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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白维国先生于2015年10月23日不幸因病逝世，今天是白先生离开我们两周年的日子，本刊特发表张荣先生的文章《回忆白维国先生》，以表达我们对白维国先生的深切怀念。  白维国（1945.7~2015.10.23） 不高的身材，微胖，眉眼间带着笑意，轻声慢语，谈吐谦逊周到——这是二十年前第一次见面时，白先生给我的印象。 在他去世后的这两年里，当时的情景还不时在我的眼前出现，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由刘坚、江蓝生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的“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启动，包括唐五代、宋、元语言词典各一册；并计划在断代词典完成后，以它为基础，加上明清的白话词汇，再组织编写一部《近代汉语词典》。项目进展得很顺利，到1998年，断代词典系列完成编纂、出版。差不多同时，《近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也在江蓝生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着手进行。 江先生当时强调，保证词典的成功，重点是两个：一是编纂的原则和目标，具体地说，就是要有历史的眼光，纵向和横向相结合，能够科学、系统地反映近代汉语词汇，尤其是口语词、常用词的整体面貌和演变情况；二是作者队伍的建设，在断代词典的作者之外，她又出面邀请了王锳、汪维辉、董志翘、刘百顺、蒋宗许等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举学界之力，共同编纂。另外，考虑到自己还承担着繁重的行政工作，江先生又提出增加一名主编，并向出版社力荐了白维国先生，“我们非常需要一位认真负责，肯做事、能做事的主编。”出版社经过讨论，接受了江先生的建议。果然，此后的工作完全证实了江先生的知人之明。 白先生担任共同主编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赴贵州、四川、武汉、南京等地，和王锳等先生当面深入讨论词典编纂的各方面问题。此行的最后一站是上海教育出版社，当我们首次见面时，他带着满面的风尘，在外辗转已经大半个月了。  语言研究所1978级学生与导师合影，左上角为白维国先生。 今天回想起来，这仅仅是开端，从那时起，白先生奔波在《近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崎岖之路上，一走就走了近二十年，从50岁到70岁，从年富力强一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词典900万字的文稿即将审定完成时，他放下了，离开了我们，这时距离后来词典的正式出版，只差一年多点的时间。白先生去世后，我曾想，他在弥留之际肯定会念及自己为之付出近二十年心血的词典工作，是满意还是遗憾？或许都有吧。但他应该不会感到后悔！ 辞书学界有一个说法：大型辞书的编纂工作，是三分编写，七分组织。大家也多表示赞同。其中，主编的组织工作是否到位、是否称职，一定程度上就左右了词典的内容质量。 白先生的这个主编做得真是一贯的辛苦，一贯的尽责，尤其是在当今的情势下，就更显示出他的精神的可贵和光芒。虽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哎呀，我这个主编啊，也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词典的作者队伍中，王锳先生是前辈，学问精深，江蓝生先生曾说：王先生慨允参加词典的工作，为词典增色，贡献很大。大家也都很尊敬他。在撰写词条时，因为年龄的原因，王先生主要还是利用自己多年治学积累的相关资料和卡片，相对地较少使用电脑对大型汉语语料库进行相关内容的全面梳理，如此，在用例的选择等方面就难免会和其他作者存在不统一的地方。当时，王先生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好，如果请他根据词典编纂的统一要求再作修订，实在是难为他老人家了。怎么办？  白维国先生在B母原稿上所作的修订 白先生主动承担了改稿的工作。当修改的文稿送交出版社后，编辑部的同志都非常地感动，有些原稿的左右两边、天头地脚，凡是有空之处，往往都写满了工整的增补文字，再不够，就另外增加纸页，细心地裁成条后粘贴在相应的地方。 当我打电话表示感谢时，白先生说：“哎呀，王先生的稿子基础好、质量高，我只是电脑用得比他熟，帮着做点用例等的完善工作也是应该的。”虽然我知道，单是这部分的审稿白先生就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后来，王先生罹患重疾，白先生又马上联系出版社，希望能够预支词典的部分稿费，一来使老先生的心情有所安慰，二来也可聊助其晚年的生活。外表散淡的白先生，其实内心为他人着想得很多。 白先生对王锳先生文稿的加工可谓是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对其他作者的文稿也都是同样如此，“视同己出”。汪维辉先生好几次和我说，他非常感谢白先生，也非常敬佩白先生的学识。我想这大概也代表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吧。  词典工作旷日持久，作为编辑，如果说没有一点压力、不生一丝厌倦，那也不真实，有时我也会忍不住地给白先生打电话催促进度，既然各位作者的稿子都交了，也希望主编能够再抓紧一点。 刚开始，白先生总是诚恳、委婉地介绍他的工作情况，“我在做，我每天都从早到晚地在做。” 但这样的催稿电话接多了，性情温和、彬彬有礼的白先生也受不了了，终于在电话里发火：“书稿如果就是现在这样拿出去，当然也可以，也能够代表当今的水平，但是再努力一下，就可以更好。你们出版社到底要选择哪一种？如果你们只是要过得去，我个人不愿意，其他作者应该也不愿意，恕不奉陪！” 我至今还很真切地记得他当时说话时的严厉口吻。二十年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白先生动怒，即使在后来患病的两年中，他的言语也都是那么的冷静、和善、淡然，从不抱怨，从不诉苦，只是努力地、默默地去做。 为人虽然随和，但白先生对学术的追求和坚守之心却非常地强烈。21世纪初，学界还只有“国学宝典”等个别的电子语料库可供使用，大家也就以此为基础来梳理、排比相关文献，开展工作。但当作者稿已经基本完成、主编审稿也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四库全书”“基本古籍库”等大型历史语料电子文本相继问世，“如果没有，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有了，我们不利用，就是问题，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白先生和江先生商量后，经过慎重的考虑，并得到了各位作者的支持，下决心推倒重来，当白先生在电话中用痛苦但坚定的语气告诉他们的决定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出版社要面对的只是项目的延后，并非完全不可接受，而作者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就是数年的心血和时光啊！ 临终时，白先生对去医院探望他的江蓝生等先生说：“我就是上帝派到人间来工作的工蜂。”说这句话时，白先生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坦然，非常的自豪。 是的，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最后能用“工蜂”来为自己作总结，那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  本文转自“语言文字周报”，转载获得授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