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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人都愣了一下。我们愣不是因为她说她的前世和我父亲的前世是夫妻，而是她那么直接的、那么自然的，仿佛就是我家一个近亲，说出了我的小名。是的，皮小姐是父亲给我起的小名，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因为经常抢同桌的橡皮擦，老师叫了几次家长，父亲便笑着跟我说，以后你就叫皮小姐吧。不可否认，这是个好听又不乏时尚的小名，于是在我家就叫开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家里人还是习惯叫我皮小姐。我父亲还真是一个有品味有文化的人，至少在我们家乡，他和其他人都不一样。而梅朵拉姆到来之前，仅和我有过一次短信交流，我一次也没提及我的小名，我提这干嘛啊，我有病啊，我还是在一种不经意的情况下才回了她的短信，她在短信里说她是梅朵拉姆，听说我父亲去世了，她很悲伤。就这些，如果不是因为删了我还可以打开给家里人看看。至于她哪里得来的我的号码，又怎么知道我的小名，甚至于还知道我家更多的事情……我们一概不知。也就是说，她在暗，我们在明。这真是一种不公平的对立。我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家里人的戒备和怒气，尤其是母亲，如果是在平时，我估计她已经跳起来了。母亲完全不能接受有另一个女人自称是父亲的妻子，哪怕是前世，也不行，这是她作为一个乡下妇女最为敏感的区域。我们一家人中，母亲又最为相信人有前世一说。所以，在如何对待梅朵拉姆这个事情上，母亲一直态度暧昧，她相信梅朵拉姆所知的一切，又无法接受她告知的事实。 可以想象，一个葬礼遭遇这样的意外，对一家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治丧委员会的几个老头都是父亲生前的发小，那几年，他们这帮在街上从小玩到老的人陆续去世了，轮到父亲时，能走在一起商量事的也就没几个了。他们一直嚷嚷着要年轻一辈的起来接手，否则后继无人了，好像那是天大的事情一般，其实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故弄玄虚——他们一方面也似乎在排斥年轻人插手，端出一副大架子，说，你们年轻仔，懂个毛。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显示出了他们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掩饰了他们不会玩电脑拿个手机还得要孙子帮忙拨的尴尬——好吧，但愿是我心理阴暗，总之我老觉得他们一边惧畏死亡，内心深处也在盼望着死亡，父亲的死就让他们兴奋不已，奔走相告，不请自来，其中一个喜欢当头头的老头是个退休老教师，读过几年书，父亲生前和他来往比较多，我们全家都习惯叫他福叔。这个高个子老头喜欢在我家高谈阔论，在我的印象里，如果福叔和父亲对坐时，总是一个聒噪一个沉默对比十分悬殊。父亲事后会跟我们说——当然他没有一点瞧不起福叔的意思——他说，福叔说的其实都是错的。我就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对一个说的都是错的人那么尊敬。于是，父亲的死，对于福叔来说，确实是大事，他像办自家的事一样尽心尽力。福叔先是对梅朵拉姆的身份起了疑心，他问我母亲，发生什么事了。我母亲不想告诉外人实情，她摇摇头，大概说的来者是一位远房亲戚。“我怎么不认识？”这是福叔随口说出来的话，他太高估自己了，以为我家的事他都了若指掌。事实证明，父亲死后，福叔对我母亲的过分照顾，让我多年以后还怀疑他们有一腿。当然只是怀疑。几年后母亲被我接到了惠州，她一直叫嚷着住城市不习惯，空气也不好。我时不时会送她回去小住一段时间。一直到福叔前几年脑血栓瘫痪了，母亲才厚着脸皮说他得回去照顾，否则没人管福叔死活。我也不再探究，有些事怀疑归怀疑，终究不用去求证。 在母亲的周密安排下，梅朵拉姆以我家的远房亲戚的身份住了几天，直到父亲的葬礼结束，她才离开。我能记得的是，那几天，梅朵拉姆几乎和我形影不离，她喋喋不休地跟我讲她与父亲的前世，仿佛她的今世就是为了给人讲述她的前世。