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44岁，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因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被大众熟知。这五年，她试图找一条新路子，以虚构方式呈现当代人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在京城的文化论坛上，梁鸿是常客，她能言善道，文采飞扬。作为训练有素的文学评论家，她的发言往往独辟蹊径，不人云亦云，观点明确而犀利。
     常年的田野调查经历，接触过五行八作的人，让她有一种“自来熟”的能力。《中国在梁庄》（2010）和《出梁庄记》（2013）相继出版后，梁鸿的名字越来越为人熟知。这两本以她的家乡梁庄为背景，描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现状的作品，让她成为非虚构领域的代表作家。
     近年来，她却在悄然转型，2015年推出的《神圣家族》，走向小说创作的探路之作，而近日推出的《梁光正的光》，以她的父亲为原型，则被她视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她在试图找一条新的路子，以虚构的方式来呈现当代人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以及个体跟社会的关系。
     我从梁庄得到的，远大于我给予梁庄的 
     新京报：你笔下的梁庄和吴镇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上的重要坐标，这个中原农村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农村的全貌？ 
     梁鸿：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去想，因为中国面积太大，南方和北方差异显著，即便在同一省市内部，不同地域的农村也会有一定差别。我只是尽可能地把梁庄写得更准确，尤其在非虚构作品里，力图把它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样貌，都描述得更细致到位。
     但反过来说，中国的生活还是具有某种普遍性，一个地方的生活状态，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貌，因为我们处在同样的文化肌理之中，不可能有本质区别。我们的生活逻辑和思维逻辑是相同的，发展轨迹也是相似的。因而，把梁庄写得越深越透，它的普遍性意义就越大。
     新京报：两部非虚构作品出版，为你赢得广泛赞誉，你却跑回家乡湍水边痛哭，这是为什么？ 
     梁鸿：从2008年回故乡采访，到2013年完成这两本书，这五年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写《出梁庄记》的时候，要到全国去寻访梁庄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同吃同住。采访中，我看到这些同乡们生活内部特别深的地方，他们生活的艰辛、沉重和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在写完两本书之后，好像既得名又得利，变成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但是我真的为梁庄人做了什么呢？我从梁庄得到的，要远远大于我给予梁庄的。我对梁庄有一种负疚感，走不过心里那道坎，觉得自己如此虚荣、自私和无耻，完成书稿后有一种极大的空虚。后来回到梁庄，沿着湍水走了十来天，每天和河边的人们交谈，才慢慢释然。
     新京报：你的非虚构写作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试图去解剖中国农村的现实肌理，这种责任感是怎么形成的？ 
     梁鸿：这是梁庄赋予我的，这两本非虚构作品奠定了我一生中很多的基础。有一种真实的矛盾和沉重压着我。我提醒自己，不要去假装雀跃，以为自己做到了什么，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是，因为我知道那个空白就像黑洞一样，我并没有去填补。
     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容易犬儒，譬如以文学的独立性为由弄一个堡垒，这样可以回避良心上的不安和现实中的不便。但对于我来说，即使是作家，也应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也参与过一些乡村建设活动，但觉得非我所长，我还是擅长做一个观察者和书写者，所以后来也调整了自己，负疚感越来越轻。我逐渐意识到梁庄其实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存在，如果我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真实或者虚构的意象写透，也许也是一种贡献。
     田野调查为文学创作练就基本功 
     新京报：作为学者，会要求看待问题更理性、更冷静、更内敛，而作为小说家则需要更感性、更温情、更张扬。你所受的学术训练是否会对小说创作造成思维方式上的阻碍？ 
     梁鸿：一点都不会成为阻碍。比如，为写《出梁庄记》做的大量田野调查，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练就了很好的基本功。最起码，已经有无数的人在我的脑子里，他们每个人都如此鲜活，都可能成为我小说里的人物。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经典作家的理论修养都非常高，比如波拉尼奥、库切、纳博科夫、卡夫卡，他们的学术训练和前期积累，都直接呈现在文本之中。
     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的学术修养，把他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准确地表达在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作品往往是一流的。我觉得，我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真正把所谓学术修养和知识储备很好地运用到文学作品中，还融合得不够，而不是它对我造成桎梏。
     新京报：为何会写《梁光正的光》这样一部小说？ 
     梁鸿：这本书以我父亲为原型，他现在去世了，我确实非常悲伤，但同时又会为他会心一笑。他像梁光正一样，有点不屈不挠的精神，但同时有很多小问题，他的一生都处于抗争之中。
     写梁光正，我没有任何情感代入，不会因为父亲去世而特别美化他。
     我们姊妹都继承了父亲乐观的性格，在苦难面前会幽默一把，不自觉地蔑视困难，对生活充满了兴趣，觉得生机勃勃地活着特别好。在某种意义上，我是通过创造梁光正这个人物强行留住父亲，我不想忘记他。
     同题问答 
     1、新京报：这五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是以非虚构方式来呈现当代村庄，这五年，我在试图找一条新的路子，以虚构的方式来呈现。我想进入个体内部，写出人的矛盾性，写出人的喜怒哀乐，把场景缩微到几个人身上，来呈现当代人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以及个体跟社会的关系。
     2、新京报：这五年，你经历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 
     梁鸿：是孩子的成长。孩子是自身的写照，从他身上我能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做妈妈并不容易，因为孩子的成长跟妈妈有特别大的关系，我自身也特别努力，希望能成为一个好榜样。
     3、新京报：未来五年，你自己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梁鸿：我有很多写作计划，未来五年是人生的中年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可能以后就真的衰老了。我会抓紧时间写出想写的东西，有虚构，也有非虚构，可能先写一部小说，再写一部关于地铁的非虚构作品。
     4、新京报：未来五年，你想对国家说什么？ 
     梁鸿：我想对每个人说，不但要关注自己的生活，还要关注他人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宽容、有责任心的国家和社会。如果不关注他人，个人的幸福也无从谈起。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