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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孟先生指点脚注转尾注的方法，现在这一稿全了。 一九三二年八月初清华大学及研究所招考新生及转学生，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各年级生另有「对对子」题。其中以一年级的对子题「孙行者」最受瞩目。所以受瞩目者，一是「孙行者」可以对得上什样的人物，「对号入座」以谁最贴切，这已注定会是一个话题；二是题型出人意表，隐然可以嗅到文言、白话之争。报纸上的读者投书，或要求提供标准答案，或批判出题者有复古心态。北平《世界日报》在两个星期内，即间歇刊出十四篇投书。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桩因大学入学考题引发的媒体争论。出题者陈寅恪几番作出响应，并顺势提出一大套西方历史语言学和辩证法的大道理，不仅在于澄清出题的意义，且欲反守为攻，惟拒绝提供标准答案。对陈寅恪的「答辩」，非但有读者不领情，其所提出的西学理论，以及藉此要「摧陷廓清」国文或说汉语文法照搬西方文法硬套的「格义」观念，也未获学界正面响应。此一双重挫折，在三十余年后，陈寅恪重编《金明馆丛稿》时，另写了一篇〈附记〉。「孙行者」的「标准答案」竟然就是「胡适之」。这应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民国学界的一大公案，今天重新检视，除了话题效应外，余音缭绕，应该还有更深长者在。 在民初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在新学旧学交绥的过程里，反对白话文学的林纾（1852-1924）有一句话很受胡适讥评，即「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陈寅恪在林纾死后，拿西方的历史语言学和辩证法，为其何以会出「对对子」的试题侃侃而谈。虽然陈寅恪并没有提及林纾，却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说：「赵瓯北（赵翼）诗话盛称吴梅村歌行中对句之妙。其所举之例：『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等，皆合上等对子之条件，实则不独吴诗为然，岂但诗歌，即六朝文之佳者，其篇中警策之俪句，亦莫不如是。惜阳湖当日能略窥其意，而不能畅言其理耳。」[1]陈寅恪明为赵翼，实为林纾畅言其理，道其所以然。单就此点就可理解陈寅恪出「对对子」的国文试题，以及后续的「辩护」，颇有意就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反两方相对粗糙的一面，作一学理上的补充；在相当程度上，也显现出陈寅恪对白话文乃至于国语运动隐含「全盘西化」的发展路径，有一强烈的批判。 陈寅恪初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之初，虽然不如胡适因〈文学改良刍议〉等一系列文章，已先通过《新青年》杂志，高唱「文学革命」而暴享大名；陈寅恪见诸《学衡》杂志的〈与妹书〉，宣示要以科学方法从事训诂之学，而有「成效当较干嘉诸老，更上一层」的自许，在史学界也颇见知名度。进入清华之前，陈寅恪固有吴宓、毛子水、姚从吾等人推崇，而顾颉刚更视陈寅恪为「研究亚洲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的文化」，以及「东方古文言语学及史学」的学者。陈寅恪本人与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像赵元任即是游学海外的旧交；和王国维则是「风义平生师友间」，遗老遗少夜话前朝，有不忍对泣之情；至于梁启超，因曾获陈寅恪父祖之邀主持湖南时务学堂，而为故家旧识。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陈寅恪本人的异域绝学，一时之间可谓独步士林，当可想见陈寅恪得以从容优游其间，不时还会作作对子以娱师友。其中戏赠国学院学生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即在清华校园内传诵多时。 虽然，到清华后不数年之间，王观堂、梁任公先后陨落，清华停办研究院，但都无碍陈寅恪在清华及学界的声望鹊起，为各方所尊重。像傅斯年即言：「我的朋友陈寅恪先生，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征，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2]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两人见面时，陈寅恪赠以嵌名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而在此前，观堂自沈于颐和园，陈寅恪挽联有「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语。前后对照，陈寅恪此时处境要较观堂当时自在得多，心情或可说更胜于前。一九三二年这一年三月间，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同列名国难会议，信可知当时陈家父子的社会地位。 