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刊发宗璞短篇《红豆》的1957年第7期《人民文学》
    
    《南渡记》第一卷部分章节曾刊发于《人民文学》1987年第5、6期
    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宗璞的短篇《红豆》，这篇作家的代表作，早已成为经典。时间来到1987年，当时还取作《双城鸿雪纪》的第一卷《南渡记》，以《方壶流萤》和《泪洒方壶》两个中篇的形式，连续在《人民文学》第5期和第6期刊出第一章，鸣响了四卷本鸿篇巨制的前奏。及至2017年年末，《野葫芦引》的收官之作《北归记》，头题刊发于《人民文学》第12期。整整两个三十年，《人民文学》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宗璞先生创作生涯中三个里程碑式的节点。
    俄裔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以刺猬和狐狸作喻，将作家的艺术人格和思想人格分为两类：一类是向心的体系化的刺猬人格，一类是离心的多目的的狐狸人格。通观宗璞的创作，似乎趋于刺猬一类。但不论是人格状态，还是文章的气韵，刺猬说之于宗璞终究不够准确，只能说是隔靴搔痒。在我看来，宗璞的创作不妨说是一种植物式的写作。
    植物式写作既不同于狐狸式写作，它没有过于分散的目标和诡谲的行动策略，也异于把复杂的世界压缩成简单的程式，把创作变成纯粹利己的以守为攻的刺猬式写作，这两种动物式的写作风格都过于躁动不安。植物式的写作，生长自然是其诉求，但慢一点，再慢一点，并无不妥，三十年或许刚刚好。它跟动物式写作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维持在一种舒缓自适的状态里，既不具备攻击性，也不需要防御能力，它是逐渐呈递，只管生长，因此显得温婉、绵延、朴素，但又倔强、昂扬、苦心孤诣。这样的创作注定是一遭漫漫的生长过程。它反复掂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思考事件和时势之间的种种偶然和必然，就像植物关注气温、泥土的湿度和光线强度等长时段缓慢变化的客观环境，而非一时的交配和掠食。它也不是那类十八世纪或仿十八世纪的矿物式写作，将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全部灌注在故事细节的纹理当中，文本刚一问世，旋即成为化石标本。宗璞的创作，靠氤氲其间的感情取胜，而不是靠剧情的曲折取胜（动物式写作），也不是靠价值导向取胜（矿物式写作）。它在生活的景深中长出藏含历史信息的枝叶，在历史的脉络里绽出生活繁复的花蕾。
    因此在宗璞漫长的创作生涯里，小说不是标榜时间在流动、风尚在更替的文学变形记，而恰恰是要证明某种在行进过程中不变的永恒，那躺在河床里的磐石。翻开《人民文学》飘荡着年代感的历史卷宗，宗璞不同时期写下的文字，却并没有给人明显的断裂感，三十年复三十年，在宗璞这里仿佛不过朝夕。以至于我竟有些笃信，在宗璞的小说里，可以鉴别字画年代的碳同位素是失效的，她的小说拥有某种能够抹除年代感的东方神秘力量。它取缔了我们常常自我灌输的时间的效力，让文字具备了超越时空的内通性。两个三十年，能够带走的东西太多太多，但读罢宗璞的小说，我们会更关注当中始终带不走的东西究竟为何。那些带得走的，反倒不值一提。这也是宗璞跟绝大多数的创作者大相径庭的地方，她似乎在告诉我们，坚持未必没有出路，既是南渡，终要北归。
    在竞相浓妆艳抹的文学氛围下，宗璞的小说，冷静地暗示了“化妆品”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至于说文学本该有的状态，容光焕发耶？人老珠黄耶？皆归于一句顺势而动。自然的可贵，就在于不逃避，不躲闪，在于那份径直迎上去的果决和从容。也因此，宗璞的小说轻而易举地避免了虚胖、油腻和衰朽、涣散等文学“中老年化”的通病，时隔一甲子仍旧鲜嫩多汁，甚至依然保有一股文气上的青涩和活力。
