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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最早被翻译成英文的著作之一。冯先生在谈到这本代表作时说：“听说一直到现在在西方各大学中，讲中国哲学史的，都还以这部书为依据。这是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新的外文的《中国哲学史》出现。”（《三松堂自序》）冯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离《中国哲学史》上册英文本问世（1937年）已将近半个世纪了。 一 冯著《中国哲学史》分上下册，上册（《子学时代》）由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出版，1934年上册和下册（《经学时代》）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不仅受到中国学界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随着英译本的出现，它逐渐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书。 冯著上册的英译本于1937年由北京法文书店出版，下册的英译本于1953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后两册的出版时间相隔如此之长，主要是由于战争和动荡的政治局势。英译者是美国汉学家布德（Derk Bodde）。 布德于1930年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汉学方向的研究生，1931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到北京进修，从此在北京度过了六年时光。布德进修的主要科目是中国哲学史，所以一到北京就去拜访冯友兰，并在清华旁听他的相关课程。冯先生回忆说：“我在清华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一个荷兰裔的美国人布德，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他的名字挂在燕京，但是来清华听我的课。那时候，《中国哲学史》上册，已经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布德向我建议说，他打算用英文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请我看他的翻译稿子。他翻译完一章，就把稿子给我看一章。到1935年左右，他把上册都翻完了。那时候，有一个法国人Henri Vetch（魏智）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贩卖西方新书的书店，名叫‘法国书店’。他听到布德有一部稿子，提议由他用法文书店的名义在北京出版。布德和我同意了，他拿去于1937年出版。”（《三松堂自序》）布德的译序写于1937年5月18日，离卢沟桥事变不到两个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冯友兰随清华向内地迁移，布德则返回美国，下册的翻译工作只得高高挂起。 抗战胜利后，机会来了。冯先生回忆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昆明接到布德的来信说，他现在美国本薛文尼（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向洛氏基金请到一笔款子，算是捐给这个大学。这个大学用这笔款请我于1946年去当个客座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主要是同他合作，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的第二部分。我答应了，于1946年9月到本薛文尼（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翻译工作。……到1947年暑假，布德的翻译工作没有完成，但是我的任期已满，不得不离开。”（《三松堂自序》）翻译工作又一次中断。 好在1948年秋布德获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再次来到了北京，下册的翻译工作再次得以继续。当时中国正处于大变局时代，冯友兰和布德的合作注定还要经历一番波折。冯先生继续回忆说：“布德住在北京，经过平津战役，在围城之中，继续他的翻译工作，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翻译完毕。他看见中美关系不好，恐怕交通断绝，就带着稿子回美国去了。此后音信不通。一直到1972年邮政通了，我才知道，这部《中国哲学史》英文稿，包括以前在北京出版的那一部分，都已经由普林西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按：应为1952—1953年）出版。”（《三松堂自序》）冯友兰大约未必知道，其大著的英译本自出版后不断重印，到1973年已经印刷了七版。 Habent sua fata libelli.——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说：书也有命运。至于人的命运，则更是风云莫测。1978年10月，第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布德是成员之一，据代表团团长余英时记载，“自从代表团组建以来，冯友兰就是他最想见的人。尽管我们反复要求，但冯从未露面。”（《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冯友兰走出“文革”阴影，两位合作者才于30年后再次见面。 二 《中国哲学史》本来是为中国学人而写的专著，现在要翻译成英文，内容宜乎有所调整。 为了便于西方读者接受，布德在征得冯先生同意后，在翻译中对原著做了一些增删。首先是在正文之外增加了五个辅助部分：译者前言、中国哲学家年表、参考书目、索引、战国地图。正文中增加的主要是背景知识，有些直接加在正文中，有些以译注的形式放在页下。如讲到墨子的时候，布德有页下注云：“墨子的本名是墨翟，放在很多哲学家名字中的这个子（Tzu）字——如墨子、庄子等等——并不是他们名字，而是一种尊称，意思是‘墨大师’、‘庄大师’。”除了这一类介绍背景的文字，布德也会偶尔就翻译问题出注，例如关于人性问题，告子有一个重要观点：“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布德将这句话译成“That which at birth is so is what is called nature”，又出一注释道：“这句话意思含混，是中国哲学文献中最难确切传达的观点之一，关于对它的多种解释，读者可以参阅理查兹（I. A. Richards）的《孟子论心性》（Mencius on the Mind）一书的第23至28页。他这句话大概就是说人性就是人生下来的时候所具有的性情，其中不含有孟子所说的那种道德品质。” 直接加在正文中的内容可以举论述孔子的一章为例。布德在第四章《孔子及儒家之初起》的一开头增加了一段介绍文字：“我们对于中国早期哲学家的生平一般知道得很少，孔子则相对要多一些，这主要得力于《史记》卷47《孔子世家》中的专门记录。根据这一记录，我们知道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他是鲁国人，出生地在今天山东省曲阜市附近。……孔子和后来几个世纪中出现的不少哲学家和政治家一样，都属于破落贵族阶级。……他的本名是孔丘，字仲尼。……他死于公元前479年，葬在曲阜。他的墓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与增添相比，删节较少，主要是冯友兰的三份序言没有翻译，《绪论》中介绍哲学的内容和方法的几节也没有翻译。“哲学本一西洋名词”，正如冯友兰开篇所说，这些内容对西方人来说是常识，就没有翻译的必要了。 冯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抄录原文，冯友兰说自己这样做是继承了中国以往的学术传统：“中国人所写此类之书几皆为选录式的。”（《绪论》第十节）这样写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学者批评冯友兰“直用原料的地方太多”而线索不清（张荫麟书评，1931年5月25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作为译者的布德倒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在前言中写道：“冯著大量引用原始资料，这使本书不仅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价值的文献选编，而且让这些古老的文本表达自己的观点，这非常重要，因为关于这些文本的解释往往是多样的。” 