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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提要：本文通过对亚述学学术立足点和研究方法论的初步体会，重新审视了西夏学的发展道路和研究得失，着重指出了在西夏学研究中语文学的基础地位和文化人类学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夏学 亚述学 语文学 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 历史编纂 作者简介：唐均（1974—），四川江安人，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亚非语言文学。 *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研究员、聂鸿音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吴宇虹教授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拱玉书教授的热情指导；笔者谨此向四位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西夏学（tangutology）的历史，若从1804年甘肃武威发现番汉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人张澍据其碑阴所刻之汉文西夏年号“天佑民安”正确断定碑上番字为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两个世纪了；但真正意义上的西夏学学科，则当以1908—1909年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khara-khoto)地区获得八千余件西夏文文书并运藏彼得堡为其发端之时[i]。 西夏学发展至今，在语文、考古、社会历史三大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学科进展渐趋缓慢的现实考验。认真探究其原因，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缺陷，乃是我们的西夏研究一般都疏于同国际上已有充分发展的类似学科进行比照、切磋以汲取其有资于自身发展之思考角度和方法体系；而放眼世界，我们却发现，竟然有不少成就卓著的研究领域可以给目前的西夏研究提供相当程度新颖意蕴的启发和借鉴！亚述学就是一例。 所谓亚述学（assyriology），乃是得名于近东地区公元前两千年代早期存在的古国亚述（assyria）的一门人文科学。它诞生于十九世纪国力正盛之欧洲诸强在近东两河流域地区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历史了。而其分支如苏美尔学（sumerology）、赫梯学（hittitology）等，到目前为止也各自成为世界文化、历史研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次级学科。 从最早的公元前三千年代立国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并首创泥版楔形文字（cuneiform）之苏美尔人（sumerians）开始，中间历经以闪米特人（semites）为主延祚近两千年的阿卡德—巴比伦（akkado-babylonian）文明（亚述人的创造即其北部分支），所涉地域西臻东地中海、东越伊朗高原，时间下限直至公元前三世纪伊始的古波斯帝国以及随后的巴比伦希腊化王朝时期。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之内容物皆为亚述学研究的对象，个中原因则是基于上述所有古国民族流传至今的文明记录均采用了书写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之缘故[ii]。当初楔形文字的运用一如今天的英文，一度成为国际通用语文，甚至连基本与之同时起步但却一向独立发展的埃及文明以及对后世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希伯来文明均受其文书文献的强烈影响。 自古希腊文明以降，上千年来欧洲语言研究的精髓，主要就是集中在侧重考证记录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之书面材料的语文学（philology）方面；当然，由于十八世纪以来建立在比较语言学基础上长足发展的西方语言学到今天已是完全改观，传统的语文学也早已逾越原来仅仅关注历史的藩篱，philology一词在很多场合已具有指代立足“传统”谱系分类语言学研究基础上之语言研究科学的现代意义。这种基于原始印欧语构拟研究而成熟起来的共时、历时经历充分表明：语言研究只有深入到语音层次的构拟分析，才有可能在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更为趋近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煞费苦心钻研此类“古董”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亚述学即始于研治中近东地区闪米特及西雅利安诸语之语言学家们的艰苦努力，其真正确立又完全立足于考古学对碑碣遗址的研究和语文学对书面文献的解读——单纯的考古学者或语文学家要么只给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三维空间的物质填充，要么仅局限于该地远古居民形而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重建；亚述学家则必须一身兼两任[iii]，并应当在此基础上，随着亚述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系统理论，以便指导本学科各方面具体研究工作快捷、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行。