就在这一年暑假，为清华大学招生考试出国文卷子题，对陈寅恪来说，或本以为就是出题而已，以「孙行者」入题，不过系文人狡猾，但期「戏弄」胡适一番；陈寅恪绝未料到的是，居然话题不断，正反意见都有。一九六五年，陈寅恪回忆此事，「叔雅先生一日过寅恪曰：『大学入学考期甚近，请代拟试题。』时寅恪已定次日赴北载河休养，遂匆匆草就国文试题。题为『梦游清华园记』。其对子题为『孙行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陈寅恪给答案时，胡适已在台湾逝世三年。依胡适的聪明，当时即应知道陈寅恪要考生对的答案就是他，但无论如何都不方便自行「对号入座」。唯考生当时对出「胡适之」的却大有其人，后来在学界皆属名家。例如曾任北大数学系主任的段学复、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政烺等。但要说明的是，其中只有段学复入了清华。 当时《大公报》有一由「李琦」执笔的专栏文章〈北平杂忆──一个绵延的辩论〉有一概括性的描述，全文如下： 本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有对对子一项，有「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人比黄花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清华大学，水木清华」等句。[3]这下真苦了二千考生，因之骂声四起。在几个大报的读者论坛上便出现了许多清华复古的文字。引而申之，乃更出现许多文章指摘清华为资产阶级学校。自然也就有人动笔出来反驳了。就我每日注意的《世界日报》言之，自八月一日清华考毕，无日无是项争辩文字，直至我十七日离开北平，尚未平歇。这一个「论战」也可算热闹了。[4] 李琦没有点明出题者是陈寅恪，但描述的情况和事实相当接近。 先是北平《世界日报》在八月七日第十二版「读者论坛」刊出署名「丁零」〈关于「对对子」〉的投书，认为新旧人物都会注意到清华对对子的国文试题，测考生对旧文学的修养，很技巧；但评判的标准如何而定则难，要求主考先生发表他自己的原对。 《世界日报》续于八日「读者论坛」刊出署名「振凯」〈由清华大学考试技术所引起的我的几句话〉，质问如果学生只会「对对子」怎么办？倒不如要求学生作八股文和各式旧文体，并连带指责清华及学生的资产阶级化。文中还批判了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指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先生们所想望的事，非穷学生所敢崇拜。 隔一日，八月十日，有署名「杰」的〈对对子〉和「春焰」的〈我也谈谈清华的考试〉。「杰」文以「奇哉！怪哉！」形容，建议清华表态是否支持「对对子」的考题，若以为不妥，请设法矫正，勿相应不理。「春焰」指百思不得其解，何以会有「对对子」的题，以时代意义来讲，作对子就说不通。若要表示最高学府的新奇，不若作八股文来得干脆。并批评作文题，于黑漆一团的现实──多难的中国，对贫无立锥的无产大众有什么利益？ 再隔两日，八月十三日，署名「湘石」的〈我也谈谈对对子〉，认为不但让多数考法理二科的同学会觉得困难，就是意欲研究中国文学的老夫子，恐怕也茫然不知所对。「湘石」还提到对子题中除了「孙行者」和「人比黄花廋」之外，其余对子题都是下对，皆典出唐诗宋词，期待考生「巧合天成，属比恰切」，当可确认考生「对对子」的成绩不可能好，阅卷先生也会有「才难」之叹。另一篇署名「北黎」的〈对对儿〉，则很为「斯文」庆，只是不明白在中学里何以没有学「对对子」。认为「在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上国学是必须要学的，国学既是必学，对儿自然更是必须对的。为传播国学普遍起见，要雅俗共赏才好。」可谓皮里阳秋，肯定中有嘲讽。 又隔一日，十五日，《世界日报》在第七版刊出陈寅恪的「答辩」。第十二版续刊出读者投书。有署名清华园「彭俊材」的〈读了振凯君的由清华大学考试技术所引起的我的几句话之后〉，认为对对子并非绝不可行，「梦游清华园记」只是一个作文题目，仅作用于试验考生的记忆和描写能力，无可厚非也无可非议。署名「伯辛」的〈谈谈「谈谈对对子」〉，批评了署名「杰」与「春焰」的投书，指「杰」文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该有的，至于「春焰」的文章则是开玩笑、凑热闹。不过，文末仍认为对子出得大胆，是出题者大意。 十六日，刊出自称是清华学生署名「周葆珍」的投书〈由「由清华大学考试技术所引起的我的几句话」的几句话〉，反驳「振凯」对清华学生的指摘，并说「对对子」不过是测验考生对虚实字的认识，因作文题目批评清华大学是否伟大也不恰当。同日第三篇署名「穷小」的投书〈我也谈一谈清华大学〉，质问「对对子」是根据那一年的高中课程，至于作文题更为难那些刚从穷乡僻壤来，压根不知清华的考生。这一天《世界日报》的「读者论坛」特别加了一段案语，略谓正反意见和应说的话大概都说到了，声明讨论宣告结束。 但到了八月十九日，北平《世界日报》以声明讨论结束前，有些稿件即已付邮的原因，一口气又刊出四篇投书。另以出题者陈寅恪已有响应，再次声明讨论到此为止。第一篇署名「皞」的〈关于「对对子」质陈寅恪君〉，针对陈寅恪的响应发言，认为陈寅恪个人重视「对对子」的学术见解，尽可发表学术论文，但不宜在清华入学试中提倡。第二和第三篇分别署名「杰」和「春焰」都是回应「伯辛」的〈关于「对对子」问题〉。