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杨 鸥（本报记者）
    嘉宾：肖复兴（作家，居北京）
    金宇澄（作家，《上海文学》主编）
    武 歆（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
    文学的地域性体现出文化个性的多元、丰富和生命力。地域文化影响作家的思维方式、气质脾性和审美志趣，孕育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在全球化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文学的地域性是否更加淡化？尤其在受全球化影响显著的京、津、沪地区，文学的地域性是否还能保持？本报记者近日与京、津、沪三地作家进行对话，探讨文学地域性的话题。
    一方面趋同，一方面“众声喧哗”
    记 者：当今的京、津、海味文学有什么特点？和过去比有什么不同？
    肖复兴：当今全身心致力于京味文学创作的人并不多，影响也还不够广泛，起码还找不出一位能够和老舍先生势均力敌的作家，甚至连新时期的作家邓友梅《那五》、刘心武《钟鼓楼》、陈建功《找乐》、王朔《顽主》那样有影响的作品也不多见。当然，也有作品反映当下新生活或年轻人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远远不够，和飞速发展激烈变化的当下国际大都市的北京不相匹配。
    当年能够称得上京味作家很多，不只老舍一人，张恨水等也是；不仅有小说，还有很多散文杂文，如齐如山、金受申、翁偶虹、刘叶秋等的作品。如今，无论从作家的阵势还是文体的丰富，都有很大差距。因此，以我粗浅的认知，当今京味文学还没有形成自己明显和明确的特点。
    金宇澄：“海派”对于上海作者来说，一直是淡漠的，或者暧昧的，在作品中一般是浅尝即止，不形成整体清晰的取向，其中当然也有沪语不易驾驭的局限，实验的文本，即使《繁花》，也表现了一种迷惘：究竟做到怎样的饱和度，才可以归类为“海派”的文学？对于我这个作者来说，真的不清楚。
    武 歆：用地理坐标来划分地域文学，并且努力找出其中的特点，这是在很长时间里文学评论家最为常用的办法。于是，便有了京味小说、津味小说和海派小说。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个作家站出来，宣称自己的创作属于哪个流派。把自己的创作归于某种流派，不是一个成熟而有理想的作家所做的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流派的产生，必须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之下，去认识去关注作品内在的精神品质。不能以某个时段、某个人或是几个人的写作方法相似或是写作题材相同，就此宣言一种流派的诞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来看“津味文学”，需要秉持更加理性、更加严谨的态度。天津拥有众多优秀作家，他们始终都在认真创作，都在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来昭示自我的存在。以这样的态势来看当下的“津味文学”，用“众声喧哗”来描述，可能是较为客观的特点。若是非要找出“津味文学”的共同点，那也就只能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都是“天津作家”。
    记 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态？
    肖复兴：我以为京味文学要具备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和地理这样三大元素。在全世界范围里，北京建城历史最为悠久，历史的积淀，让北京城储藏丰富的内涵；由此形成的文化，也和其他城市不一样，起码应该包括皇家、士子和平民或者叫做胡同文化这样三种，犬牙交错，相互渗透，蔓延成阵，蔚为大观。不能仅仅是人艺舞台上儿化音的京腔京韵，或豆汁儿、爆肚、炒肝儿浅表层的东西。正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文化积累以及成长背景，当今的京味文学有待提高。
    金宇澄：我个人的体会，上海元素一直不那么确定。虽然上海在清末曾经形成“地域”写作的热潮，但看我们如今纳入“海派文学”的《海上花列传》，实际是非“海派”的苏白（苏州话）作品，它只表明了当时吴文化中心由苏州输入（“吴方言”以后就以“沪语”为代表了）的一种象征。虽然上海曾聚集了天南地北的作者，但地域意识，也因为这样的浑浊状态，始终是薄弱的，只意味它的开放姿态，在沪可以无拘无束，努力吸收、表达东、西方的各种样式；包括沪语的本身，也一直是在改变和不确定当中，比如上海话“我伲”（我们），到了1930年会改说宁波话的“阿拉”。上海一直是一盘散沙的习惯性表达，随后是“国语”的推进，普通话的深度推广——上海作者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语言写作，已成为一种习惯。
    武 歆：“趋同”是文学创作的大敌。今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在河北省召开的关于荷花淀派的研讨会，京津冀三地作家、评论家一同参与。三地作家有一个共同认识，流派的提倡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会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被认为荷花淀派创立者的孙犁先生，从来没有宣称过荷花淀派的存在，他也从来没有认同这样的划分。因为大家都像荷花淀派，这个流派就会没有创新，就会被桎梏、就会死亡；大家都不像荷花淀派，那么也就没有这个流派，也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认为关于某种流派的划分，还是应以作家的创作观念来划分，而不是简单地以作品题材、作品风格来划分。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圆，应该是敞开的。犹如现实主义创作，其实是分为四个方面的，社会、心理、魔幻和解构，但是这四种形式又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地域魅力永在，边界或会拓变