然而即便是以此原则来具体衡量发展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亚述学界，我们仍然不无遗憾地看到，亚述学家们依然过分偏重于具体而微的语词考据索隐，却鲜有学者自觉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亚述学界历来崇尚并遵循的楔形文字语言解构之细致考据为基础、同时贯彻各领域遍地开花的文化人类学精神的研究思维模式，却对该学科研究的进展十分有利。 西夏学的起步，如前所述，其实也完全重复了上述过程。西夏语文的基础性研究，是西夏学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在西夏时期便已由西夏人自己蓬勃开展起来了，当时对其母语语言文字的研究，虽然受同时代业已成熟之汉语语文研究的影响甚为明显，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表征民族立国之新创文字的规范和推行[iv]。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西夏学研究并无多大直接关系。只是其“研究成果”——譬如字典《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迄今有幸遗存得还相对完整，这就大大便利了我们今天对其民族特质的准确领会。 今天，西夏语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则是语文学的比较分类；其比较范围限于同一内容的番汉文本之间、不同的西夏文文书之间、一件文书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同一时期西夏文记录和相应的其他历史纪录（主要是汉文记录）之间[v]。这在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内，往往只有助于字词意义的获取而无助于语音的构拟[vi]，从而难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必要的语言比较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对亚述学的“立身之所”----楔形文字的研究，却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早已高度音节化的楔形文字及其所记录的阿卡德语、赫梯语、（特别是）古波斯语等屈折语又多有以表音文字记录且研究较为充分的亲属语言材料，使得这些死亡几千年的语言其语音体系至今已有一个基本公认的标准，这就为今人探索几千年前的古人不复存在的形而上世界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手段。既然亚述学者能以此借鉴来推动亚述学前进，那么，西夏学者又应该怎样面对亚述学在语音构拟和语言比较方面的优势呢？ 其实，在西夏学研究早期，为数不多的欧美学者却成就斐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得自己文化氛围中比较研究法的真传而能下意识地加以运用[vii]；深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的民国学者如陈寅恪，在其《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一文中就西夏文“众生”、“无上”两词所作的简略讨论，既援引相应梵文原词及多种对应汉译，又兼及西夏语言特点，虽失之简约，却颇具比较研究之神采[viii]。这种具有比较性质的条理化思维虽然并不是从亚述学中借鉴的，但不谋而合的作法带来的显著效果，难道不能激发我们有意识地归纳总结，从而使这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能为我们自觉地运用？ 像亚述学、西夏学这类“以地（族／国）名学”之学科，一个典型的共同特征便是其学术研究皆以具有地域（民族／国别）特色并能反映其原住民形而上活动（ｍetaphysical activities）之载体材料（主要是民族文字文献）的批量发现和系统研讨为滥觞。欧洲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好奇其实由来已久，郑重其事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但在楔形文字的解读毫无真正成就之前，任何痴迷的研究者，无论是勤奋的绅士还是饱学的使节，其精致的描摹和大部头的撰述对今天的亚述学而言，几乎都是一堆堆废纸。直到十九世纪初（1802年），天才的德国中学教师哥特芬（g. f. grotefend）在偶然研读辗转传到西欧的古波斯帝国首都波斯玻利斯（persepolis）铭文基础之上确认了记录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异于西方字母文字之音符文字特性并释出部分符号的音值[ix]，以此为开端，由爱尔兰牧师欣克斯（e. hincks）、英国军官罗林森（sir h. c. rawlinson）、法国学者奥佩尔（j. oppert）等人带动的钻研以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为代表的一大批古波斯文字新旧材料的风潮，直接促成了该种文字在这一世纪中叶的基本成功释读[x]——而古波斯楔形文字却又是楔形文字体系内音素化程度最高、因而也最为简单的一种，加之贝希斯敦铭文等好几种文字材料都是所谓“巴比伦语”（亦即阿卡德语方言之一）与其他民族语言书面记录的合璧形式，在利用研究较为深入的古波斯语来破解楔形文字时作用巨大；所以，借助当时已为比较语言学透彻研究的闪米特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的成果[xi]，欧洲人终于在十九世纪末成功释读出阿卡德语这种古代中近东地区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亚述学便是在此基础上正式诞生的。随着一篇篇泥版文书的解读，上古西亚居民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重现于世，不仅彻底推翻了以前异族记载的歪曲与含混，使今人能在考古实物和本民族文献的基础上重建这一段漫长而重要的历史，而且使在西方文化中影响巨大的《圣经》（主要是《旧约》）里许多神奇怪诞的描述获得了相当的历史背景依托。