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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美国现任总统名字最常见的两个译法是“特朗普、川普”，还有带戏谑性的“床铺”等。这些译法，引起了网络上的大讨论。外汉专名翻译中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这是最新的例子。专名翻译亟需规范，研究专名翻译的规范化，必须把统一与保真度这两个课题紧密地结合起来，本文就此作了理论探讨，并就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本文原题《专名翻译规范化的两大课题——统一与保真度》，原发表于《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4期，这里把简缩改写的版本呈献给诸位，并据此文观点提供了我们对“特朗普/川普”译名的看法。 一 在目的语为汉语的翻译(即外译中)方面，专名的翻译存在着不少混乱现象，有的已到了严重影响读者对译文理解的程度。如大谈“奥的巴斯情结”的心理学专家，未必知道文学家所说“俄底浦斯王”是什么人。从小熟读《格林童话》的人，也不会马上意识到谈语音演变的“格里木定律”就是由格林兄弟之一确立的。 从译者方面看，译名混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译者知识面狭窄，不知道某些已通行的译名，如把“康德”译为“坎特”，把“弗洛伊德”译为“弗赖德”。二是对译名心不在焉甚至固执己见，如几个著名外国语言学家的译名在某语言学著作中的情况(译者都是有名的语言学家)：施莱赫尔─施莱歇尔─施莱歇(A.Schleicher)、葆朴─博普(F.Bopp，此二译法还被用于同一本书)、保尔─保罗(H.Paul)、古尔特内─库尔特讷(Baudouin de Courtenay)。 根本原因是汉字作为非拼音的语素文字的特点和汉语本身的特点这双重因素，使专名的外译中带上许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探讨。研究专名翻译的规范化，必须把统一与保真度这两个课题紧密地结合起来，本文正是围绕这两点而展开的。 二 我们用来音译的汉字,本身是不表音的语素文字，汉语在语音类型上又不同于很多语言，在汉字的特点和汉语的特点这双重影响下，专名翻译存在许多特殊之处，译名的混乱又与它们有密切关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汉字限制了可用音节的种类，降低了保真度。 专名翻译一般限于利用目标语言所具有的音位。在拼音文字中，偶尔有一些例外，如英语中Bach[ba:x]-巴哈(德国作曲家)，其中[x]是英语音系中没有的。使用拼音文字时，音位的组合都没有限制，可以出现本语言并不存在的音位组合，当然一般不应超出本族音位种类的限制。例如，英语中音节开头没有nd、ndj、mb，但是有Ndjamena-恩贾梅纳(乍得首都)、Mbabane-姆巴巴纳(斯威士兰首都)。也可以照搬文字形式而另用一套读法：Czech[tʃek]（捷克），或模仿原音：Chauvinism[ʃouvinizm]（沙文主义）。因此，可采用的音节种类相当多，保真度也就比较高。而汉语虽然有n、m，但一般不能独立使用，只能用固有音节“恩ēn”、“姆mǔ”来代替，自然降低了保真度。 汉语普通话音位数较少，音节结构简单，音位组合方式严格，总共只有400多个音节。这一特点又加重了这一影响（其中送气与否和声调的区别大多不能起作用）。这样，外语中的大量音位，包括能找到对应音位的，在汉语中只能用保真度很低的音节来翻译。如英语的[ɔ]，在汉语bpmf后尚可用较接近的[o]对译，如Bobby-博比，在其他情况下就只能用[uo]、[au]等来译了，如Lock-洛克、Dodge-道奇。有时，汉语用同一个音去译外语中许多不同的音，如汉语e[ɤ]可以译英语的：[e](Ted-特德)、[ə：](Hurst-赫斯特)、[i](Beker-贝克)、[əu](Cole-科尔)、[ɔ:](Gorton-戈登)、[ɔ](Cotton-科顿)、[ʌ](Hutt-赫特)。 (二)同音字多造成译名异体多。 作为语素文字，汉字中同音字特别多，同一个音节只要构成不同的音义结合体(语素)，就可能用不同的汉字表示。如Pierre-比埃尔、彼埃尔、皮埃尔。有一本书中，有“阿尔太、土尔其”和通用的“阿尔泰、土耳其”同用。一个双音节的译名，每个音节各有两个字可写，就可能有四种异体，由此推算，更长的译名，异体就会更多了。 (三)增删音位的现象普遍存在。 汉语没有复辅音，元音后接辅音也只有n，ng两个。最常见的做法是用一个辅音加元音的音节来译一个辅音，从而增衍出元音和音节来。如外语一个音节，汉语译成几个音节的：英文Swift-斯威夫特，法语France-法兰西、德语Schmidt-施密特、俄语Хмель-赫梅里。汉族专名习惯用2至3个音节，译名过长，有时会删除一些音位，但是删不删，删什么，做法并不一致，如西班牙语人名Ferdinand，有“费迪南、费尔迪南、费南德、费尔南德、费迪南德、费尔迪南德”等。