第四篇署名「尘悯光」，题为〈读了「读了『振凯』君的由清华大学考试技术引起我的几句话之后」之后〉。以上三篇都是读者间的纠缠，但都反对以「对对子」入题。「尘悯光」有一句很重的话：「对对子是中国旧日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不务实际，专意瞎费脑力干着玩儿罢了！而以素负重名之清华大学也就把学生往以之亡国的不事实际上引，呜呼！」 上引这些论辩多集中于「对对子」应否成为考题，以及能否反映考生程度，其间偶见对清华大学是否属于资产阶级的批判和驳论，还夹杂了些许刻板印象。其中除了「湘石」质疑以「下联」求「上联」是否妥当，以及学术见解是否适合入题外，其余都谈不上陈寅恪意欲藉「对对子」的讨论，提高层次到建立汉语文法或相关学术性的讨论。读者投书所呈现的内容和思维，特别是针对大知识分子，如清华大学的知名教授陈寅恪者，就心态史的观点，当大有可观，以离本题稍远，日后当另文再作处理。 陈寅恪在北平《世界日报》上的答辩系以受访的形式刊出。在此必要指出，前此《陈寅恪集》各个不同版本皆未搜得此文，前引《世界日报》的读者投书，也是自刊出以来，首次重见天日，皆可视为新出土的史料。以下是陈寅恪在《世界日报》上答辩的大要： 标题： 清华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 谈出「对对子」试题理由 内文： （特讯）昨日记者偶晤该校中国文学系阅卷员，询及国文试题中之「对对子」答案，及所以出题之理由，嗣经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发表谈话如左： 今年国文试题，均分三部，第一为对对子，二为作文，三为标点，其对对子及作文二题，全出余（即陈寅恪）手，余完全负责，近来有人批评攻讦，余不便一一答复，拟将今年国文命题之学理，于开学后在中国文学会宣讲，今日只能择一二要点，谈其大概。 本大学考试国文一科，原以测验考生国文文法及对中国文字特点之认识。中国文字，固有其种种特点，其文法绝非属于「印度及欧罗巴Indo-European系」，乃属于「缅甸西藏系」。中文文法亦必因语言文字特点不同，不能应用西文文法之标准，而中文应与「缅甸西藏系」文作比较的研究，始能成立完善的文法。现在此种比较的研究，尚未成立，「对对子」即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字特点，与文法最有关系之方法。且研究诗词等美的文学，对对实为基础知识。考题中出对子，简言之，系测验考生对（一）词类之分辨，如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虚字对虚字，称谓对称谓等是；（二）四声之了解，如平仄之求其和谐；（三）生字Vocabulary及读书多少。如对成语，须读诗词文等书多（此短句稍不顺，另一版本为「须读书（诗词古文）多」[5]），随手掇拾，毫不费力。如有人以祖冲之对孙行者，是可知该生胸中有物，尚知古时学者祖某其人；（四）思想如何，因妙对不惟字面上平仄虚实尽对，「意思」亦要对工，且上下联之意思须「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即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例如本校工字厅水木清华旁两联之末有「都非凡境」对「洵是仙居」，字面对得极工，而意思重复，前后一致，并非绝妙好对，此则思想之关系。按此种种，悉与「国文」文法有密切之关系，为最根本、最方便、最合理之测验法。 「对对子」该如何评分，以及考生应答情况，陈寅恪的答复是： 至于评判标准，即按上述各节：（一）文法方面，如平仄词类之对否；（二）「意思」之工否，思想之如何。分数则仅占国文三题中百分之十，倘字面对工，思意不差，则可得十分，如对得极好，可得四十分，即完全不对，亦不过扣去百分之十分。是于提倡中已含通融宽待之意，其所以对对题有较难者，实为考生中之有特长者，普通人字面对上即可。有人谓题中多绝对，并要求主题者宣布原对，余以为并非绝对，因其并非悬案多年，无人能对者。中国之大，焉知无人能对。若主题者自己拟妥一对，而将其一联出作考题，则诚有「故意给人难题作」之嫌矣。余不必定能对，亦不必发表余所对。考生较好之对，惟考卷尚未完全看完，且非经余一人评阅，但可就所忆者发表一二：一年级新生，对孙行者最佳者，当推「王引之」，因王为姓氏，且有王父即祖父之解，恰与孙字对，引字较祖冲之冲字为佳。「少小离家老大回」，尚未见有甚好者，如「匆忙入校从容出」，差可。中国文学研究所题对「墨西哥」，有人对「淮南子」，可称不错，因同为专名词，且末二字恰甚工也。 作文题在「论战」中间有涉及，陈寅恪交代如下： 关于「梦游清华园记」作文题，多人误会，以为系夸耀清华之风景与富丽，或误解为游记，其实所谓梦游云者，即测验考生之想象力Imagination及描写力，凡考清华者，总对清华有一种猜想，不知实际情形，即用「空中楼阁」。此题易言之，即为「理想中之清华大学之描写」，再者，考生欲入大学，当必有一理想中的大学形况景物，余之所以不用「理想中之清华大学」，或「梦游清华大学者」，乃以写景易，而学校、组织师生、课业状况的描写较难。数年来，各校考题，已将「求学志愿」、「家乡」、「朋友」等题用尽，似此种题，实简单、自由、美妙，容易之至。余以为该题甚好，而有人仍发怨言者，想系入清华之心过切，或因他故而生忌嫉之感。 可引为谈资者，则以间接方式表达： 谈毕后，记者并探得考卷中之可笑者，兹摘录数则如后：对孙行者除王引之、韩退之、胡适之、祖冲之较好者外，普通皆对陈立夫、郁达夫、王献之、周作人，至以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应对极多，甚不通。