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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儿童创作：重读典型理论 面对前述现状，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缺失典型性？ 全部问题的实质其实就在这个问句之中。即那个儿童文学与时代的主旋律保持着确定性同一关系的20世纪已经过去了。在20世纪儿童文学史上，追忆写实类、虚拟幻想类和纯写实类这三种儿童文学作品曾经与时代同步，并诞生了诸多典型儿童形象，如：小闰土、小稻草人、三毛、王葆、大林和小林、小布头、《小桔灯》中的小姑娘、雨来、张嘎等等。然而，在新世纪背景下，从五四时期到共和国“十七年”期间，乃至80年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的写作样式正在各自归位：或被承继、转换，或被质疑、悬置，或被漠视、遗忘，等等。但当下儿童文学如果试图在新世纪开辟出全新的道路，反映出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就无法绕开20世纪儿童文学传统。否则，将会付出高昂代价。更确切地说，由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淡化了对20世纪儿童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特别是淡化了对20世纪儿童文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典型化人物塑造方法的承继，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就无法避免。如果作家本来就认为现实主义的典型化人物塑造方法已然过气，那其作品中的当代儿童文学形象怎么可能具有典型性呢？ 看来我们有必要重读并运用典型理论。尽管在新世纪背景下，主张重新重视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论题。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被持续热切地引进之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威的典型理论被视为一种过气的文学理论。与此相关联，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也被非典型性所替代。当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在特定时代被视为惟一权威的文学理论时，引用新的理论思想对其质疑自有道理。但典型理论对于新世纪背景下如何反映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不仅仍然有效，而且需要新解。若想在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重现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就要重读典型理论的基本要义。概言之，典型理论主要阐释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主张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何谓典型环境？我们不妨参照当下权威文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典型环境这一概念的界定来再解读：“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境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何谓典型人物？既要蕴含人物的普遍性和概括性，又要具有鲜明、生动的具体性和个别性。衡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首先要看人物形象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必然，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更要看人物形象是否具有独特性（文学性）和个别性。“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要求典型环境要充分体现现实关系，并不等于说典型环境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风貌。”“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作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这样的界定和阐释曾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为儿童文学作家所耳熟能详，但在新世纪却被或有意或无意、或暂时或真正地遗忘。儿童文学创作当然不可能退回到特定历史时期，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典型理论的基本要义却可以被新解。其一，典型理论固然强调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特定关系的实现前提则是对文学创作基本功、文学世界基本面的强调——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人物形象所处的环境是叙事类文学作品的基本功底和基本构成。何况，如果说儿童文学创作与成人文学创作有所不同，那一个主要差异就是：儿童文学创作比成人文学创作更讲究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和文学世界的基本面。其二，典型理论并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在新世纪背景下，重提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并非主张仅仅固守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理论的全部要义，而是主张注入五四以来的多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换言之，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固然可以遵循典型理论的基本要义——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同时也不妨在新世纪背景下对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进行新解：私人性中的公共性、现实性中的超越性、历史性中的当代性、经验性中的文学性。不过，一切新解都应该为塑造出新世纪背景下的个人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新型儿童形象而服务。 别林斯基在反思19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问题时说过：“为了在艺术中开辟这条新的道路，需要天才，或者至少需要有巨大天才的人，而天才或者有巨大才华的人不是几十个几百个地诞生的。”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若想改变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现状，同样需要天才或有巨大才华的人。在此意义上，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也不可能批量诞生。尽管如此，当下儿童文学作家能否自觉地在其作品中追求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能否自觉地重读并运用典型理论，其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还是会大不相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