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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科举制度从汉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开科取士”开始,到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期间持续了两千年,基本跟统一的王朝体制相始终。余英时先生说:“‘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 科举考试的文本,作为帝国系统的精神基础,堪称“兹事体大”,不能不特别重视。从汉武帝到宋代都是以“五经”试“士”,五经本来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乐经散佚,剩下“五经”。元代开始改以“四书”试“士”,基础文本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所谓“四书”就是大语孟中,大是《大学》,语是《论语》,孟是《孟子》,中是《中庸》。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基础文本被诵读诠释,其对中华民族的塑造定型,自然是至深至远,就算科举制度废止一百多年,很多人不再读四书五经了,但很多思想精神乃至语言习惯,仍然以各种方式存在并发挥影响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也因此,说到中学或者国学,四书五经占据核心地位是很自然的。也因此,海外学者论及世界文明会把东亚这一片地区视之为“儒教文明圈”,虽然儒释道三家各有各的势力和功用,但到底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成为中国文明的底色。 2 四书五经,或不可分。今天的学者还有用五经解四书的,例如台湾的刘祖君先生。但元代开始科举考试主要先考四书而后试五经也有原因,这个原因,我的理解是:五经诚如清代章学诚所说主要是“政典”,而四书就不限于是“政典”了,黄榦说朱子“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康熙说朱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我们细品这些话,不难觉察出“四书”更具有既形而上又形而下的系统意味。 朱子弟子黄榦在《朱子形状》中说:“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黄榦的这些话,也是强调四书的根本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四书之重要,也是在于它构成了我们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操作平台。 3 钱穆先生给家人开读书目录,四书赫然在焉。他在《四书释义》中说:“窃谓此后学者欲上窥中国古先圣哲微言大义,藉此探求中国文化渊旨,自当先《论语》,次《孟子》。此两书,不仅为儒家之正统,亦为中国文化精神结晶所在,断当奉为无上之盛典。《学》、《庸》自难于媲美。然《学》、《庸》两书,言简而义丰,指近而寓远,亦不失为儒籍之瑰宝,国学之鸿篇。虽当于《语》《孟》分别而观,正不妨与《语》《孟》连类而及也。”《语》《孟》是儒家正统,文化结晶;《学》《庸》是儒籍瑰宝,国学鸿篇。透过四书,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圣贤先哲们的微言大义乃至文化渊旨。在钱穆先生的心目中,四书的地位极为崇高。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学中学或者说国学,一定要首先了解四书。离开四书,则中国文化就无从谈起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