    足可按图索骥的贴身事件与时刻警戒的叙述间距，个人情感和时代背景的纵横盘错，无所谓遮饰的纯真文心，透过这些接近透明的文本“囊肉”，宗璞小说本质上是在探寻人的归宿问题。理查德·耶茨在《建筑工人》这篇小说里，将小说创作比作建造房子，它需要打好地基，砌好墙，搭好屋顶，但小说这个建筑亟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它的窗户在哪里，光线从哪儿照进来。耶茨告诉我们，光线就是小说的观点，是蕴含的真理，是文本给人的启示。而在宗璞这里，小说窗口的作用更多不再是外部阳光的投射，而是自身向外的探看，是屋内灯光的映射，它是一个出口，而不是一个入口。
    在《红豆》里，江玫最终选择了更为宏大的理想，但对齐虹的感情依然藕断丝连，青鸟殷勤为探看，那一抹回望，而非砍瓜切菜般决裂，这是小说至今都叫人回味的一个出口。在《南渡记》的第一章里，出口是战乱降临时的一场婚宴，是短时间内避难前的狼狈和舞照跳的优雅间一时难以矫正的错位。而在《北归记》中，出口是渡劫归来的主人公们在意识到生活有着“永远的结”的前提下，仍未停下寻找人生和家国出路的脚步。辞春前，以为归宿是萌芽，夏至时，以为归宿是盛放，待到秋来，以为落土为安是终点，直到冬去春来日，才意识到归宿不过是一种往复，是永远解不开的循环。人一如植物，在四时变幻却又不外乎此的外部局势中，终于彻悟，顽强地活着，彼此更热烈地爱憎，才是不负生命的最佳方式。宗璞不同时段的文笔风格虽然贯通始终，但格局无疑越来越大，目光越拉越长，生命的涵养一如接天莲叶，越发浩然朗阔，熠熠夺目。
    只有一门心思埋首奋笔的人，才能六十年如一日不偏不废地进行着自己的耕耘。我斗胆猜测，宗璞绝不愿以与时俱进之名，把自身的创作变成一台时代先锋号机器，因为她的身上流淌着植物的基因。意识流，魔幻，解构，元叙述，怪诞，黑色幽默，所有的妙招和花招，在宗璞面前都显得过于花哨和轻佻，反倒成了对于自己十分才情的十二分吆喝。宗璞笔下的红豆和野葫芦们，生长出了自己的品格，自己的韵律，拥有独特的文绉绉的野气。只有由内而外探照的人，才具有近乎不竭的一以贯之的能量。某种意义上，宗璞创作的缓慢滋长，让小说具有一种平稳的永动特质。永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文学在宗璞这里，从来就不是闹着玩，从来就是使命之召唤。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文学的时代风尚及其领航者变了又变，宗璞却依然站在那里，站在这个一方面日显边缘化，一方面又日益圣坛化的角落，述说着她还没有讲完的故事。那是她自己的故事，关于前尘，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流徙和归来，关于爱情，关于何以家为，关于今朝之为今朝的昨日。正因此，那也是我们的故事。
    宗璞的小说是一项古朴的工艺美学，凭借着挑山工式的恒心，抱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心迹，宗璞六十年的创作实践，理应让那些擅于施展小聪明和一味作秀的作家颜面尽失。每一段文字，都是宗璞文学信仰的信条，在信仰面前，没有比忠贞不贰更令人感佩的品行。宗璞就是这样一个文学的信徒。在她的小说里，这位劳模一般的布道者，东南西北都去开凿一番，她是要凭借她最信赖的文字，去确证自己是一个对信仰无比挚爱的行动派。她躬行了，她做到了，这甚至比做到何等境界更加具有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种类似植物的价值，悄然地生长，但必须要生长，在氮、磷、钾等元素的催发下，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自己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直至砌绿成荫，直至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