早期译名更是如此，如Egypt-埃及、Brazil-巴西、Budapest-布达佩斯、Edward-爱德华。无论增、删还是简，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保真度。 (四)双音化倾向影响保真度。 现代汉语中单音节专名一般是粘着语素，很少单用。于是，外语中的单音节专名却译为双音节，这也是一种增衍，如Bonn-波恩，Sam-山姆(或萨姆)、Kay-凯伊、Jane[dein]珍妮。从保真度的角度看，Kay[kei]译成“凯”kǎi当然比“凯伊”kǎiyī好，但中国人不习惯这种单音节人名。仍用单音节来译的有，但往往连名带姓一起称，如：简·爱、杰弗里·豪。旧时甚至有按汉语姓名的顺序重行排列的： Bernard Shaw-萧伯纳。 (五)鼻辅音的译法多种多样。 从具体译法看，同类音位组合有多种不同译法，也是造成译名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无法一一分析，只看鼻辅音的译法。鼻辅音靠前还是靠后，汉人的语感截然不同，“翻译fānyì”和“发腻fānì”绝不相混，汉字的写法又巩固了这种区别。鼻辅音的译法，有多种多样的情况。 1.鼻辅音在词尾或辅音前：（A）译成韵尾。如：King-马丁·路德·金(台湾译为“金恩”)，以n代ng；Ramber-兰博(《第一滴血》男主人公)，以n代m；Bloomfield-布龙菲尔德，以ng代m。（B）用en(恩)、mu(姆、木)之类的音节来译鼻辅音n、m，鼻辅音前或后增衍出一个元音。如Man-马恩(英国岛名，又译“曼岛”，加上了通名)、Kuhn-库恩(德国化学家)、Grimm-格里木(又译“格里姆”)，Bloomfield又译“布卢姆菲尔德”也是这一类。（C）鼻辅音同时出现在前后两个音节中，增衍出一个鼻辅音。如Tom-汤姆、Lamb-兰姆。两个辅音字母重叠而实际只发一个音的，更是常用这种译法，如Anne-安妮、Lynn-林恩。有些译名的异体就是由用B还是用C造成的，如Hamlet-哈姆莱特(B)、汉姆莱特(C)。 2.鼻辅音在两个元音之间：（A）鼻辅音译为后一音节的声母，如Geneva-日内瓦、Pamela-帕梅拉。（B）鼻辅音同时译为前一元音的韵尾和后一元音的声母，增衍了一个辅音。如Daniel-丹尼尔，Hamilton-汉密尔顿。 随便采用这两种译法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是以ia或ya收尾的国名、地名，用A式的如：Azania-阿扎尼亚、Tasmania-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大岛)，用B式的如：Tanzania-坦桑尼亚(后五个字母与”阿扎尼亚”完全相同)、Kenya-肯尼亚。 3.复元音或长元音用在鼻辅音前就更加复杂。不考虑鼻辅音与后面音位的关系，仅鼻辅音与前面的复(长)元音的结合就大致有：（A）复(长)元音和鼻辅音合译为一个韵母，如Brown-布朗、Mountbatten-蒙巴顿、Queensland-昆士兰。（B）复(长)元音分译在两个音节中，鼻辅音只与后一个元音相接，如Queen-奎因、Indian-印地安、Kenyon-凯尼恩、Lyons-里昂。（C）复(长)元音和鼻辅音合译为一个韵母，后半部分和鼻辅音再另成一个增衍的音节，如Stein-斯坦因、Toinby-汤因比。 以上具体分析了鼻辅音译法的多样性，其共同点是都用某个鼻辅音来对译外语中的鼻辅音。此外，早期的译名还有凭空添上鼻辅音的，如Wilde-王尔德、Dante-但丁、俄语Даня-丹娘。 (六)音译、意译、形译带来的问题。 专名一般用纯音译，地名中的通名部分则可以用意译，这样成了音译加意译，如Mexico City-墨西哥城。也有纯用意译的，如“牛津”、“好望角”、“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但并没有一定之规，从而带来一些问题。 Белоруссия（白俄罗斯）、Yugoslavia(南斯拉夫)是意译加音译。Greenland（绿地）却全音译为“格陵兰”。“新大陆”带“New”(新)的地名中，New York（纽约）用纯音译，New Jersey（新泽西）、New Orleans（新奥尔良）是意译加音译。 Ivory Coast（象牙海岸）今按法文Cote d'Ivoire全音译作“科特迪瓦”。这些专名已经定型，可这里体现的几个翻译原则是矛盾的。依照这些不同的原则去译同一个专名，难免会导致分歧，如英国的Westminster，有“威斯敏斯特、威斯特敏斯特、西敏斯特、西敏寺”等好几个译名，异体之多，令人迷惑。 译名用字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同一汉字既可用来意译，又可用来音译，有时根本无法区分。“新西兰”的“新”是意译，“新加坡”的“新”是音译。 日本专名译成中文时采用“形译”，即照搬日文所用的汉字。而其他语言译日本专名仍用音译，与中文的汉字读音相去颇远。当中国读者接触其他外语时，无法知道其中提到的日本专名指的是哪一个。中国读者看到Ota Tatsuo，怎么知道就是日本汉语学家太田辰夫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