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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西方美学被引入中国，中华美学在取其精华的同时，却也把西方美学作为参照物进行自我切割，最终带来一系列的弊病。在这当中，礼乐教化传统可谓首当其冲。不过，由梁启超、贺麟、朱谦之、吕凤子等为代表的近代学人却能在与西方美学的积极对话中，创造性地发扬与更新这一传统，形成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激越之音。 感觉的兴发与流变 中华美学精神一如中华传统文化，在绝对主观的一端与绝对客观的一端都没有夸张的、独立的、绝对化的发展，而是流连、徜徉甚至迷恋于主客不分离的感觉兴发与绵延。 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神”而无“家”、尚科学而不尚感觉的文化，也自然是一种推崇无时间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往往在上述两端之间来回剧烈摇摆，却在主客不分离的区域（道德与审美）极为笨拙，甚至捉襟见肘。这两种文化也孕育出了西方美学的两大谱系，其一是由纯粹主体或主观出发的美学，这一美学又分化为神学美学与主体性美学；其二则是科学或者认识论美学，侧重把审美现象作为客观对象加以把握。 与西方美学的上述两大谱系相反，中华传统文化流连于另外两种感觉的兴发与流变：其一是来自于家庭中亲子之爱的“慈”与“孝”，此为伦理或为善；其二则是来自于感官的愉悦，此为审美或为美。尤其是亲子之爱中的“慈”，堪称人世间冲动性最强、最自然而然、最无私、完全超乎功利性且绵延时间最长久的美感。儒家就是顺应了亲子之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与血缘需要，建立了以慈孝之仁为核心、以礼为外显行为的学说，而“礼，时为大”（《礼记·礼器》）所说的正是礼的偶在却必然的本性——应“时”、“时机”而兴，且发为“时”、“时流”。以亲子之爱为核心的“礼”与“乐”、“诗”、“舞”等完全出自天性所趋，自然可以融合起来，以“乐”、“诗”、“舞”来强化“礼”的形式感，加强“礼”的完美兴发与持存、绵延，因此儒家及其礼乐教化就成为中华文化与美学精神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当亲子之爱衍化为宗法制社会与国家结构之后，礼乐教化活动就更成为国家治理、社会教化、人际交往及个人行为修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这正是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朱谦之美学思想的传统与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