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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杼轴献功”疑义辨析(4)

http://www.newdu.com 2017-12-1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刘尊举 参加讨论

    四、“神与物游”:想象空间与文本世界
    《神思》篇开篇伊始,刘勰就对“神思”作出极富想象力的描绘:“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篇中又有如下文字:“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极言文学想象不受时空限制的超越性与能动性特征。这种夸饰性的文字极具感染力,也很有蛊惑性。事实上,刘勰所讨论的文学构思,既包括艺术想象,又包括对表达方式的思考;前者是酝酿情感、积累素材的过程,后者是经营组织、布局谋篇的过程。然而读者往往受现代重灵感、重想象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更兼开篇一段文字的感染与误导,大都只重视感性色彩强烈的艺术想象,而忽视了有关表达方式的理性思考。刘勰对文学构思活动的完整过程有清楚的表述: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遯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神与物游”是刘勰心目中文学构思的理想境界。“神”是根植于人的灵心慧性的创作的灵感与冲动,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具有不可名状的超越性与能动性。“物”并非特指客观物象,而是泛指被作家感知的、文章所要表现的一切事物,也应该包括情感与思想。在创作灵感的支配下,作家的思绪可以信马由缰、自由驰骋。在想象的世界里,作家心灵的触角可以延展到任意角落,灵感、冲动、情感、思想、天地万物,都可以融为一体。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描写的就是这种状态。然而,这并不是刘勰所谓“神与物游”的全部内容。这只是“神”与“物”在想象世界的融合,而刘勰所要追求的是能够用语言表达的、指向文本世界的“神与物游”。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神”与“物”的融合,受两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志气”,二是“辞令”。“志气”,并非思想情感,而是指精神状态。“志气统其关键”,是说创作灵感的发用依托于虚静灵明的精神状态。“辞令管其枢机”,是指物貌的呈现,有赖于明白晓畅的文辞。刘永济称:“志气清明,则感应灵速;辞令巧妙,则兴象昭晰。二者之于文事,若两轮之于车焉。千古才士,未有舍是而能成佳文者。”(13)因此,为了实现“神”与“物”的融合,就要从两方面入手作准备。从“志气”的角度,提出“贵在虚静”,要求“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为灵感之发用清除障碍;从“辞令”的角度,提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是要通过积极的学习与训练全面提升表达能力。“玄解之宰”、“独照之匠”,即“神”。“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均是指文学创作。这是说从“志气”和“辞令”两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就可以思如泉涌、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技巧进行文学创作。这就是驾驭文辞、布局谋篇的基本方法。可见,“神与物游”本身即包含表达的需要。它不满足于心物交融的内心体验,而是要诉诸文字、直指文本,势必会思考有关写作能力与方法的问题。“积学”、“酌理”、“研阅”、“驯致”主要是对写作能力的培养,“博而能一”和“杼轴献功”则是构思活动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具体而言,“博而能一”是方向,是作用;“杼轴献功”是过程,是途径。它们都属于文学构思中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虚静”说则属于文学构思中灵感与艺术想象层面的问题。
    学界对“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一句文字有不同的解读,这会影响我们对该问题的整体理解,故于此略加申述。讨论“神与物游”,却突然提出“辞令”问题,本身就令人感到颇为费解。很多学者在解释这句文字的时候就含混地一笔带过了。刘永济认为“神与物游”一段文字是讲“作者内心与外境交融而后文生之理”,其中论道:“‘物沿耳目’,与神会而后成兴象……辞令巧妙,则兴象昭晰。”(14)他认为物与心交融而成兴象,兴象则借助辞令而成文,基本上是把“辞令”理解为语言表达的问题。周勋初解释这段文字说:“客观的物则通过感觉器官而触动心神,然后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论志气的四句指反映过程而言,论辞令的四句指表达过程而言。”(15)这是明确地将其界定为语言表达问题。郭绍虞等则有不同的看法:“这二句谓作者通过耳目感官接触物象进行思维,须以言词为媒介。”(16)训“辞令”为“言词”,以之为思维的媒介。在此问题上王元化有相同的看法:“‘辞令’指语言或语词。想象活动以语言作为媒介或手段。没有赤裸裸的思想,各种思想活动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17)大体来看,刘永济、周勋初持一种观点,认为“辞令”是语言表达的问题;郭绍虞、王元化持另一种观点,认为“辞令”是思维或思想的媒介。关于“辞令”不同的解读会导致对“神与物游”理解的差异。前者将语言表达问题作为文学构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则倾向于把文学构思等同于艺术想象。理论上讲,思想或思维要以语言为媒介,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神思》篇的具体论述中,这种理解却是比较牵强的。首先,从文本层次来看,“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与“是以陶均文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一目了然的。假如“辞令”只是思想的媒介或工具,完全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讨论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问题。其次,“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显然是讲文章的运思与写作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然后”二字,紧承“是以陶均文思”数句而来;而“是以”二字,又是承“神居胸臆”数句而来。这两个连词的使用,揭示了三者之间“问题—方法—结果”的逻辑关系。以此倒推,同样可以说明“辞令管其枢机”讲的是语言表达的问题。再次,“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是整一大段的总结文字,明确地表明这种构思活动具有布局谋篇的内容与性质。我们显然不应该脱离严密的论述体系,孤立地揣度、判断个别词句的含义。在这里,“辞令”只能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不是指思维的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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