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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的研究都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人物、思想和精神的解读与重塑，而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显得更加重要。在此背景下，“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召开。与会学者围绕“经典传播与文学翻译研究”、“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学跨文化研究”、“文学批评与西方文论研究”、“欧美经典文学研究”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准确“重估”文学经典 文学理论既基于文学创作实践，也指导和服务于文学创作。要准确“重估”文学经典，离开不同时期重大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理论经典的参照是不可想象的。浙江省社科联主席蒋承勇认为，从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现状看，经典阅读的有效性有所下降。“经典重估”除经典性文学作品外，还应该包括对重大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理论经典的重估。因为理论和创作是文学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文学史上的重大现象。重估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理论经典是必要的。 蒋承勇谈到，我国学界曾出现“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与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这无疑是积极的，因而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的多元和创新；但另一方面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盲目、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度与失范。对此，我国学界一直在进行反思和批评。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校长朱文斌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华文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开始呼唤更能全面展现华文文学创作全貌的文学史著作。要撰写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史，将面临一些问题：一是文学史料和资料难以搜集和整理；二是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文学史料难以有效辨识和遴选；三是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难以全面把握和概括；四是世界各地区华文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如何处理；五是重点作家作品关注和经典文本确立难度较大等。其中，经典文本是文学史叙述的核心，但经典文本的确立受制于各种因素。例如，经典文本自身必须蕴含特定的审美质素，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考验；经典文本自身与特定时代美学趣味、价值观念，以及围绕美学趣味、价值观念展开的权力运作密切相联，这些都会影响文学史撰写者对于经典文本的价值评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