亦有对以赵飞燕、黄飞虎、郭沫若者，最可笑莫如一部（分）考生，仅由字面上对以「翁坐乎」、「子去也」。有某生对「我来也」，下注古文盗窃人名，虽平仄不谐，但亦可见彼知对专名词及虚实字，仍得相当分数。其余尚有根本不明「对对」用意者，如某生以「少小离家老大回」为题作文一篇，有以原诗第二句「乡音不改鬓毛衰」塞责者，亦有以「城池依旧人民非」联句者。最可笑者莫如某生，于试卷上原对后涂改许多，后竟在「少小离家老大回」下书「金银珠宝往家抬」，而于「孙行者」下大书「一个斛斗十万八千里」，情急胡诌，窘状可想。[6] 紧接着，八月十七日《清华暑期周刊》第六期刊出〈「对对子」的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对照两文相当一致，应系出于《世界日报》的版本，于字句间稍有改动，并删掉末段可为谈资者。 唯八月十七日或直前事态突起变化。当天，陈寅恪为「对对子」事另有信致傅斯年，起首就是「手示敬悉」。这很有可能系傅斯年看到《世界日报》或听闻学界传言后，先有一信，且有可能系一短信关切此事。由于此信是私人信件，所以用辞颇见激烈及直率，且语涉人身攻击。信中除就印欧和藏缅语系文法异同论「对对子」外，话题一转，「若马眉叔（案，《马氏文通》之作者马建忠）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又说「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以 公当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与之言比较语言文法学者。总之，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祇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7] 从陈寅恪的用辞可以感受到，傅斯年的来信恐怕还引述了不少来自学界的「议论」。再从陈致傅信中不屑与言的「其余之人」、「不学无术之徒」、「痴人说梦」者，大概不是指《世界日报》「读者论坛」上投书谈「对对子」的「读者」，而是傅斯年从学界听到的意见和批评。最后陈寅恪不无意气地说，如果明年清华仍由他出题，还要出「对对子」题，「且祇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8] 半个世纪后，当年任教清华大学，也是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在其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提到此事的下文：「在当时社会上对于对联不很了解，以为对对子是复古，也有人以这次考试为笑谈，所以以后也没有沿用，没有推广。」[9]冯友兰写得很平淡，但在当时非仅在报纸上轰动一时，且涉及新学、旧学关于中国语文的文法之争。 傅信中来自学界的批评有谁最可能引发陈寅恪的火气？所以有火气者，陈寅恪在回傅斯年的信中谈及《马氏文通》，而为十七日《世界日报》刊出陈寅恪回应报导时所无，应是一条线索。即陈寅恪动气显然不是针对来自报纸的批评，而当求诸于傅信的内容，可惜傅信已难寻觅。推敲傅信内容涉及的学界中人；或可这样问：当时学界中人有谁最肯定《马氏文通》，有谁谈及「对对子」最反感，而为陈寅恪所熟识者？陈、傅两人的文学观本自不同，但两人还不致于互为非难，可以先排除傅斯年，况且两人在历史语言学的领域里还有很多共通语言，在这方面且可从傅信中得知是可与言者；但和傅斯年以师友论交，且来往密切的胡适则大有可能。一是「孙行者」以「胡适之」入对很贴切，「对对子」既已成为报纸持续讨论的话题，交游广阔的胡适在日常言谈间似很难避开，甚或因此遭人引为笑柄。胡适就算修养很好，难免会按捺不住，这应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拟测。若是胡、傅两人为此交谈，就更可直言无讳。 而胡适偏偏又是《马氏文通》的支持者。虽然陈寅恪和胡适游学异邦时，随身都带着《十三经注疏》，[10]但表现出来的意趣相当不同，陈寅恪必求「正解」和研究方向的「取径」，胡适则必以「方法」，求其可为「归纳」者。以《马氏文通》言，在陈寅恪心目中，马建忠的《文通》「取径」有误，余几乎皆不可谈。而胡适却从《马氏文通》受益非浅，留美时初读《马氏文通》即言马建忠「真不可及」。罗志田一再强?#123;，胡适早年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以及之后若干篇文字考据文章，在方法上都深受《马氏文通》的影响。[11]回国后，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宣称《马氏文通》是一部空前的奇书，古文文法学的宝库。指文法教学用书，要以《马氏文通》最好。[12]直到晚年，胡适还说，「我是从《马氏文通》读通文法的。」[13] 可以补充并可视同旁证者，应是胡适本就不欣赏「对对子」。一九六０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胡适在过寿前几天，约了采访他的记者们到中央研究院院长住宅茶叙，聊到他自己作的人名对，列举「胡适胡适」对「徐来徐来」和「胡适胡适」对「方还方还」两套对子，但话锋一转，认为「对对子」和律诗、八股文都是「玩意儿，下流的东西。」