她能说出一些细节让人误以为那就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至少杜撰也杜撰得高明，比如当时他们生活的梅城马牙县一斤米一把菜是多少钱，去挑个水要绕过多少个弯穿过多少条街巷，她如数家珍，仿佛刚从那地方那年月赶过来。我当时想，这人如果不当骗子，估计在别的行业也是个出色的人才，例如当个作家什么的。既然是骗子，那总得要骗点什么吧，钱？还是其他什么，吃的，用的？母亲想过给她一点钱，当然不多，一两百块，打发走人。但她不要钱，正因为不要钱，才引起了母亲更大的警惕。母亲真是怀疑梅朵拉姆和父亲的关系了。梅朵拉姆一走，母亲就跟我单独交代，说既然这个骗子是跟你联系的，你还和她保持联系，弄清楚她到底是谁。母亲嘴里说的是骗子，其实已经在心里认定她是情敌了。我也是感觉好玩。那会还年轻，没遇到我现在的丈夫，有点不理解一个女人即使丈夫死了还要对他的情人穷追不舍。后来我有点理解了，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向母亲提供证据，证明梅朵拉姆曾经和父亲有个什么不干净的纠葛，也许有过，也许真没有，这些都不重要了，至少在我这里，那些不再是我和梅朵拉姆一直保持联系和交往的原因，或者说目的。有时候我觉得，和她交往，成了我某种心理上的需要，除了我的家人，丈夫和患有严重自闭症的儿子，我似乎再也离不开梅朵拉姆了，这个骗子，这个能知晓前世，这个巫婆一样的女人，老女人。甚至于，我一度怀疑，我这十年来的遭遇，似乎是她一手策划，或者说干预实现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梅朵拉姆还真的是个巫婆。我又怎么能相信世间存在着这些稀奇古怪的力量呢？事实证明，我确实越来越模糊了自己的判断能力了。这跟一个人的命运有关，一路走来，风不刮雨不淋的，自然可以自傲到不相信一切，例如十年前的我，那个刚刚获得律师证书踌躇满志的我。然而我的好运似乎也只能走那么远的路程。一年后，我遇见了他，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贝先生。贝先生是我的第一个客户，他当时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十年前，广告公司正红火，你们知道吧，能赚钱的事业，也正因为此，难免涉及经济纠葛，第一个官司是我帮他打的，赢了，初出茅庐，我确实能干，有股狠劲，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女汉子。贝先生看中了我，要请我当他们公司的法律顾问，这差事好，我还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贝先生那边权当是兼职。按贝先生后来的老实交代，他那时就喜欢上我了，决定追我。我这人平时傲气，似乎看谁都不顺眼，遇到对我好的人，心就软了，再说，贝先生确实是个好人，一表人才，关键是能做一手好菜。我老早就发过誓，一辈子不学做饭，决不像母亲那样过一生。这么说来，贝先生有点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天意啊，多好。没过多久，我们就同居了。一年后，我怀上了，这事让我十分紧张。贝先生说，咱们结婚吧。我当时糊里糊涂的，就答应了。事实上，这完全不是我预先设想好的人生，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仓促的，至少不应该这么早怀上孩子，这么早成为别人的老婆。那年我只有26岁，贝先生已经35了。事后想想，我有点上了他的当，我的一生就那样被他给毁了。事实上，毁我一生的不是贝先生，而是我们的儿子。三岁之前，我们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三岁以后，我们就感觉不对劲了。而这种不对劲在我们的感觉下又像是配合着我们的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一直到医生说，自闭症。接着医生又安慰我们，也不是只有你们家孩子，刚走的也是……好像想告诉我们，这病就跟感冒似的，不值得稀奇。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这其实就是另一种“癌症”，医生只是要我们认命罢了。 