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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廿世纪文学的见证者施蛰存

http://www.newdu.com 2017-12-12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佚名 参加讨论

    记得去年到上海拜访施蛰存先生的时候,有朋友提到他“明年将届百岁寿辰”,所以我向他说:“施先生,届时我们要盛大庆祝!”不料施先生听后颇有忤意,回答时语气十分乾脆:“一百岁对我毫无意义!”然后又加了一句:“我是廿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听后不禁大为激动:“施先生,我也是廿世纪人,这个新世纪不是我们的。”

廿世纪是一个战乱和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创作达到顶峰的“现代主义”时代,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也就是施先生在中国文坛初露头角并迅即执文坛牛耳的时代──西方世界级的作家和艺术家辈出:艾略特,乔伊斯、弗吉尼亚·吴尔夫、海明威、福克纳、纪德、托马斯·曼……多得不可胜数,然而早期中国介绍得还是不够,往往参差不齐。中国现代文学草创于“五四”运动,虽然吸收西方文学的滋养,但关心的还是本国的乡土和劳苦大众,这本无可厚非,甚至是一个优良的传统。然而写实主义逐渐意识形态化以后,往往主题先行,内容正确至上,对于文学形式的探索、试验和开创──也就是“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特徵──却置诸脑后,甚至以小说技巧震惊“五四”文坛的鲁迅,到了卅年代也写不出小说来。在革命的大前夕,历史的洪流和巨浪似乎早已淹没了少数在文学技巧的创新上默默实践和耕耘的人,施先生可以说是这一群少数人中的领袖。这一个事实,几经多年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后,终于得到中外学界的公认。

所以,我认为非但施先生属于廿世纪,而且廿世纪的现代文学精神也属于他。他所主编的《现代》杂志有一个法文译名:Lescon temporains,意思是“当代人”,也就是能够和那个时代的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人。现在再翻开这个杂志的内容,特别是内中介绍的西方文学,仍然令我咋舌,惊异不止,在当时的环境下,竟然如此“识货”,几乎所有的西方重要现代作家都介绍了。有的学者认为:写实主义的作品集大成的是十九世纪,到了廿世纪,文学(包括写实主义)逐渐内向──走向内心的真实,并以不同的语言来探讨心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到了卅年代,在左翼的革命口号下,创作反而背道而驰,没有仔细审视人的内心世界。现在看来,真正与世界同步、而且是在文坛先锋的,还是施先生的几篇小说:《将军的头》、《石秀》、《梅雨之夕》、《魔道》、《巴黎大戏院》、《夜叉》……几乎每一篇都是实验性极强的作品,更遑论这些作品背后的艺术灵感:Freud、Schnitzler、Le Fanu、Poe、Jules BarbeyD'Aurevilly、James Frazer、Fiona MeLeod……这些外国名字,有的至今在西方学界还是“冷门”,研究的学者极少。我有时候对我的学生说:我们这一大堆学者,集其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比不上卅年代的一个年青人──施蛰存先生。

我至今难忘的不仅是每次探望施先生所得到的谆谆教诲,而且更是他对现代文学如数家珍的知识。我曾因为偶然的机缘买了他的十几本藏书──包括Schnitzler的几本小说,德文版和英文版皆有,已经叹为观止,但是还比不上和施先生见面时的激动,他列的书名一大堆,有时我都记不下来,我问他任何“冷门”问题,他都对答如流,令我自惭形秽!我多年身在美国,购书和借书皆甚方便,为甚么施先生说的书名和作者大多对我仍然陌生?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拜访施先生的时候,问他喜欢看甚么美国杂志,他出口说道:“《Vanity Fair》”,于是我返美后就寄了几本给他,后来又见到他,问他看了没有,他却摇摇头说:“看了,大不如前了!”这本当年施先生爱看的文化杂志,现在早已成了宣传时装和明星的商品!诚然,那个时候的“《Vanity Fair》”也登时装广告,也是商品,但相较之下还是品味高出许多。最近一次见到施先生,我又问他喜欢看甚么美国杂志,他又说:“寄几份看过的《纽约时报书评》和《星期日特刊》吧!”我至今还没有寄给他,原因无他,我怕施先生较前次更失望!

一位廿世纪初的大师反看廿世纪末,他也许会说“世风日下”,但这个“世风”,在施先生心目中指的是文学和艺术的作品品质(quality)。当今所谓“后现代”的文学和艺术早已取消了作家个人、否认独创性、不屑作社会批判,当然更把“现代主义”的作品挖苦得一无是处。然而看来看去,我还是没有发现一个令我钦佩的“后现代”文学大师。最近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开了一门本科生的入门课:“现代文学经典选读”,故意把现代和后现代的作品混为一谈,但教完卡夫卡、乔伊斯、弗吉尼亚·吴尔夫、和托马斯·曼以后,想找几位后现代大师压阵,但想来想去,只想到博尔赫斯(Borges)和昆德拉二人,勉强还可以加上卡尔维诺(Calvino)。事后思之,令我吃惊的是:这几位作家,都是和施先生一样,非但是廿世纪的人,而且也都是从“现代文学”起家的,尤其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一生创作都横跨廿世纪,可惜二人都不幸在世纪末之前就去世了。

我猜施先生不会对于“硕果仅存”这个词有任何反应,可能还有反感,但他毕竟是廿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宗师和典范。我不敢向施先生祝寿,因为他不喜欢一百岁,然而作为廿世纪文学的见证者和代言人,我想施先生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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