还带着惋惜的口吻说：「对于读古书、对对子一类的东西，（我）骂了四十几年，直到今天还有人反对。」「他们对对子也不配与我比，却要打击我，他们不配批评我」云云。[14]虽然此时已是胡适晚年，但应可确认胡适从来反对此道。当然也可以逆推胡适年轻气盛时，对心目中「下流的东西」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陈寅恪拿「孙行者」对「胡适之」毕竟是一事实，以此入题遭到质疑和批评，原系可以公评之事，何况是当事人「胡适之」。所以会引起陈寅恪的火气，拿《马氏文通》来批判，而有「谬种」、「谬说」之说。且不仅在致傅斯年的信上形诸笔墨，接着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也有「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又说「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若非真动了意气，陈寅恪笔下大概不会有马氏「谬种」和「认贼作父」等重话。 而「谬种」的今典，应即出自钱玄同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在致陈独秀信中的用语：「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云云。[15]林纾的古文固引桐城自重；再联系上一九二三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事后陈寅恪既送了一幅对联给参与论战并编辑论战文字的罗家伦，讥其不通家法，不了解学术源流；而胡适在论战中以「孙行者」形容张君劢，有〈孙行者与张君劢〉一文，嘲弄张君劢的玄学主张逃不掉科学逻辑的检验。[16]合而观之，「对对子」引发的话题效应，加上学术见解的异同和高下评量，暗指马氏「谬种」流辈者如胡适的文法观当不起科学方法的检验，又不仅文言与白话之别，或陈、胡二人之争而已。 除开「对对子」和《马氏文通》，陈、胡两人处在新学和旧学之间，原应是很有情结的，而且是互为处在一种「半可半不可」的复杂情绪里。两人在「汉学」领域里原不乏高度共识，可以论学；在文学以及语文领域里则壁垒分明，至少陈寅恪一生没有尝试过白话诗文。两人过从亦大可玩味，且涉及上一代。先是一九一七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即对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诗作有相当不敬的形容。胡适在文章中提了三位在世的人物，恭维了江亢虎和王国维用典使事之工[17]，独独以重话批判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且看胡适的批语： 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涛园钞杜句，半岁凸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凸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18] 陈三立字伯严，胡适虽口头恭维陈三立是「第一流诗人」，却以「奴性」形容他但知摹仿的心理，这对陈寅恪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胡适所谓的「文学改良」其实就是「文学革命」。盖胡内心也早有「革命」之意，陈三立的旧诗原就是胡适要打倒、要革命的对象。[19]后来胡适曾在应酬场合里见过陈三立，而陈寅恪也和胡适颇有来往。[20]一九三一年，即「对对子」事件发生前一年，陈寅恪还为夫人唐篔的祖父唐景崧的遗墨，请胡适题跋。[21]这或系出于唐篔的要求，胡适也是题跋的恰当人选。唯学术见解的异同，毕竟因各有见地，两人又都看重自身的学术见解及认知，不可能因见面三分情而有所妥协。是以陈寅恪转个弯拿大闹天宫的「孙行者」问：究竟「胡适之」伊于胡底，又岂止是陈寅恪心中的「标准答案」，拿「谬种」还诸「奴性」而已。[22] 时移势易，三十余年后，陈寅恪在〈附记〉中提及胡适和「孙行者」的对子题，「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其实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底至八月初，七年多前的事）故也。」[23]笔者借用陈寅恪前举苏轼的对子，揣摩陈寅恪的本意，此联应可改写成「前生恐是孙行者，后学过呼胡适之。」 陈寅恪所以会写这篇〈附记〉，从表面看，陈寅恪似仍停留在「对对子」的话题里未能忘怀。然而深一层看，一九六五年五月已届文化大革命前夜，在大陆广面动员文史学者奋力批胡的余波中，[24]陈寅恪先从犬名「韩卢」连系上「猢狲」，从「孙行者」，对应上「胡适之」，无异以「猢狲」拟胡适之。陈寅恪承认这是「文人狡猾」，在当时亦可谓「政治正确」；但从用典也可以看出陈寅恪显然有意拿韩愈和胡适并列，意味中共愈批胡，等同反面推崇胡适文章亦具「文起八代之衰」的作用。而当年陈寅恪提及考生答题中的佳作，首举「王引之」，「胡适之」不过是五个标准答案中的一个，可见陈寅恪写〈附记〉时，这中间当有不能忽视的心情转折和寓示。此外，陈寅恪在此还开了冯友兰一个大玩笑。称道当时只有冯懂正反合辩证法，盖在大陆知识分子不是「百花齐放」就是「万马齐瘖」的日子里，晚年的冯友兰自承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后即曾写信给毛泽东表态，声言决心改造思想，[25]则此时岂敢承受专美通解「辩证法」之名。