看似有个明显的分界点，我的好日子和我的坏日子，我有尊严的日子和没尊严的日子，咔的一声，就在那个点上，折了，天与地，水与火。我还得承认我的伟大，为了儿子，我竟然也能像那些电视上宣扬的伟大母爱那样可以放弃一切，我几乎放弃了我的事业，躲在家里成了自己以前瞧不起的黄脸婆，为了儿子能和正常人那样读个幼儿园，花钱求人，就差没跪着和人家说话了。任何关于自闭症的资料和团体我都查阅和咨询过，参加过无数的培训班和讲座，把自己活生生从一个律师扭成了一个自闭症专家，最终也无能为力，儿子该面临的问题还是得面临该出现症状一个也少不了，了解得再多，实际也就更为坚信，一切都是天注定，无药可救。好吧，我认了。谁也帮不上忙。 这期间，我们搬了几次家，换了几个城市，最后落脚在陌生的深圳。我越来越喜欢在没有熟人的城市里生活，那样的话，就不用一遍遍的把伤口揭开给人看，似乎还有义务跟他们一个个解释，诉苦，叹谓，如此才显得通情达理，在亲友那获取一些怜悯和支持。够了，我不需要这些。我需要他们不闻不问，无情到最后把我们一家忘掉。我刻意与外界断了联系，换了号码谁也不告诉。有一阵时间，我的手机里只存有两个号码，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梅朵拉姆。我母亲和福叔好上之后，我唯一能倾诉的便只有梅朵拉姆了。四年前，梅朵拉姆一步一叩匍匐到了西藏，她发给了我不少照片，看着像一群野人。我跟她说我儿子有自闭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跟我说，你来吧，来西藏朝圣，回头看时，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我当她是安慰我。那时我还相信医学有足够的能力治愈我的孩子，如果我不放弃的话。后来我绝望了，想起梅朵拉姆讲过我父亲前世的死，因为当时战乱，父亲的前世埋得十分草率，据梅朵拉姆回忆，卷了一席草席就下葬了，埋在马牙西郊的灯芯山下，具体位置梅朵拉姆当时描述得很详细，不得不让人信以为真，她说，灯芯山呈凹型，凹进去的地方是一片深田，田中有巨石如伞，周围是坡，长满荒草，还有一棵银杏树。我父亲的前世就埋在银杏树下。如果真如梅朵拉姆所言，那是一块风水宝地。梅朵拉姆却说，百年后，灯芯山成了梅城的旅游景点，游玩的人都想和巨石合影，你父亲的前世在底下，一直任人践踏，后世必有所残……一个“残”字，让我警醒。也就是说，梅朵拉姆早在多年前就已经预示了我儿子的境况。我紧忙跟梅朵拉姆提起此事，她没说什么，只是叫我有时间去看看。深圳离梅城并不遥远，去年国庆，我突然向丈夫提出去梅城走走，我这一反常的提议没得到他的反对，事情上他早就对我烦透了，觉得我不应该相信外面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指的当然就是梅朵拉姆。我们一家是以旅游的名义到达梅城马牙县的，灯芯山旅游区并不难走，进山的路到处是车队。一切正如梅朵拉姆所言，这些都不奇怪，或者她曾经来过。我们特意来到巨石下，一家三口站在一起，请了一个小伙子帮我们拍照。儿子很开心，哇哇大叫，想挣开我的手，旁边的人都看着他，一眼也就知道了他的不正常。他已经七岁了，长出了一米五的个头，连身高看起来都不太正常，这小子要不是有病，将来和他爸一样肯定是个帅小伙。我们绕着巨石找了一圈，没能找到银杏树，众人的踩踏，使之地面坚硬，如同浇了水泥。晚上我们住在山下旅馆，我趁机溜了出来，我也不知道溜出来能干什么。边上有一家卖丝巾的小铺，挑丝巾时我也就那么随口一说，这石头真怪像把雨伞这么立着也不倒。卖丝巾的小姑娘微笑着，不知道怎么应我。突然，是一把苍老的声音，“怎么会倒呢？那是一块墓碑，底下埋着人呢。”我扭头一看，一个老人在角落吸着水烟筒。“我爷爷。”小姑娘说。我问，底下埋的谁啊？老人说，谁知道，民国时期的坟了，年久失修，这儿开发时，曾做了告示，也没人家来认，就用机器铲平了，奇怪的是，没过几天，银杏树就起火了，烧没了……我浑身打了冷战，急忙回旅馆，把事情始末告诉丈夫，我想把父亲前世的骨殖挖走，另找地方厚葬。丈夫觉得我疯了，他暴跳如雷，当晚就带着我们离开了梅城。这一年来，我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觉得无论如何得试一试，说不定，儿子就能因此好了起来。也许正如贝先生所言，我确实疯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