作为近现代腾飞的欧洲科学技术之源泉的古希腊科技思维也意外追溯到了更为久远的渊源[xii]，立足于此的亚述学，其重要意义已不言自明，其演进脉络也昭然若揭。 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西夏研究的第一高峰期以刊布原文和汇集资料为其主要特点（也兼及部分专题性的探讨），但对西夏文字的构造、西夏语语音、词汇及语法的探讨颇乏全面性、系统性[xiii]，这就意味着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除了语文学方面堪为后来作铺垫[xiv]以外皆与西夏文重新发现以前的杂史研究一样难显突破性。而今天的西夏学研究，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外，尽管已成功识读的西夏文字占其总字数的相当部分，但西夏语文的娴熟运用与西夏学的全面探讨似乎还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者往往执着于纯粹的文书翻译而罕于从事就原文径直探究西夏特质的工作，而后者最多也只就利用前者的现代语译文进行研究，前者不可避免的错误由是被因袭，而后者却往往易于将这类错误发挥、演绎出某个“崭新”的荒诞结论——提出西夏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观点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xv]。 这类学科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则是学科研究的综合化和国际化，也即借助不同国家的研究力量并广泛采撷各个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进行“地毯式”研讨，这样一来，效果往往出奇制胜，结论也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亚述学从其诞生至今都是国际合作、多学科参与的结晶，前已论及，兹不赘述；而具体论及西夏学，我们可以认为，学科研究的国际化（实际上也就是近现代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积极引入）和跨学科专家对涉及西夏民族、语言文字、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的全面探讨，则是其学科体系得以成形并能继续发展的两个先决条件[xvi]。由此不难理解，虽然由于科兹洛夫黑水城探险的意外丰收，使得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俄国人中涌现了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这样的西夏研究大师级学者，但真正的西夏学——正如聂历山本人也承认的那样——此时并不存在，而至多只有被称为“西夏字学”或“西夏语学”并以此为主体的国际性西夏研究的一时繁荣[xvii]。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当时的苏联才出现了以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苏敏(м. в. софронов)、克平（к. б. кепинг，原译柯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在其独有的丰富藏品基础上专攻西夏研究的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具有相当份量的研究成果并附以部分西夏文献原件的刊布，其研究涉及到有关党项西夏的各个方面，这才能够被视为苏联西夏学学科的正式确立。 但若具体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又发现了两者的差异：亚述学的特征在于基于语文学之上兼及考古学材料的历史重构和人类学探讨，西夏学重视的则是在语文学基础上的文献整理和历史分析。细究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背景文化和背景学科的存在与否及其影响力的大小是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之所在。亚述学所依托的文化背景是人类文明曙光乍现之时众多民族集团在亚、非、欧三大洲会聚之处纷繁芜杂的活动， 虽经历了几千年的湮没，但一旦面世，便又能在短时期内重放其固有的巨大影响力；而仅仅是在中古时期立国西北一隅不到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自始至终处于中原汉文化强大势力的笼罩之下，连其民族固有特性都大大泯灭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因其囊括的范围内有影响的民族众多，亚述学在发展演进过程中衍化出不少具有相当意义的次级学科；比较而言，西夏学因深受汉学影响，汉学所涉及的许多学科如佛学、民族学、敦煌学等对西夏学的研究也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任何明确历史记录的前者纯粹是靠出土文献与文物重新构建早已消逝的文化历史框架，它所面临的“定论式”羁绊自然少之又少，只是作为学科基础的语文学尚需西方语言学和古典学的大力支撑；而后者囿于留在汉语典籍里的不少痕迹，不仅在语文学领域内深受漠视语言分析比较的汉文化影响，而且在民族精神特质的挖掘方面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大量有关党项族社会历史研究成果仍然集中体现在中国“国学”范畴之内就是明证[xviii]！或许正是基于此吧，当我们面对亚述学学科分枝不断出现而又蓬勃发展时，西夏学在一些更具民族特性的分枝学科如西夏地理学等方面的几乎完全空白便不能不令人痛感自己学科研究思维深处的盲点和禁锢。 亚述学发展到现在，实际上已是由历史学的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宗教学的精神体验、考古学的物质文化积累以及语言学的载体建构等几大板块综合而成[xix]。单纯的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或是历史学家均不能胜任其渐趋复杂的工作，一个领域的专家应当尽可能尝试采用另一个领域的学术眼光来审视面前的学术任务，这才是对学科建设大有裨益的行为。