    记 者：京津沪属于受全球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色彩淡化，文学的地域性是否也有淡化？
    金宇澄：地域文化，在文学而言，第一反映在语言。语言应该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读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语言，那么长期采用一种标准语，来表现不一样地域内容，容易同质化。年轻作者们的母语如只有普通话，缺少方言的托底，对于地域的、个性化的写作，在语言上无疑就是明显的损失了。此外，翻译腔以及西文写作的思维影响、“世界性的写作”的说法，也都会淡化作者的“在地性”。文学与其他艺术相比较，作者一般都不够重视作品的排他性，也是明显的一种淡化。
    肖复兴：全球化会让一座城市尽快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从而融入世界，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无疑作用很大。但是，对于本土的文化却带来有弊有利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并不成正比。地域文化色彩的淡化，让城市千人一面，同时让文学书写的空间愈来愈拘谨。老北京的文化，便很容易成为老照片的一种怀旧。
    武 歆：地域文化色彩淡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最简单的生活层面来看，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去了某地，早上睁开眼睛望向窗外，似乎还在原来的城市，外面的景观非常相像。不仅在国内是这样的感受，就是在国外，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不同城市的人、不同国度的人，除了语言上存有一些障碍，彼此的交流也几乎没有障碍。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地球村”。在如此氛围下，某一地区的属性特征，也就会越来越淡化了。地域文化色彩的淡化，肯定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这也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很少有人再用某个具体的地域特点来总结作家的创作特点。这种大背景对文学地域性的影响，也会相应存在，但不是绝对的，有的作家可能就会跳出这样的局限。
    记 者：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地域性是否应该保持？如何保持？作家如何保持创作个性？
    武 歆：文学地域性应该保持。如何保持呢？我想我们不应该以简单的地图标志来看待文学地域性。应该站在本民族的精神层面上、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上、本民族的历史上，来面对人类世界共同的审美、审丑的基点。应该把文学出生地与身体出发点区别开来，其概念不该混淆。作家的创作个性，同样来源于这样的基点。我们非常熟悉“魔幻现实主义”，但在我们印象中，不会是阿根廷，不会是哥伦比亚，而是拉美文学抑或西语文学，是南美大陆。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家的创作个性显得尤为艰难，我们既要注意“大”，也要注意“小”，不仅仅体现在写作形式上，更应该体现在作家的内心深处。拥有怎样的视角，就会拥有怎样的写作姿态。
    金宇澄：全球化背景，更需要作者来表现他最熟悉的局部地域，对于现实主义的作品，局部一直是最重要的。作家能表现的，是且只能是一个局部的世界。局部的独有魅力，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肖复兴：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的地域性必须加强，才会让本土的文学创作更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文学创作，不能一味的怀旧，也不能一味的趋新。事实上，写芝加哥的索尔贝娄，写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他们的作品中都没有淡化自己的地域性特点。一部《水浒》，几百年过去了，发生那些故事的地理环境依然鲜活的存在，很多地方按图索骥，现在依然可以找到。我前面说过，京味文学所包含的三大元素，其中就有地理元素。从某种程度而言，地理或说地域性，是书写这样城市的坐标，是一部作品中另一位不说话却同样风情万种的主角。
    记 者：文学地域性发展前景如何？
    金宇澄：应该乐观，地域性不会被忽视，因为地域永远是那么的不同，充满了生命力，永远会吸引作者和读者的关注，无法改变。
    肖复兴：我是相信发展的前景肯定是宽阔的。道理非常明确而简单，没有了地域性，京味文学便没有了书写的背景和空间，其文化历史的血液便无法在作品中流淌，人物便容易成为空心人。起码，京味文学也就不会存在了。
    武 歆：未来的文学地域性的判断，绝不再是过去狭窄的某个城市、某个国度的概念，而是民族文化的大概念。将来判断一个作家或是介绍一位作家，可能会以何种语言创作为基本标准。文学地域的边界肯定会拓展。这的确需要我们具有长远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