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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创造,现在我们能看到3300年前的甲骨文,还能看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包括5000年前良渚文化器物的刻划符号,都说明汉字是我们先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它的产生与成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鲁迅说过:“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演记事了。”(门外文谈)《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将文字创造归功于“圣人”,实际就是鲁迅所说的采集的史官了。《荀子·解蔽》《韩非·五蠹》《吕览·審分》《淮南·本经》《说文解字·叙》都说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古的殷商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了,那也是巫史阶层使用的。那么推测文字始用于黄帝时代的巫史阶层也属合理。当然自源文字皆约定俗成,自不可能是某个个人能造成的。《世本·作篇》说:“沮诵仓颉作书,并黄帝时史官。”虽然除了仓颉,还加一位沮诵,但即使两个人还不成,大概仓颉沮诵这两人在担任巫史记事任务时,在采集整理、传授文字上有过突出功绩,因此被推为造字圣人。所以汉代的小学识字教本称为《仓颉篇》。 汉字形成后,历代根据社会记录语言需要,依照造字六法(六书)增加新造字,则代有其人。我们还能找到有具体历史记录的一些造字者。郑樵《通志·六书略》“论变更”即指出六个字的造字者:“對”左下原有口,汉文帝以“言多非诚”去之;“隋”原作随,隋文帝嫌“不遑宁处”去“走之”;“疊”原作曡,王莽以三日太盛改;“騧”右类祸,宋明帝改从瓜;“影”旧作景,葛稚川加彡;“阵”旧作陈,王逸少改用车。 这个记录显示了几个信息:第一,个人造新字的活动在汉初就已出现。第二,按身份包括两类人,前4位是帝王,后2位是名士,也可知只有有这样身份的造字者才能被记录下来。第三,帝王造字重在避讳,目的避凶趋吉,名士着眼字义分化,改善语文表达功能。第四,方法大都是从旧字分化出新字(曡—疊、随—隋、景—影、陈—阵),这也即“转注”法(从同一字根改笔造出新的分化字称为转注。“影”本只写作景,葛洪《字苑》始加彡,《集韵》也说:“景(影),於境切,物之阴影也。葛洪始作影。”这是造字人被显标于字书的一个特例。)只有“騧”字是改换声符的形声法。转注、形声是两种重要的派生新字形之造字法。 汉代是个造字较多的时代,除了汉文帝、王莽的避讳改字外,当时还因适应记录方言、引入西域新物名及翻译梵经需要,也出现造字热。也就是说,除上述两个造字动机外,还有一个更重要更迫切的动机,是记录方言、外族语言的新词。记录方言大家自会想到西汉杨雄《方言》,为了记通语没有的方言词,除用同音字外,他也自己造字。罗常培为周祖谟《方言校笺》写序就指出“  (爱)、 (哀)、妦(好)”是杨雄自己造的字。今湘方言小称用的“唧”“ ”字。实际《方言》第十卷集楚语时已经写出专门的方言字:“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这是表幼子的崽;“啙,短也,江湘之会谓之啙。凡物生而不长大又曰癠。”这啙癠两字分表“唧”的清浊两音。《颜氏家训·书证》又记晋时吴人张敞写《东宫旧事》,为记录吴音“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例如“以糸傍作禁代绀字;木傍作展代盏字,金傍作霍代镬字,又金傍作患为环字,木傍作鬼为魁字,火傍作庶为炙字,既下作毛为髻字。”列了好多为记录吴音所造俗字。后来吴人从农作侬、从女作囡,闽人从水作沝、从孑作囝也是承继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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