然而这种带有比较性质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就要求每一个研究者必须对参与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要有扎实的独立理解和认知力——具体之于亚述学家，掌握闪米特语文学知识的能力远比知晓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技术重要，这是一个起码要求，而更进一步的工作便是语文和考古这两大原来的支柱学科以后要逐步冲破人文社科的局限而与自然科学携手合作以求新的飞跃[xx]，今天的亚述学家们，只要是在西方学术环境中熏陶过的，可以说基本上都达到了上述起码标准。相比之下，国内的西夏学者既缺乏相应的学术背景，从而也就难有精通汉藏语言学而研治西夏者，更不用说积极利用数理化了。 无论是亚述学还是西夏学，传统的语文学和考古学构成了它的两大核心部分。尽管各自依赖的文献材料因时空的限制而大相径庭，但学者们对其重视程度都是毋庸置疑的一致。虽然记录多种语言的楔形文字泥版由于传抄的缘故免不了同一内容的多次辗转翻译和重复拷贝[xxi]，但由于后世文献记载的阙失，这反倒给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资勘证的版本；而现今存世的西夏文材料中百分之九十的佛经等大部分译自汉语典籍，汉籍的广泛留存使得这些西夏典籍对于探索党项人独有的民族个性襄助甚微，倒是其中份量较小的法典、辞书、诗文集与官私文书等极具价值，借助西夏文研治西夏，欲求在前人基础上有所突破，当以此类文献为重点。 至于考古学的基础性地位，也是不言自明的。支撑起亚述学大厦的西亚考古学，既有的成果除了数以万计的楔文泥版之外便应着眼于遍布中近东地区的大量古代文明遗址以及出土于此的雕像、碑刻、器物、残骸，以便能立足于此构建西亚上古物质文明的轮廓；今后的着眼点则是：参照并正确理解楔形文字材料所提供的有关中近东地区古代世界的各类信息，尽量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关注环境和气候问题而非一味追求社会经济等的精深构拟——这是一个“东方考古学家”将来应当做到的[xxii]。这里，我们领悟到了亚述学界深深蕴含的人类学思维，正是这样一种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使得亚述学的发展方向在日趋综合的进程中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两河流域地区古今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曾在此生息征伐的众多古代民族息息相关，他们在泥版中的相应记载不论是对今天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改良还是对其他地方自然平衡的维护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参考价值。而要沿着这条道路切实走下去，精深研读世界各地各类型人口集团经济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演进模式无疑有助于西亚考古学跨文化比较和生态演化新课题的早日攻克；另外，更多高精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自觉引入，也必将大大促进亚述学的进一步发展。 与之相比，西夏考古不管是规模还是进度都难以望其项背，短暂的历史进程和相对狭窄的地域范围都使得西夏王国的地下沉积不可同西亚并提，先天的不足不可能要求西夏学在这方面能得到考古学的更多支持；值得一提的只是西夏社会的中古时代性和毗邻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使得出土的西夏钱币、瓷器、官印、印刷品等略有特色罢了。从而，西亚考古学的整体构想和大多数方法，至少对目前的西夏考古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即便是我们整理出今存西夏文书中反映当时生态环境的材料，与反映同时期相同内容的汉文材料相比，在中国自然环境变迁史上也不见得能占多少篇幅。 对于像苏美尔、巴比伦、赫梯乃至西夏这样湮没已久的历史古国来说，能够获得在最大限度内真切反映其历史活动和文化消长的有关文献材料首先就是考古发掘的重大现实成果；而无论如何，这一类的书面材料仍然是后人（尽可能趋近地）构拟其本来面目的最有效资源——因为按照严格的定义，所谓人类历史还是应当以书面记录的出现为其开端才较为合理[xxiii]——本族语言的记录其效果尤其明显，这在亚述学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细致考察后便有一个问题不能不引人注意，发人深省：如何区分书面材料中的文献部分（documentary）与文学部分（literary）？虽然在刚刚踏入文明门槛的远古初民心目中，是否如实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事件与今天我们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大相径庭，但是前者侧重于事件经历的纪实性登录，作为史料使用其可靠性自然更有说服力；而后者虽然也是立足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但毕竟包含有记录者更多的思维演绎成分，用诸历史的重构，其可信度相对就得打不少折扣了，这种实际情况却不以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或者是民族势力的消长为转移。具体落实到亚述学方面，对遗留至今的楔形文字文献的分类——无论是分之为神圣类（sacred）、仪礼类（ceremonial）和日常类（everyday）还是分之为经典类（canonical）、碑铭类（monumental）和档案类（archival）[xxiv]——令人遗憾的现实是总是使文献与文学范畴的分野同具体文献内容的简单划分相互交叉，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导致历史重构过程中史料成分与文学成分剔分难度的增加；西夏学的研究至今似乎还未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那么，亚述学研究中这种所谓的“前车之鉴”应当是值得西夏学的研治者们认真领会并深刻吸取的。 