根据布德在文中做的注释和最后列的参考文献，他参考过多种已有的英文翻译，例如就四书五经而言，他的主要参考对象是理雅各（James Legge）的五卷本巨译《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其他重要参考文献包括：翟理斯（H. A. Giles）的《庄子》译本（Chuang Tzu, 1926）、德效骞（H. H. Dubs）的《荀子》译本（The Works of Hsuntze, 1928）、魏理（Arthur Waley）的《老子》译本（The Way and Its Power, 1934）、梅贻宝（Y. P. Mei）的《墨子》译本（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 1929）。至于没有现成译本可以参考的，如《公孙龙子》、《韩非子》等等，布德提供了最早的译文。 理雅各是布德最为敬重，也是在翻译中借鉴最多的前贤，但仔细对比每一段译文，就会发现，布德都会多多少少做一些修订。例如，关于人性善，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开始，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段话的理雅各译文是：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is the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The feeling of shame and dislike is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The feeling of modesty and complaisance is the principle of propriety. The feeling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is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Men have these four principles just as they have their four limbs. 布德的译文修订为：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human-heartedness. The feeling of shame and dislike is the beginning of righteousness. The feeling of modesty and yielding is the beginning of propriety. 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Man has these four beginnings just as he has his four limbs. 对比两份译文，可以看出虽然句式几乎没有变化，但几个关键词的翻译差异很大。理雅各将“端”译成principle，不是十分贴切，布德译成beginning，应该说更好。更重要的是，理雅各把“仁”翻译成benevolence，用的是一个现有的英文词，而布德则使用了一个新生造的词human-heartedness。两者孰优孰劣，很难判定，但布德的修改无疑反映了他的独立思考。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如何翻译，不仅牵涉到语言问题，更牵涉到思想问题，所以历来众说纷纭，比较常见的有morality, virtue, goodness, altruism, humanity, true manhood等。布德的译本出版后，像理雅各的benevolence和其他“仁”的译法一样，human-heartedness也遭到了质疑，布德在《中国哲学史》下册译本中改用了love一词，但同样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曾长期在美国教授中国哲学史的陈荣捷在1963年比较了各种译法后认为humanity最好（详见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附录），但当代最新的儒学研究者认为，“仁”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固定的译法都无法涵盖所有的语境，所以他们倾向于直接用音译ren而不是用英语中现有的某个词来对应“仁”。（参见1998年版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一书）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平息争论的办法。 三 布德的译本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好评，1937年上册在北京出版后，著名汉学家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第一时间就读到了，他后来在书评中说：“西方学术界应该感谢布德博士将这样一本书很准确地翻译了过来。他所做的注释、索引以及列出的参考书目也是不可或缺的，对阅读正文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见 Pacific Affairs，1941年第4期）魏特夫在书评最后表示非常期望读到下册的英译本。但好事多磨，下册直到1953年才在美国问世。 上下两册出版后，当时旅居美国的胡适很快就看到了，并特别撰文予以评论（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55年第4期），他赞扬布德的翻译是“非常忠实于原著的上乘之作”（most faithful and excellent job），这应该可以看作是最有权威性的评价了。当然，对于其中的一些词语，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胡适也提出了商榷意见。比如他认为布德把“灾”、“异”翻译成visitations和prodigies是不太恰当的，建议使用calamities和anomalies。 在与译者布德商榷之后，胡适把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作者冯友兰。胡适认为冯著中给予道教和禅宗的部分过少，与它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相适应。造成这一状况固然有篇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冯友兰“正统派”的观点——以儒家为中国思想的正统。作为“五四”健将的胡适显然是反对正统派的，早在冯著中文本上册出版时他就表示过不满，但那时的读者还是中国人，现在英文本出版了，读者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胡适更加感觉到重申以前观点的必要。 除了学术观点的不同，还存在一个学术话语权的问题。胡适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作为中国人最早的英文哲学著作，一直是西方汉学家的案头之作。但该书只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时间范围也只与冯著上册相当。冯著上下两册英文本出版后，大有取代胡著之势。从胡适这段时期的日记来看，他一直希望把自己计划中的《中国思想史》写完，并出版英文本或英文简本。他计划中的英文本显然是以冯著为对手的。可惜胡适成名太早，一生受累，长期杂务缠身，直至去世也没能完成计划中的中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 冯著英文本出版以来，不仅为西方学者广泛使用，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自己早年求学经历时特别提到他对1937年英译本的感激之情：“从30年代起，我对英文字汇就相当用心。历史这门学问的字汇要比其他专业的字汇广而多样，但中国哲学、思想方面字汇，英译的工作困难较大，并非历史学人所能胜任。所以七七事变前夕，我以15元的高价在东安市场买了刚刚出版的布德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奔波流徙中始终随身携带。没有它，中国哲学史的字汇英文很难‘通关’。布德这部英译‘杰作’大有益于我在海外的中国通史教学。”（《读史阅世六十年》）1937年上册的英文本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好在就正文来看，1952年的版本并无丝毫改动。对于1937年版的印刷错误和其他不足之处，布德没有在新版正文上直接改动，而是另外列出了一个“修正和增补表”（Revisions and Additions），放在正文之前。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