[26]而此亦反衬陈寅恪于「对对子」和汉语文法的论述，长久以来无法释怀的寂寥。 更有可言者，胡适是一个有压力即有反弹者， [27]何以未见胡适针对陈寅恪的「对对子」提法有所评论？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追究的大问题。陈寅恪当时评论《马氏文通》对胡适或许还不构成直接的压力，况且「对对子」出现争议时的胡氏岂此「暴得大名」，且「动见观瞻」。胡适或有自觉，此时作出的任何响应，在论战中都是以「上驷」对「下驷」。再者，陈寅恪并不是站在反对白话文的基础上立论，甚至陈寅恪还间接表达过对白话文的肯定。[28]胡适没有评论，何以支持白话文和新文学阵营的其它人也没有反对意见，这就更微妙了。陈寅恪的立论难以攻驳是一可能，况且此时的陈寅恪非仅是清华大学教授，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也是「预流」，学力非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真要和陈寅恪打起笔仗来，就未必能如一般读者但期发表个人意见，可以无涉学理，而是要见学问真功夫的，未必能讨巧。是以「对对子」的争论可得而见者，仅停留在《世界日报》和《大公报》上，但暗潮应属汹涌。一九六０年八月十八日，胡适在纽约家里与何炳棣月旦清华人物有「陈寅恪就是记性好」语。何炳棣认为此足以反映胡适的自负，不肯承认当代学人中有比他更「高」之处。[29]理解陈胡二人的「过节」，会有此「情结」也可以「莞尔」。 然而学界没有后续的争论不意味陈寅恪的「对对子」试题和历史语言学、辨证法之于汉语文法研究，不是不存在不同的看法，陈寅恪批评的格义式文法依然大行其道，文法学者对《马氏文通》的评价不但未见降低，且转趋看重。事经多年，李方桂和赵元任终于各自表述出不同的文法研究的门径，国学研究院的老同事李济更视「对对子」妨害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依傅斯年和陈寅恪的交情，发生「对对子」争议这种事不会仅有一通陈寅恪的覆信而已。傅斯年与学界的交往不论在北大、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胡适一样，都很难避开「对对子」争议引发的话题。对这些，傅斯年似全无反应，至于傅氏有否就此事回信陈寅恪，就现有可依据史料言，还无法征实；然而傅氏在其亲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开宗明义即以历史语言学比较研究为辞：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着史，…欧洲近代的语言学在梵文的发见影响了两种古典语学以后才降生，正当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几经大家的手，印度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个，别个如赛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即就印度支那语系也有意味的揣测。…… 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在历史学和语言学发达甚后的欧洲是如此，难道在这些学问发达的中国，必须看着他荒废，我们不能制造别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造吗？[30] 傅于语言学之于「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一语当可获陈寅恪首肯，傅还宣示：「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31]此时当公开站出来为陈寅恪「同志」助阵，所以陈寅恪也才会说「以公当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与之言比较语言文法学者，故亦暂不谈也。」然而，傅氏身为「同志」终未见公开或私下的响应。[32] 语言学者且亲自下田野?#123;查方言的赵元任[33]、李方桂和刘复（半农）[34]等立于第一线的学者，全都没有就此公开表达意见，更谈不上展开公共论坛式的学术讨论。此外，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以讲授文法、语法学，并以汉史研究知名的学者杨树达，早年即以《马氏文通刊误》起家，颇受陈寅恪推重，也未见出面呼应。[35]总之，就学术界而言，未见有何波澜。 两年后，一九三四年三月，陈寅恪收到沈兼士寄送的论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回信说： 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然语根之学实一比较语言之学。读大着所列诸方法，必须再详考与中国语言同系诸语言，如西藏、缅甸之类，则其推测之途径及证据，更为完备。此事今日殊不易办，但如德人西门，据高本汉字典，以考西藏语，便略有发明。西门中国学问至浅，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绩者，其人素治印欧比较语言学，故于推测语根分化之问题，较有经验故耳。