我却因为忙于招待别人，没有多看。最近在电视上偶然看到狄士尼公司刚出品的动画片Captain Nemo大为卖座的消息，我不禁想到金铨给我看的那本画册。他毕竟有先见之明，然而虽有先知先觉，却偏偏碰不到伯乐，连一个小 孟尝 君也找不到!我们这几个学术界的老友，除了邀他演讲谈天之外，又能够做什么?我至今对他还感到歉意，因为那一次见面，竟成了永别!我的老友是郁郁不得志而死的，死后虽备极哀荣，但在他生前能够为他雪中送炭的又有几个人? 老友之中帮过他忙的，除了近水楼台的张错，最早请金铨到他任教的南加州大学(也是电影研究的重镇)作驻校艺术家外，记得还有戴天。有一次他特别从加拿大飞来洛城探望金铨，我驾车和他同到柏色狄那去看他，倒真乐了一阵子。当时我心情也不好，自顾不暇，没有照顾到他。戴天介绍他为台港报纸写专栏，一位大导演竟然要卖文为生，我听来也心酸，然而当时我自己也是一贫如洗，薪水不够付房子的贷款，也是靠了老友刘绍铭的介绍，在《信报》卖文为生，勉强贴补家用。 洛杉矶是我的伤心地，恐怕对胡金铨也是如此。当然他必须住在洛杉矶，因为这个城市毕竟是世界电影的中心，金铨欲图发展，非在此城打天下不可。但是他又比不上后起之秀吴宇森那么幸运，来洛城未几就成了影城宠儿。据闻吴导演也很够义气，为金铨买到一块安身的墓地。我那天和张错走进玫瑰园，在那座小丘上见到了他的坟，除了唏嘘之外，夫复何言? 金铨的葬礼我没有来得及参加。本来是要我以来宾身份致词的，改由阿城主讲，深庆得人。后来我看了纪录这场典礼的录像带，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城说他怎样用手擦汗——不是别人用手掌左右乱试，而是象武侠过招前一样，手掌垂直抹下，斩钉截铁，一副英雄气派!金铨长的个子不高，穿衣服也很随便，记得在洛城时他常穿的是一件米黄色的打猎装(safari jacket)，口袋特别多，开了一辆吉普车，载着我们在洛城公路上疾驰，如入无人之境。他对这个城市暸如指掌，哪个出口，哪个入口，他都很清楚;有时候是他的影界同行小穆夫妇开车，载着我们到处游历。我一直以作金铨的“跟班”为荣，倒不是因为我十分崇敬他，而是觉得和他出游颇有“气派”——象他影片中的侠客一样，所不同的是侠客骑马，我们只能开车，而我偏偏最憎恨汽车。金铨正相反，在这个以车代步的城市竟然如鱼得水，而我开车必有事故，浪费了不少修车费，所以这是我要诅咒洛城的原因之一。 我曾写过四篇《洛城咒》，却没有提到胡金铨，如果要我以此为题再写一篇的话，我一定会说：这个影城虽然为晚年的金铨提供了一个生活的场所，然而却不能发现他的才能，为他提供更多的机会。金铨朋友虽多，他却不会在资本主义钱堆里去钻营，仍然保持一个艺术家的风貌。他似乎也没有一个经纪人为他打点。他的早期影片既叫好又叫座，可惜好景不常，他的后期作品却逐渐不受“群众”欢迎。偏偏他又“交友不慎”，交了我们这几个知识分子的老友，为他的影片出的主意毋宁是“票房毒药”，是制片商最讨厌的对象。金铨自己又慢工出细活，每每超过制片的预算和时限，《笑傲江湖》的难产即是一例(后来还是徐克补拍完工的)。然而，以他的博学和艺术造诣，又怎能粗制滥造?他最后一部片子恐怕就是被预算所迫粗制滥造赶出来的，看完更令我心酸。 还记得那一天在香港启德机场偶遇金铨，看他带了一班人马要赶到北京去拍一部改编自《聊斋》的片子《画皮》(后来片名被改得不伦不类)，那时他真是趾高气扬，露出多年来鲜有的英雄本色，我当然为他高兴，并祝他马到成功。不幸我这个知识分子的祝福变成了他的一咒，片子拍完了，被剪得惨不忍睹。一代名导演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后来我们见面都不提此事。 金铨在美国的另一面，可能鲜为人知：他住在洛城的时候，结识了几位荷里活影界的老导演，其中之一是鼎鼎大名的比利怀尔德( Billy Wilder)，我最近重看他的《日落大道》，又想起胡金铨来。看过此片的人一定知道，该片的主角是一个过气的女明星，而她所住的那幢豪宅中的仆人和车夫，却是当年鼎鼎大名的导演，而饰演此角的 Erich Von Strohein 就是当年默片时代的名导演。怀尔德拍摄此片(一九五 0)，可能也是为了向另一个时代的大明星和大导演致敬。记得金铨在柏色狄那的公寓中就挂了一张比利怀尔德的照片，下面还有一句他亲笔写的字，记得是： To King Hu, from one director to another(给胡金铨，一个导演向另一个导演)——虽没有“致敬”字眼，但我知道颇有英雄相惜之意。 怀尔德晚年也过着英雄落魄的日子，但他至今备受尊敬，所导的那部《热情如火》( Some Like It Hot )曾被选为有史以来一百部最佳喜剧片的第一位。在我的心目中，胡金铨在中国影坛的地位也应该是“天下第一”(他也曾以此为名拍过一部影片)。多年前我曾大胆预言，而且还对金铨亲口说过：“千万要保存好你所有作品的拷贝，因为它们迟早都会变成经典，而且必会在电影学院中作样板演出，让后世导演学习!”我这个预言倒幸而言中，在美国各电影学院，提到King Hu的大名无人不知。只有我的汉学界同行才后知后觉：有一次金铨打电话到一位美国同事家中找我，我只听到这位名历史学家在接电话里反问他：“King Who ?”