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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理论化之使命及其策略

http://www.newdu.com 2017-11-17 《中外文论》 吴艳 参加讨论
摘 要: 完成文学批评理论化之使命,不仅要成为坚定的文学批评实践者,高度认同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融合发展之必要性,自觉承担如此之重任,还必须超越文学批评传统,克服时代

    摘 要:完成文学批评理论化之使命,不仅要成为坚定的文学批评实践者,高度认同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融合发展之必要性,自觉承担如此之重任,还必须超越文学批评传统,克服时代病和体制带来的阻力。一方面坚持文本细读为前提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在特殊对象的文学批评基础上提炼一般问题,创造新学语描述和阐释它们,再以批评实践证明其普泛价值。这不失为文学批评理论化的可行策略,为了不辱使命,万死不辞方可完成,这大概也不是被夸大的一般说辞。
    关键词:文学批评理论化 使命 批评现状 巴赫金 文本细读 新学语
    作者简介:吴艳(1958— ),武汉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文艺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武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中国近代文论、延安文艺研究和武汉作家研究。著有《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成功奥秘》、《壁垒间的桥梁——闻一多与艾略特诗学启示录》、《文学批评的三维透视》,编有《现代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武汉作家论丛》,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融合发展,是20世纪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通常我们也用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或者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描述它。比如,英美新批评,巴赫金的文学批评理论等等。现在缘何又提及这个已经被欧美文学理论界证明、并为我们所借鉴的创新理论的有效路径呢?理由有三:一是我们原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足;二是实施起来难度太大;三是原有理论思维惯性阻碍了我们文学批评理论化的实践过程。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融合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破解文学批评理论化过程中的相关难题。本文试着谈谈自己的看法,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为盼。
    一、使命的主语和宾语
    使命已经提得不多了,这个词好像很大,与激进年代或者宏大叙事关系太密切,但事实上,我们还是不能回避这个词。这里的使命,既有作为动词的命令、差遣之意,也有作为名词的任务、责任之意。明确责任并付诸行动,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只是使用习惯里,使命被引申为肩负重大的任务和责任。如“但有使命,万死不辞。”[1]难怪在我们的印象中,使命与宏大叙事相关。使命感中的这个感字,为动人心之意。感字从咸从心。“咸”意为“酸涩”。“咸”与“心”联合起来表示“心里酸涩”,其本义说的是心酸,引申义为内心被触动。合起来说“使命感”,指个人对自我天生属性的寻找与实现,对某种使命的感知和认同。
    使命的完成过程涉及施动者和承接者双方,前者为主语是施动主体,后者为命令的承接者即宾语。完成文学批评理论化使命的主体多半不只是主语,理想的状态是使命的完成人同时也兼有施动者身份。换句话说,如果是自己给自己的任务,这个高度的自觉意识,将为完成使命提供有力的保障。如果发出命令的一方是我们以外的对象,则必须感同身受并加以认同,付诸实践才可能是长久而卓有成效。认同一项使命,需要更多的内外条件,这就是使命的主语与宾语的不同。不管使命的主语或者宾语是谁,最终我们将达到的是寻找后确立坚定信念,行动中保持勇气和定力!我们追求的境界既是文学批评理论化使命的宾语,更是它的主语兼宾语。
    百年以降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史的主流是拿来主义的历史,尤其是近30余年以来,我们几乎穷尽了20世纪国外文学批评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从读者批评到文化批评,还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新东方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其拿来使用过程,基本没有超越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批评模式,连同他的“硬扣”毛病也如数存在。这里,我不是否定拿来国外文学批评理论的功劳,我是想追问为何只是不断拿来,而缺少自主创新的成果?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开创并成为近百年文学批评理论的主导模式,他的《人间词话》却后无来者。前者是拿来加批评,后者却是批评的理论化。其难易程度对比,结论显然。难度太大的使命,需假以多时,调动相关力量方可完成。“多时”为多长时间?我以为当下及其今后为正当时。因为说到底,文学批评理论化不仅与百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传统相关,也与实践者的“文化自信”程度构成正比例关系。迄今,我们还没有完成文学批评理论化的使命,除了没有超越拿来、运用;再拿来,再运用模式以外,潜意识中缺少“文化自信”也阻碍我们结合文学批评实践,将特殊问题提升到一般问题,实现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目标。
    1996年10月,由中国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是我现在的言说重点,我要提及的是开幕式的一个细节:由与会代表宣读季羡林先生写给本次会议的贺信——季老在贺信中说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那年,季老已高寿86岁,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学人,听了季老的鼓励和预言,却有些半信半疑。下个世纪也就是21世纪,为我们中国人的世纪?季老无疑具有文化自信,我辈学人就不一定了。1996年,我们还正忙着不断引进欧美各式各样的文学批评理论呢。就连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都引起不小的争议;而所谓的“现代转换”也多半是从“救活”中国古代文论出发,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某些范畴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相关范畴比照后再加以阐释。那时的文学理论界还缺少从文学批评实践中提炼新学语的这个维度。因而,其成果多在学理、学术史方面,而不见文学理论本体的创新成果。
    前两辈的学者具有文化自信,因年事已高而不可能完成文学批评理论化使命,我们的上一代包括我们自己,则忙于拿来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的各派成果,为此做了大量的翻译、评介和运用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的工作,其功不可没,成为后辈文学批评理论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铺路石!我们以及更年轻的学人似乎可以不辱使命,顺利完成文学批评理论化之重任?假如我们认清了百年以降文学批评理论传统利弊,假如我们也具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假如我们能够以文学批评理论化为己任,做到“但有使命,万死不辞”,那么,完成文学批评理论化之重任就指日可待了?事实并非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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