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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世纪初，戏剧对中国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影响并不是单向流动的，而是闭合循环的，也就是说“戏剧”和“历史”会循环流动。当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马上就人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戏曲，当时有一个戏叫《柳条记》，还有一个戏叫《鞭花记》，全都是讲义和团首领的，用的也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素材。更有意思的是，过了几十年后，山东大学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其中包括对当事人的采访，当时还健在的农民在回忆和口述历史的时候，就把这些戏剧里的故事直接当成史料讲述给调查员，“戏剧”和“历史”由此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而且可以肯定，这种现象没有受到过世界文学的影响，就是中国文学最原初的状态，至少在底层民众中是遵循了这一“闭环”规律的。而且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从1900年到1940年，中国华北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而考察新文学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新文学中所呈现出的重要问题，一直都是如何打破原有的闭环结构，再造新的结构，这里所说的“结构”，实际上就是底层民众的精神样貌。对此，赵树理就是一个敏锐的先行者，他的出身和所受的启蒙教育、他父母长辈甚至会道门信仰都决定了他对于这种古老的闭环系统有着深刻的把握，所以赵树理才能够先人一步地认识到，20世纪40年代的华北文化仍然是“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而后来延安文艺也是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这一逻辑，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打破和重组底层民众的精神结构，来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延安的舞台上曾经上演过莫里哀的《伪君子》、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曹禺的《日出》，相比之下显然更加“世界”一些，但这种“世界”并没有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在战争中起到作用的仍然是那些更加古老和本土化的经验。或者说，被本土化了的“世界”才真正发挥了作用。后来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对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改变，当他们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很多对手的军歌还仍然是北洋时代流传下来的“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阪坡前逞英雄”。 考虑到新文学的出发点，“走向世界”显然并非虚妄，而是一段艰苦卓绝血泪不断的历史，义和团与戏剧的故事距离当下并不遥远，但100余年的时间已足够让我们用更为宏阔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这一历史现象。不难看出，在10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文学确实非常“中国”，无论知识、思想还是信仰都是“非世界”的，当时中国人的焦虑是亡国灭种生死大事的焦虑，体现在文学之中，是“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老残游记》语）；当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后，中国人的焦虑就变成了如何取得发达国家的认同，体现在文学方面，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20世纪80年代口号，而这个“世界”是只由发达国家构成的）；而当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莫言业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已经毫无疑问是“世界”的构建者和推动者时，中国文学也顺理成章地开始转向讲述中国故事，显示出获取世界性关注和引领世界的欲望。如果进行一番细究，这种“获取世界性关注和引领世界的欲望”也与此前的“如何取得发达国家的认同”一脉相承，隶属于民族国家叙事。也许在不太久远的将来，“走向世界”会迎来终结，人们也会对“走向世界”这一进程展开历史意义上的评价。如果在文学层面上进行一个预判，我认为这段历史的意义是积极的。 当我们“走向世界”已经走了100多年以后，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世界”和“我们”之间的关联非常紧密、我们就生活在世界之中。而实际上，100多年之前，我们的出发点其实远远不在世界之中，这些经验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