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族是云南特有的、人口较少的7个少数民族之一，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随着一代代阿昌人的努力，阿昌族的传统文化不断被激活，在现代文化领域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云南阿昌族作家曹先强就是这一群体中的重要一员。
    曹先强从小生活在偏远的阿昌山寨，1980年走出农村，负笈京城，毕业后长期在云南电视台工作，走的地方多、见识的人多，笔耕不辍30余年，在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编著有《阿昌族文化大观》，主编了《中国阿昌族大辞典》《阿昌族文化论集》，导演了音乐电视《阿昌欢歌》、电视片《阿昌之魂》和《太阳之子·阿昌族》。他以作家和电视媒体人的双重身份，不遗余力地通过文字、透过电视镜头，忠实地记录、传播本民族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
    作品集《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是曹先强笔耕多年收获的硕果，对民族记忆进行了集中的呈现。作家在汲取阿昌族民族文学的丰富给养后，借助各种文学手法，咏叹家乡的山和树，咏叹家乡的火塘和节庆风俗，咏叹温厚的乡亲感情，诗意地叙述阿昌族的生活方式，并透视背后蕴藏的思想特质和文化心理。在作品中，作家整理民族的记忆，抒发乡土情怀，展示民族文化，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作为在外的游子，曹先强在作品中抒发了对故乡的思念。他说：“哪怕我浪迹天涯，故乡都会像纯净的美玉一样温润着我的心。”写到故乡的火塘，他说：“在我的山寨，火塘是精神，是旗帜。”他还写故乡的象脑山，写山寨的小学，写阿昌刀，写故乡的美味……故乡的一切，都为这个离乡的游子源源不绝地输送着创作的灵感。
    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曾说过：“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曹先强在大城市求学和工作，在经历了现代文明的碰撞与洗礼后，依然能够以一种喜悦、平和的心态审视乡村，对“故乡那些事儿”津津乐道，写出了丰富的细节。他说：“从本质上讲，我从没有离开过阿昌族社会。故乡像棵大树，我一直很快活地在它的树荫下成长。”这种情绪和态度自然流淌到他的笔下，使其笔下的故乡显得和煦自然。
    曹先强也写到故乡的迷信和愚昧，但那些只是些许淡淡的遗憾，与鲁迅等现代作家对农村封建社会的激烈抨击并不相同。在《远山童话·山狗吠月》里，定元用背囊中的稀罕山货换回了一块锅盖大的镜子。别人忽悠他说，这块镜子有魔法，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妻子拿着这块镜子，窥见镜中一个女人的容貌，以为家里有了别的女人而寻死觅活。家里乱作一团时，镜子摔碎了。这时，见多识广的老爹发话了：“少见多怪，再出山看看。”虽有批判意图，但为人物指明了出路。
    曹先强的作品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比如关于传统礼仪文化的描写：“若哪个晚辈，冒失地冲进来不问三红七白，把抬给长辈的洗脚水给先用了，或是在长辈在座的堂前，随意地跷起二郎腿，或是不小心当着长辈们的面放出一个响屁来，那就非得当面向长辈赔罪不可了。”
    节庆仪式方面，作家重点书写了阿昌族的阿露窝罗节。在窝罗节期间，称为“活袍”的经师念诵本民族的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阿昌族群众在村寨的空地上跳窝罗，纪念人类始祖。晚上，未婚男女对唱山歌，倾诉相恋之情。这些节庆活动，在曹先强的作品中都有完整、细致的呈现。
    阿昌族所说的“活袍”，实际上就是阿昌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祭司，是阿昌族社会生活的智者和社会知识的集大成者。祭司为继承和传播阿昌族传统文化遗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曹先强这样书写活袍文化：“活袍手拿米碗围着兴文头顶绕了三圈，点燃纸火香烛，放在碗上，用三根彩线吊起来一把口子朝上的砍刀，慎重地请师，然后严肃地询卦问卜……”
    阿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民间音乐艺术和民间口头文学相对繁荣，俗话说，“阿昌生得犟，不哭就爱唱。”丰富多彩的民歌展现了阿昌人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走路唱歌——“上山犹如风摆柳，下坡好似风送云”；他们劳动唱歌——“弯腰活路辛苦大，唱个山歌散散心”。在曹先强的中篇小说《弯弯的山路，弯弯的歌》中，阿昌族男女青年对唱的山歌是：“过河过水并排过，涉山涉水一路行。妹在前面引路走，哥在后面随后跟。好花开了妹先采，豹子老虎来了哥挡着……”
    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又能跳出本民族的范围，用广阔的视野审视本民族的文化，这让曹先强的故乡书写显出了特色，较深入、较全面地呈现了阿昌族的人文全貌。
    在艺术上，曹先强追求一种晓畅通达的文字表达。这种朴实文风，体现为短句多，文字简洁平和，晦涩或“呼天抢地”的感情表达不多。比如，小说《照壁》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石凤大妈家的这堵土墙照壁，说不清有多少个年头了。如今，猪拱牛蹭，风吹雨打，底部四沿的棱角已磨成了椭圆的碓嘴形，黑亮黑亮的。顶上，没瓦盖，也没上山草。过去，都是石凤大妈割来山草盖压，现在她手脚不灵光了，已有好几个雨水季节没盖顶了。往昔铺顶的陈草，已腐烂变土了，上面长出了几株像马耳朵的败园子草，在风中摇曳着。”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行文风格。在一般的白话文基础上，曹先强融入了一些具有一定乡村民族特色的独特词汇和俗语，例如“鸡吃豌豆，心里有了数”、“老猫抓着了一个猪尿泡——空喜一场”、“瘦精干巴”、“雀摸眼”等。这种语言朴实生动，颇有趣味。
    从容的文字叙述，透出作家质朴的感情。城里人写山村，在那些惊愕、迷恋之中，经常夹杂着从城里带出来的感情。对比起来，曹先强要从容得多，因为他在文化心态上还是山里的阿昌人，他的作品是乡村人在表达乡村感情，仿佛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城市的生活并没有把他的“文化之魂”带走，反而加深了他对乡土民族文化特质的理解。阿昌族山村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一个有精神归宿的人，心情必然是平静的，所见所书也必然是平和的。他与他的乡村和民族没有任何疏离，不需要太过浓重的回味和感伤。
    作为一名电视工作者，曹先强善于运用高超的构图技巧来展现典型画面，善于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画面进行衔接，表达特定的意义。作为一位作家，曹先强能够以纯熟的技法，脉络清晰、情节完整地叙事和塑造人。在这个过程中，饱含了作家对故乡的深情和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