令我啼笑皆非，不禁冲口向他说：“记着，我这位朋友就是一个 King ——中国电影界之王!” 在这位影界之王、武侠片的霸主面前，我确曾“巴结”过。那还是金铨最春风得意的时代——七十年代初，我初到香港，记得是老友戴天和刘绍铭介绍我识得金铨。我当时早已为他的《龙门客栈》所折服，觉得从来没有一位中国导演把坏人拍得如此出色：那个明朝东厂的头子武功盖世，个性和造型都绝妙，真有点“前无古人”的味道。说不定就在那个时候，我立志在电影中演个坏蛋，而且只想演三分钟就够了，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演技不佳。 当金铨拍《侠女》的时候，我适在香港，又成了他的朋友，当然要巴结他喽，于是一有空就跟着他去郊外拍片。记得有一次在现场等了大半天，就看金铨指挥工作人员点火煽烟，但金铨老觉得气氛不够，搞了一整天才拍完这场数秒钟的过场戏。记得这场戏是描写一个樵夫来通风报信，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后来金铨把拍好的毛片在接剪室中演给我看，一个个通风报信的镜头接起来也有数分钟长。当时我自认是行家，于是向金铨举出刚看过的一部美国片The Thomas Crown Affair，片中有一个镜头，是把十几个小镜头放在同一个画面里，效果甚佳。我于是对金铨说：“何不依样葫芦一番?这样过场戏的节奏就快多了。”不料竟蒙他接受。事后他告诉我：“你这个建议，害得制片商多花了几万港币!” 我和不少人提过这个掌故，而且颇为自豪。另一个掌故，却不常提起：金铨有一次真的要我和他合作写剧本，片名叫做《红毛大将军》(指的是一尊巨蛟)，以明末的澳门为背景，描写一批勾心斗角的人——军火商、海盗、官兵、还有天主教的传教士——在这个弹丸之地各逞所能，都想渗入中国内陆。金铨向我指手画脚，大谈镜头：“你看，片子一开始就是梵帝冈的大远景，然后一队修道士经过，镜头移到主角的特写......。片头字幕过后，就是澳门，街景，破落的教堂，然后那个荷兰军火商出现了，最好找詹姆斯梅逊(James Mason)来演......。”而我当时恰好在中文大学教授“中西交通史”一课，于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大谈天主教未入中土时的心态，甚至还建议在教堂开一个别开生面的orgy(狂欢会)，把天主教士的颓废面显露出来。但金铨听后不感兴趣，说我的看法思想成份太多，拍“狂欢会”更会得罪人。“电影是视觉的艺术，不是思想史!”记得他如是说，我当然不服气，两人谈不拢，这个拍片计划也不了了之。 现在回想起来，才悟到金铨是对的：电影毕竟是视觉的艺术，而金铨的电影成就和建树就是在视觉上。然而他的影片中的画面和镜头有内涵，因为他非但精于美工，而且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也是内行，所以“视”之有物。相较之下，张艺谋的《英雄》则徒有画面之美，令人眼花缭乱，内容却空无一物，如果有也是不自觉的“法西斯”心态。李安的《卧虎藏龙》可谓是向金铨致敬之作——特别是《侠女》——但却缺乏历史感，成了一种“混杂”片，却最受西方观众激赏。然而，还有谁可以拍得出象《空山灵雨》、《山中传奇》和《侠女》后半部的意境?这种意境，虽是视觉的产物，但没有对中国古典文化潜移默化的功夫，是拍不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拍出来的都是哗众取宠的“假”货! 在这个真假不分的“后现代”社会，金铨的作品可能更不合潮流，然而也说不定。近观荷里活另一个宠儿 Quentin Torantino的新作《刺杀比尔》( Kill Bill)二集，此公据说深受香港和日本武侠片的影响，但片中除了上集最后那一场大开杀戒的日本场面外，几乎乏善可陈。如果有它的“意境”的话，也是回到美国乡土的西部片类型。第二集中最糟糕的一段，就是金发的女主角向山中某中国武术大师学艺的场景，非但不伦不类，而且连“后现代”式的噱头也玩不好。如果金铨在世，不知作何感想? 金铨逝于一九九七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即使他现在仍活着，也不过比我虚长几岁而已，最多不过七十，而世界导演名人中在七十岁享誉甚隆的大有人在。走笔至此，只有掷笔而叹。适才老友张错从洛城打电话来，知道我正写此文，他提醒我说：金铨走时正是一月初，美国人圣诞节期间去扫墓所献的“圣诞红”还没有凋谢。张错每逢金铨忌辰去他坟上致祭时，都看到漫山遍野的红花，美得出奇。我听后不禁想到去年底到台北近郊金宝山向父母亲墓地致祭的情景来：也是冬天，也是一片花色，从双亲的墓地走出来到金宝山的入口，我突然发现小山顶有金铨的雕像，旁边还有音乐家许常惠。台湾的朋友总算没有忘记金铨!我一时百感交集，一个人在寒风中冲上山去，望着金铨的像，又说不出话来，只有兀自默默祝他在天之灵安息，将来总有一天可以在天堂和他重聚，再来拍一部《红毛大将军》，以偿宿愿。 ——二 00 四年六月六日于剑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