[36] 在信中，陈寅恪特别就语言比较之学立论，建议「所列诸方法，必须再详考与中国语言同系诸语言，如西藏、缅甸之类，则其推测之途径及证据，更为完备。」可以拿来对照的是，当时较陈寅恪年轻一代的语言学者李方桂、林语堂收到沈兼士这篇文章后，均有回信，除肯定沈兼士的「右文说」外，两人均甚乐见「右文说」可以纠章太炎〈成均图〉有关「音转」论述之不足，但皆不及于藏缅语系的比较研究。[37] 吴宓为陈寅恪知友，大概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唯一正面响应「对对子」的学者。一九三五年吴宓在中华书局刊行之《吴宓诗集．空轩诗话》中指民国八年即识陈寅恪，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其《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及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38]虽然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和《学衡》都刊登了〈与刘叔雅书〉，惟「似不可不读」，此一「似」用得很紧。但就是此一响应更在「论战」三年之后了。[39]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九日，李方桂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时在昆明）以「藏汉语系研究法」演讲，提及文法和汉藏语系的研究，认为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变相，是求历史上的关系，这和陈寅恪的提法有相通之处，但和傅斯年的〈旨趣〉更接近，其它讨论多属语言学里的技术难题和障碍，以及相关研究何以落后印欧语系的背景，主张与其直接作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不如先比较和汉语相近的暹罗语，或和藏语相近的缅甸语。既没有提到「对对子」，也没有提到《马氏文通》通不通，反而认为在比较研究之前，汉语词类在文法上就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这又和陈寅恪认为历史语言学的比较研究当先于文法研究之前的论点大相径庭。[40]李方桂在其晚年的口述史《东西方语言学：美洲印第安语，汉藏语和傣语》一书的第五章〈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导原则和方法论的讨论〉，有一段专就藏语和汉语的渊源谈语法研究： 人们一般认为藏语与汉语有渊源关系，但它在语法上更接近满语。满语看来也极像蒙语。蒙语更像土耳其语及其同族语言。所以，我并不热衷于想方设法把这种语言与那种语言联系起来。我只想知道这门语言的面貌如何；是否把它与别的语言联系起来，那是最次要的问题。[41] 李方桂指藏语的语法和满语更接近，藏语和汉语虽有渊源，若欲求其联系则是「最次要问题」。从根本上，不认为文法研究非走历史语言学这条路。 至于陈寅恪早年任教清华研究院的老同事赵元任在一九六五年完稿的《中国话的文法》（原稿是英文）。《中国大百科》对此书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方法谨严，系统分明的大书，有很多创见胜意。这部著作以直接成分分析法作为研究语法的主要方法，显然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可是作者持论通达，从来不拿事实迁就理论。……总之，无论从立论的深度说，还是从影响的广泛说，《中国话的文法》都是最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42] 这说明赵元任的文法书，主要是用成分分析法，且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显然没有走陈寅恪的开出的路向。赵元任在此书的〈序〉中说：「我也要向别的研究这个问题的作者致谢，从马建忠起，…。」[43]有《马氏文通》的作者，却没有陈寅恪。 杨联升评述此书说： 赵先生《中国话的文法》，方法谨严，材料丰富，议论明通。依我看，这本权威著作，至少要管五十年。等到下一世纪，语言学再有进步，文法再有变化，也许会再出一位赵先生来另写一本文法，不过，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恐怕还得用这本书作参考。[44] 依杨联升的说法，开出中文文法研究路向的是赵元任，没有杨联升的业师陈寅恪。 清华国学院老同事李济就很不客气了。李济一九五三年在台湾发表一篇文章：〈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在文章中不点名地提到「对对子」的争论，至此始形成学术圈内的回应，不过李济是从中国何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学术，亦即何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作为讨论主轴，且此时已是两岸悬隔。