作为亚述学的另外一个分支，赫梯学即使是在亚述研究的大范围内也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其间的诸多原因中最本质的一条，大致应当是在大多数领域内赫梯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仅限于将一种文明类型中的杰出成就拷贝、传播到另一文明类型中去——无论是对先于他们定居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哈梯（hattic）土著文明而言还是对与之毗邻但文明高度发展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来说皆是如此[xxv]——然而赫梯人的原创性在历史编撰方面却也表现得颇有特色，这种特色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了邻近地区相对高度发展文明在同一学科领域内“设置”的局限，其突出表现就是赫梯记史中使用了所谓“历史叙事阐述行为因果”（historical narrative for showing cause for action）[xxvi]这一与正统历史记载方法论大有出入的手法。这一手法颇似神话和传说中惯常使用的故事描述，其个人化色彩较为强烈，用诸史料陈述难免与史学领域追求的客观、准确风格有所悖离；但是，在我们考察古人的历史活动——尤其是距今上千年的先辈民族不可恢复的既往行为及其成败得失——的时候，作为考察主体对象的书面材料大多已是断简残篇，其间阙失的部分往往还得依靠我们对其他非书面材料的掌握和运用并借助相当程度的逻辑推理来加以最为近似的补充以便形成一个可以进一步整理和研究的系统，而这种叙事正是如此运用的典型做法之一，它承续了前文字时代历史口传生涯中讲述神话化历史之时广泛应用的这一技巧，弥补了文明时期史官（scribes）[xxvii]记史时占有相关全部史料的不可能性——即便是它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甄别史实与叙事的困难，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其实际效果，尤其是在考虑到使用该方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的时候。由此可见，赫梯人的历史编纂方法论——虽然并没有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却已在实践中得以自由的运用。除此之外，赫梯人还为后人留下了数量不菲的编年史纪（annals / manly deeds）[xxviii]，虽然赫梯历史上不少著名君王[xxix]的相应“实录”式编年史纪现今留存极少或者没有留存显得颇为令人费解，然而这类“史书”中包含大量人物以及相应事件、不少演说辞和信函等当时书面材料的引文等，在剔除掉混杂其间习见的神谕和神佑言行之后用来展示那段久已遗忘的历史也还是显得更为弥足珍贵[xxx]。 凭借考古实物和文献材料的共同依托，历史记述尽管不是终极目的和唯一途径，但毕竟给我们进一步开展各方面研究勾画了一幅指导性的蓝图——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多数亚述学、西夏学专家总是习惯于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式，尤其是在历史情结特别浓重的中国，西夏学的思考就不可能越出历史学的樊篱！事实上，非西夏人撰写的史籍，大多论述西夏同其他民族或王朝的交往而很少论及西夏的内在特征，更不用说党项民族精神世界的活动了[xxxi]；在党项人并未为本民族国家编篡历史的前提下，利用留存至今的西夏文文书中涉及西夏人和西夏社会状况的材料重作研究，应是西夏历史记述的必然选择。在此过程中，以汉文史料为主的其他文字材料当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相比之下，发展已有百余年的亚述学对几千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史的勾勒，则是由历史学家基于出土文书的编辑整理来完成的，因而有人便据此声称历史不应由语文学家来记述[xxxii]。然而，考虑到“语文学家不都是历史学家，而每个古代东方史学家一定是语文学家”[xxxiii]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仍然充分肯定语文学在亚述历史记述中的基础地位；而当我们再回头审视（国内）西夏学界时，历史学者不谙语文[xxxiv]的尴尬局面既让人不敢相信他们的撰述，又不得不极端突出民族语文的重要性，以便使我们的史家能够深刻认识到隐藏在历史事件之后活生生的人——这在亚述学家那儿其实已经不是问题了[xxxv]。至于历史记述框架内的深层次探索，则是前文已述及的人类学式工作。 亚述学与西夏学，虽同为“以地名学”之学问，但从背景依托、研究对象、思维模式、技术手段、精神蕴涵、前景展望诸方面看仍有较大差异。太多的借鉴，特别是在研究成果方面，自然不可能，惟有亚述学的学术立足点和研究方法论，倘若研治西夏的专家能有所领略，相信对其今后的工作定会大有帮助；而亚述学家们的遗憾，比如往往执着于某一具体方面的琐细考证而缺乏一种构架学科系统的全局观念等，也希望对我们的西夏学界能有所提示。 [i] 聂鸿音：《西夏文献研究小史》第45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三期，第44—52页。 [ii] 拱玉书：《亚述学之父——献给中国的亚述学之父、我最敬爱的老师林志纯先生》第106页；载《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编写组编《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第106—11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 [iii] bottéro, jean: mesopotamia: writing, reasoning, and the gods; chicago & london, 1992; pp42-43. [iv] 史金波：《西夏文化》第32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 [v] liu, fengzhu （刘凤翥）: “seventy years of khitan small script studies”, p165; 载janhunen, juha and rybatzki, volker (edited by): writing in the altaic world; helsinki, 1999; pp159-169。 