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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谷孙先生去世,让我陷入哀伤的心情中。我到上海已经整整十年,十年里,新交的朋友不多,能深谈的朋友更少,可是,章培恒先生走了,朱维铮先生也走了,现在,陆谷孙先生又走了,留下的有记忆,还有的是寂寞。 我和陆先生原来并不熟,最早只是神交,大概是通过文字缘罢。记得是200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给我寄来陆先生新编的《英汉大词典·补编》,我翻阅以后,居然想到一个有趣话题,便在香港报纸上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题目是《当时髦入了词典》,意思是说,《补编》从这些年的流行中补充进来好多英文新词,如果连起来看,就是新事物新时尚层出不穷的历史,所以说,《补编》“如果不仅仅把它当做词典,倒可以把它当成时髦变化的档案”。2006年底我到了上海,陆先生见到我,就对我说,我对你这篇文章印象很深,我知道他是客套话,不过,我的这篇千字文他还记得,也让我很高兴。 十年来,因为都在复旦的缘故,慢慢地往来多起来。我从不和他谈论英文,他也不大和我讨论历史。我的英文水准太差,有一次荷兰的Brill出版社送给我一册有关中古中国的《汉英词典》,我也转送给他,作编辑《中华汉英大词典》的参考。这一点他也知道,所以,我们不会多说各自的专业话题,谈话内容多与社会关怀和国际风云为主,谈得多了,也就知道彼此的看法相近,看法相近,就越聊越肆无忌惮,内人戴燕常常也参加聊天,2009年戴燕还特意给他做过一次访谈。我们的住所相隔不远,彼此越来越熟悉,往来便更多了些,有时他招呼戴燕和我去他家,还特意来电话声明,“已准备哈根达斯”,为的只是一次痛快无忌讳的说话。 我知道,他这些年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了。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每天对着满稿纸密密麻麻的中英文,真是太辛苦,可是他好像也乐在其中,常常说起他想到一个对译中文俚语成语典故的绝妙英文表达,就张开嘴大乐,对于英汉之间的“转换”,他真的是乐在其中。直到半个月前,他还转发给我一个《你必须知道的27个才华横溢的Chinglish words》,里面把“笑而不语”译成“Smilence”,把“折腾”译成“Z-turn”……他自己还加上一些批注,让人看了忍俊不禁。他自己说,《中华汉英大词典》是他最后的事业,我知道他看重这部书的意义。所以,也总想替他出点儿力。他曾经让我转请友人给“中华汉英大词典”题签,我当然欣然从命。只是题签之后,因故没用,这两张题签也只好封存起来,为此,他始终心有遗憾,为了表达歉意,还专门托人捎去文房四宝。当然,对方完全理解,只是一笑置之,反复电话里让我转达,请陆先生不必介意。 陆先生突然去世,让我觉得很悲哀,也很伤感,甚至多少有些绝望。生命太脆弱了,一个灵魂里始终涌动波澜的人,一个思想中始终有火花的人,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上上周五(15日)他给戴燕传来作为访谈出版用的照片,我们还在说,从照片上看他精神头十足;上周日(17日)的晚上,天气稍稍凉快,我走出复旦东门,正好遇见他手拎一瓶矿泉水,正要进校园散步,我站在路边和他聊了一刻钟,觉得他状况还不错,除了牙痛。我说“牙痛不是病,痛来要老命”,让他多当心;周三(20日)我给他发电子邮件,最后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为国珍摄”,他回了一句“为国珍摄,好可爱”,我知道,他这是调侃。周五(22日)也就是他发病的那天晚上,十点多他给戴燕传来好些微信上的文章,十一点过,他还给我转来有关邢台水灾的消息。 23日上午,我突然得知他脑梗昏迷,大吃一惊,但是想到上次他发病痊愈,总在希望吉人自有天相。这几天来,消息陆续传来,让人坐卧不宁,心里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弥漫上来。今天下午,收到杨玉良先生的短信,说陆先生快走了,急急忙忙往新华医院赶,半路上得知,十分钟前陆先生终于撒手人寰。这时很奇怪,我心里却只转着一个念头,就是为什么他走得这么快?我到复旦快十年了,看到章培恒先生、朱维铮先生和陆谷孙先生相继离去,真是觉得,能痛快无忌地谈话的朋友越来越少。想到这里,一种深深的寂寞感涌上来,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2016年7月28日下午匆匆写于复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