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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元代维吾尔人进入中原和江南后，对元代儒家思想的发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汉人和南人儒士受到歧视的状态下，维吾尔人不仅积极呼吁并劝诫统治者“以儒治国”，而且身体力行，倡导并推行儒家思想的传播，为元代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元代 维吾尔儒学 作者简介：热依汗·卡德尔，女，维吾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有元一代，维吾尔儒学发达，涌现出像安藏、阿鲁浑萨里、合剌普华、廉希宪、贯云石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促进了元代儒学的发展。 蒙元时期，统治者调派了大批维吾尔精英帮助治理辽阔的疆域。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曾指出：“在文明的人们中，穆斯林（尤其是塔吉克人）和维吾尔人，不仅在本族，而且在所在的国家管理国家大事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当地的王公贵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1] 成吉思汗的第十三代后裔阿布尔哈兹·阿拉布莎·穆罕默德·巴哈杜尔汗也曾说：“成吉思汗及后裔所统治的河中地，呼罗珊，甚至伊拉克等地掌玺、尚书、财政官员，几乎都是维吾尔人。”[2] 美国学者卡特也说道：“在成吉思汗诸孙的统治下，波斯王国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会计和重官都是畏吾儿人。”[3] 而中国元代，更有大批维吾尔人担任着从国师、宰相、尚书到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要职。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早在成吉思汗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因归顺成吉思汗，其亦都护被成吉思汗收为第五子。由于高昌回鹘王国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其文化亦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儒学与摩尼、佛、基督交融相处，共同成为社会的文化元素。许多维吾尔文化人，对于儒学不仅熟悉，而且认知程度很高。比如宋末元初的畏兀儿人家铉翁，其先世居北庭，后进入内地中进士并为官。家铉翁“幼颖悟，自命不凡，脱去纨绔习，修孔氏之业，读文公之书。应江浙进士举及格，闽宪闻其才而辞之”。[4] 家铉翁先任常州（今江苏武进县）知州，继任浙东提点刑狱，进入朝廷后任大理寺少卿。临安陷落，南宋灭亡，家铉翁因拒绝投降被羁押河间，成为元初在中国北方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人物。家铉翁著有《说易》、《春秋序例》、《孝经解义》等书，可惜已散失。还著有《则堂文集》16卷，至今只留下残本。现存《春秋集解详说》10卷和部分诗词文，分别收入《宋诗纪事》、《全宋词》、《宋代蜀文辑存》。 元朝初年，如何治理国家成为忽必烈重要的政治考量。维吾尔人安藏劝其以儒学之道治理天下，还将儒家政书《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篇》、《资治通鉴》等译成用回鹘字母拼写的蒙古文进献给忽必烈。安藏“世居别失八里，幼习浮屠法，兼通儒学”。[5] 他劝诫忽必烈：“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任贤忽贰，去邪勿疑。”[6] 安藏的建议为元初的政治清廉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维吾尔人阿鲁浑萨理以广博的学识和语言天才受到重用。史说“阿鲁浑萨理，畏兀人。祖阿台萨理，太祖定西域还，时从至燕。会畏吾国王亦都护请于朝，尽归其民，诏许之，遂复西还。精佛氏学。生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7] 阿鲁浑萨理也向忽必烈建议集贤纳士，儒学治国。忽必烈不仅采纳了阿鲁浑萨理设置集贤馆的建议，此后又在阿鲁浑萨理奏请下，设立了国子学，即后来国子监的前身，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人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