原文讨论的是契丹小字的研究原则，笔者认为在中国学者中间，同一原则对西夏文字的研究也是适用的。 [vi] 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第117—128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年。 [vii] 王天顺主编：《西夏学概论》第117—118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viii] 陈寅恪：《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第190—191页；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7—191页。 [ix] fossey, charles: manuel d’assyriologie: fouilles, écriture, langues littérature, géographie, histoire, réligion, institutions, art; tome i: explorations et fouilles, déchiffrement des cunéiformes, origine et histoire de l’écriture; paris, 1904; pp102-117. [x] fossey, charles: manuel d’assyriologie: fouilles, écriture, langues littérature, géographie, histoire, réligion, institutions, art; tome i: explorations et fouilles, déchiffrement des cunéiformes, origine et histoire de l’écriture; paris, 1904; pp102-146. [xi] de liagre b?hl, m. f. m. th.: “ouverture officielle de la troisième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p3; 载compte rendu de la troisième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organisée à leiden du 28 juin au 4 juillet 1952; leiden, 1954; 又参见goldenberg, gideon: “the contribution of semitic languages to linguistic thinking’, p110; 载jaarbericht ex oriente lux: no. 30 (1987--1988); leiden, 1989; pp107-115. [xii] bottéro, jean: mesopotamia: writing, reasoning, and the gods; chicago & london, 1992; pp125-137. [xiii] 史金波：《西夏文化》第53—59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 [xiv] 参见невский, н. а.: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аведения”; 载невский，н. а.: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pp19-32。该文中，聂历山详细谈到了g. devéria、m. g. morisse以及b. laufer等西夏语研究先驱们在西夏语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得出的有关西夏语言特征的几条不刊之论。 [xv] 聂鸿音：《西夏文献研究小史》第48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三期，第44—52页。这里主要是指美国人luc kwanton在他的一系列论述中，由于完全忽视藏缅语的一些基本特征如修饰名词的性质形容词需后置等情况，从而在研究《掌中珠》的西夏文—汉文对译材料之后得出西夏语具有阿尔泰语言特征的所谓“新颖”但却是完全错误的结论。 [xvi] 王天顺主编：《西夏学概论》第96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xvii] 参见聂历山(nicolas a. nevsky)，石滨纯太郎：《西夏文八千颂般若经合璧考释》；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期·西夏文专号》第 247—258页。