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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国际上所认可的中国作家中如莫言、阎连科、刘慈欣的作品，他们作品中鲜活的民间文化力量，充满想象力的文学表达，使得他们的作品获得了广泛程度的受众支持，作家文学中所具备的民间文化资源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功能古已有之，这会启发作家的文学创作，促使作家们思考如何从民间文化资源中找到汉语文学写作进入世界文学的有效路径。 中华文明在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就内部而言，西域与中原文化血脉相连，由来已久，汉唐时期大量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在高昌地区，汉文典籍一度是当地民族教育儿童的教材。19世纪，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的《论语》残片，其中尤为珍贵的是196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中发现的唐景龙4年的《论语郑氏注》写本，书写人是一位大约 12岁的名叫卜天寿的西域孩子。西域人将绘制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的画像悬于宫廷之中。隋唐时期，汉文化对于西域的影响十分深远。与此同时，西域文化在接受中原汉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原的汉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坐的椅子、唐诗中的胡姬、百戏杂耍、西域乐舞等都来自西域。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相互影响，不分彼此，在长期的历史交融中，共同建构了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学格局。就外部交往而言，张骞通西域时，就在当今的阿富汗市场上发现了中国四川地区的竹木制品和纺织品。中国自汉代以来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延伸、拓展本土文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盛唐达到顶峰，进而形成了同“一带一路”西部沿线各国互通往来的交流格局。 聚焦汉语文学写作与世界文学关系，需要我们从事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人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重新挖掘文学创作中的民间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民间文化资源，都曾深刻地影响过作家文学的创作。比如“敦煌曲子”对宋词的影响。《敦煌曲子》中有一首叫《鹊踏枝》的曲，最开始对它的记录，出自一位陆地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普通商人，这位商人长年在西域绿洲赶集，并没有受过正式的书斋教育，他离家太久，也没有家小，日子久了，便非常怀念他的家乡。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一首曲子，触发了他的思乡之情，为了记住这首曲子，他试着填字，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有限，又不通曲律，凭着记忆与情感，他填道：“独坐更深人寂寂， 忆恋家乡， 路远关山隔。寒雁飞来无消息， 交儿牵断心肠忆……”然而，正是这位商人随手填的这首曲子，深刻地影响到后来词的创作。这首词后来被冯延巳《鹊踏枝》重新改写为：“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这是民间文化对文人创作影响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也是不同类型文明互鉴的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汉语文学写作如何进入世界文学，有必要重新挖掘中华优秀民间文化资源与文人创作间的渊源。 第二，开展民间文学交流研究。自古以来，西域地区就流传着中原汉族的民间故事。比如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中的《三条遗嘱》就与汉族寓言中的《老汉折箭》情节相同；维吾尔族民间故事的《木马》也就是汉民族民间故事中的《鲁班造马》。重新梳理各民族民间故事间的渊源、流变对探索汉语文学创作进入世界文学是一种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构建涉及到我们对于一些共通的民生问题、民间生活类型的理解，理解民间文学间的交流对汉语文学走向世界有所帮助。 第三，在文学交流中确立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今后的国际人文交流中，要“以我为主”。这意味着汉语文学写作进入世界文学，在强调文学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命运相关的同时，需要明确“以我为主”的叙事主体自觉，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的叙事传统一直是在兼收并蓄、动态建构中完成的，比如印度文化中的讲唱文学传统是由古地新疆传播到内地，而中国白话小说中通行的韵散相间的文体源自佛教的讲经与变文；话本小说中常用的入场诗与散场诗源自佛教讲唱中常用的“押座文”与“解座文”；话本小说里的“得胜回头”源自佛教讲唱中的开题文字，新疆的《玛纳斯》叙事深受《列王记》的影响，其叙事长度超过《荷马史诗》等等，这些东方叙事传统一直是中国故事叙事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小说叙事一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讲好中国故事，也需要今天的汉语文学创作者能够具备历史的眼光与整合叙事的能力。 第四，确立一体多元的文化叙事格局。一体多元的文化叙事格局不仅是指中心城市与边疆之间，或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还指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体多元”不仅是指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更是文学的一体性，是指在文学通识性的要求之下，如何实现城市和乡村之间，中心城市和边缘省份之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叙事平衡。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