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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通常显现为一批命题和一套观点的集合。这些命题和观点的阐述对象是文学，具体的考察围绕作家、作品、读者形成的三个不同部落。许多时候，文学理论试图发现文学内部隐藏的各种公约数，例如母题、原型、叙述模式，读者的期待视野，如此等等。如果意识到不计其数的作品拥有众多繁杂的形态，这种归纳犹如披沙拣金。相对于归纳的聚焦，延展是文学理论的另一种工作模式。追溯某些问题背后隐藏的历史脉络，描述问题域的分布范围，这时，归纳所获得的平面结论将具有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大多数文学理论谈论的是已然的文学，某些文学理论指向应然的文学。后者的论述不再依据充足的文学事实，作者的意图往往是为特定的文学理想而呼吁。 文学理论与诸多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差异是，并未直接处理社会历史，无法对周边的生活发言。社会学或者法学考察社会的某个层面，经济学关注经济活动形成的各种事件，政治学时常卷入激烈的社会制度之争，历史学研读史料的同时还包含了田野调查。相形之下，文学理论仅仅处理一堆文本，文本之中存留的是若干虚构的内容。柏拉图认为文艺与真理隔了三层，套用这个嘲笑可以表述为：文学理论与“现实”隔了三层。如今，工具理性愈演愈烈，实用主义成为普遍的气氛，某种学说作用不明无异于一个污点。如此之多的学科正在围绕国计民生展开，文学理论又有什么理由置身事外，逍遥地自得其乐？ “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蔑视文学的观念源远流长。“文以载道”指的是那些宏大的论述，诗词曲赋等各种“浅斟低唱”不足为训。当然，文学理论曾经为之申辩。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到“独立的艺术从不反映城堡上旗帜的颜色”，各种申辩来自不同的理论谱系。显而易见，这些申辩包含了文学理论“夫子自道”的意味。必须承认，这些申辩正在现今的语境之中逐渐失效。如果说，审美独立的主张曾经显示为激进的文化反抗，那么，这种主张隐含的文化贵族姿态引致愈来愈多的不满。“文化研究”的崛起表明，文学理论不愿意仅仅徘徊于公共空间之外，演变为文化边缘某种无足轻重的泡沫。福柯式的分析显明，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各种隐秘的互动，文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介入复杂的意识形态角逐。事实上，文学理论的许多结论可能曲折地抵达社会历史——谈论文学不得不谈论作家、作品、读者栖身的文化土壤；或者，作品内部显现的社会历史可能与外部世界形成某种紧张。当然，大多数时候，文学理论的叙述局限于学科内部。那些深奥的学术著作或者流传于学院的学术杂志：考察文学形式、文学类型、神话象征等种种“专业”问题，一系列专门的术语、范畴以及专门文献的引用，各种命题的提出以及持续的商榷乃至激烈的争论，学科框架之内学术同行的评价，如此等等。总之，一切仿佛都是以学科内部事件的面目按部就班地出现，社会历史的喧哗之声被远远地隔离于学术话语之外。然而，某些奇异的历史时刻，某种特殊的原因或者机缘，文学理论可能破门而出，直接投入现实的公共事务，或者卷入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革命。这时，学科内部的漫长积累可能转换为巨大的能量，众多理论命题可能获得深浅不一的现实回声。回想二十世纪，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或者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都是这种奇异的历史时刻。大多数人无法预知奇异的历史时刻什么时候来临，但是，文学理论的漫长积累表明，这个学科不会在奇异的历史时刻茫然无措地交出一张白卷。人们也可以在哲学史上察觉相似状况：一批晦涩的概念术语流行于一个小圈子，若干哲学家终日沉溺于某些玄奥的、不着边际的思辨；然而，这些思辨与历史摩擦出异常的火花之后，整个思想长链炽烈地燃烧起来，这时的哲学革命可能导致宗教的大面积崩塌，或者转换为规模巨大的社会革命。 当然，必须重新理解社会历史。一种古老的想象是，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在远处展开，文学占据了某一个文化灯塔居高临下地进行观察、描述和再现，动员大众支持革命，抨击那些魑魅魍魉组成的反动势力。如果文学仅仅蜷缩于某一个角落孤芳自赏，这种局外人的席位很快将遭到历史的抛弃。然而，现今的文学理论形成了另一种远为开阔的考虑方式：文学始终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的内容是社会历史的“镜子”；同时，作家的想象方式以及文学话语的构造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必须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证明，这个世界已经腾出一个波澜不惊的角落，人们可以心无旁骛地享受艺术提供的乐趣。然而，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维持这种角落背后的社会保障从未真正脱离权力体系、意识形态或者必要的经济条件。因此，文学描述的社会历史与社会历史形成的文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二者均为文学理论进入社会历史打开了窗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