在第247页中汉译原文为：“然则其自西藏文译为西夏文者，不特为研究西夏佛教史之好材，抑亦于阐明西夏语学之微旨，为不可缺之良具。” [xviii] 王天顺主编：《西夏学概论》第187—242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xix] buccellati, giorgio: “methodological concerns and the progress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studies”, pp16-17; 载orientalia (new series) vol. 42, 1972; pp9-22. [xx] potts, d. t.: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london, 1997; pp304-307. [xxi] van de mieroop, marc: cuneiform text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p9-38. [xxii] potts, d. t.: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london, 1997; pp304-305. [xxiii] hallo, william w. & william kelly simps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 history; new york·chicago·san francisco·atlanta, 1971; pp4-5. [xxiv] hallo, william w.: “sumerian historiography”, p11; 载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biblical and cuneiform literatures。该文谈及的苏美尔学正是从亚述学中衍生出的较为兴盛的分支学科之一，中间涉及的很多方法论上的原则，其使用程度决不仅限于苏美尔学领域之内。 [xxv] güterbock, hans g.: “hittite historiography: a survey”, p21; 载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biblical and cuneiform literatures。 [xxvi] 作为公元前两千年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记载，留存至今的赫梯史料无疑也是以反映帝王、宫廷、征伐以及祭祀诸事件为其绝对主体，这里所说的“行为”当然是指政治、军事行为了。参见güterbock, hans g.: “hittite historiography: a survey”, pp27-30; 载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biblical and cuneiform literatures。 [xxvii] 这里所说的史官，实际上只是充任文献书写人员的书吏。他们专司楔形文字书写这一甚为繁难的职业，在几乎都不识字的君王口头指点下使用书吏们专用的语言表达诸王的思想和愿望。 [xxviii] 括号中后一语词为赫梯语pi?nadar（英语直译为manliness）的意译，它的涵义不是各种历史演绎事件的积累（拉丁语： res gestae），而更多是英雄业绩和功勋的彰扬（拉丁语： virtutes）。参见güterbock, hans g.: “hittite historiography: a survey”, pp30-31; 载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biblical and cuneiform literatures。 [xxix] 比如赫梯帝国（亦称新王国）开国之君图特哈里亚二世（tuthaliya? ii）、为赫梯帝国开疆拓土贡献最力的苏皮鲁琉马一世〔?uppiluliuma? i〕、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ii）订立条约共同对付日益强大的亚述帝国的哈图什里三世（hatu?ili? iii）等；这方面的具体论述参见macqueen, j. g.: the hittites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asia minor: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london, 1975; pp46-47, pp49-50。 [xxx] güterbock, hans g.: “hittite historiography: a survey”, pp30-35; 载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biblical and cuneiform literatures。 [xxxi] 王天顺主编：《西夏学概论》第188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xxxii] bagg, von ariel m.: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r assyriologie: überlegungen zu w. mayer, politik und kriegskunst der assyrer”, p103; 载die welt des orients: band xxix, 1998: pp98-108. [xxxiii] bagg, von ariel m.: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r assyriologie: überlegungen zu w. mayer, politik und kriegskunst der assyrer”, p103; 载die welt des orients: band xxix, 1998: pp98-108. [xxxiv] nie, hongyin （聂鸿音）: “tangutology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p342; 载monumenta serica, 41（1993）: pp329—347. [xxxv] bagg, von ariel m.: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r assyriologie: überlegungen zu w. mayer, politik und kriegskunst der assyrer”, p108; 载die welt des orients: band xxix, 1998: pp98-1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