李济说： 中国的儿童在发蒙时期，甚至发蒙以前，就要学对对子，是人所习知的；真是四海之内，各府、各县、各乡、各镇、各村，只要是有教化的地方，有读书种子的地方总可以看见白胡子的祖父带着三四岁的孙儿，学对对子。记得清华大学有一次招生的国文题目，只是要考生对几副对子就可以完卷。这主义（意）出于一位国际知名的教授。他的理由，据传说，是：中国语文，无所谓文法，只是讲对仗而已；能对好对子，就会做好文章。这一议论曾引起教育界的广泛的注意。是否有人驳过他，我不知道；我个人相信，这是一个不容易驳的命题；因为它不但是洞中窍要，同时也破了，神秘的中国思想这个谜。由两千年来中国的文学──自汉朝的词赋到清末的八股──只是一连串的好对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读了书的中国人的思想，也只是一连串的对子思想。 对对子本身并不是什么有害的事务；它可以启发人不少的美感，增加人类（中国人）生活无穷的意趣。我常设想，并自问，对对子所得的快乐，与解决几何习题所得的快乐，是否有什么分别？它们在精神上的价值也许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词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中国教育制度的错误，是在把这一训练，当着读书人的毕生之业；它固然可以提高人生的情操，但是，不可免地，也压低了学习人的理性。 中国人对于文字的态度，似乎只有一小半把它当作工具看待，一大半仍滞留在旧石器时代的人对于他们画在洞穴里的壁画所持的态度：把它们当符咒看待，以为文字具有无限威灵，可以随便降灾赐福。过去的对联，现代的标语，都可以代表这一迷信。但这还是比较容易说明的。更深一层的，我们过去，确认为文有载道之事。……中国的格物致知之说，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子很远。[45] 虽然切入点都是「对对子」，李济顺带介绍了何谓「对对子」，以及传统教育以「对对子」启蒙的实况，甚至也说中了陈寅恪，确实可以在陈寅恪的文章里找到一连串的「对对子」的思想；唯李济的文章非但和陈寅恪的诉求不同，且有误解之处。如中国语文，只讲究对仗，无所谓文法云云。陈寅恪想要就「对对子」展开中文文法的讨论；李济着眼点则在中国何以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而拿「对对子」对应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评论前者发展出的是科举所要求的八股文，后者发展出的却是现代科学。李济这篇文章原在响应李约瑟提出的疑问，即中国何以没有科学革命，何以没有现代科学。只是李济简化了，也误解了陈寅恪之于「对对子」的背景思维，并据以放大为：这就是中国文化之于科学所以和西方有不同发展路向的缘由，且径直以为单从兴趣面观察即可高下立判，不无借题发挥之想。 李济拿标语和对联相提并论，或许还在暗讽当时的反共标语及其背后所标榜的意识形态和威权统治。但就陈寅恪立论的本意而言，李济论证的「陷阱」还不是简化和误解，而在没有准确掌握陈寅恪的命题，即文字语言的思想承载和美学在中文和汉语中当可自我求之。李约瑟的命题在于「中国何以未发展出近代科学，即何以没有出现近代的科学革命？」姑不论此一命题有无意义，是否成立，学界另有评论，李济接应此一命题的设想，或可视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富强」的思维起着绝大的作用。 李济固非陈寅恪的知音，至于陈寅恪拿辩证法正反合的概念据以为对对子可分为上中下三等的譬喻，最上等者可得诸想象且具言外之意，[46]其所在思想承载和美学观点上则更少有知者。陈寅恪说，赵翼《瓯北诗话》举吴梅村「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为例，盛称吴梅村的歌行对句之妙，皆合上等对子之条件；但陈寅恪转而叹息赵翼能略窥其意，而不能畅言其理。林纾文章雅宗桐城，以古文自许，同样难言其理。陈寅恪下笔时放眼海内，于文章对偶之理所蕴涵的丰富思想，似更无解人。陈寅恪为了「对对子」抬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语言学，明处似在为赵翼畅言，言外之处，更在为林纾的为古文辨冤申明其理，明其所以然。 先问「孙行者」，再继之以辩证法和历史语言学的说明，陈寅恪其后更借题发挥，认为「对对子」会出现科举的八股文，不在文学本身，而在思想自思与否。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一文中特别拈出此一观点，以为中国之文学与其它世界诸国之文学，其最特异之点，即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中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陈寅恪说，其中可以确认的是：对偶之文，往往分为两截，若思想脉络不能贯通，不论篇幅、文章长短，缺点即暴露无遗，在陈寅恪看来，就是思想不得自由所致。既有个体思想能否解放，也有时代背景的限制。骈俪文的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骈俪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陈寅恪下的结论是：「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47] 谈到文章的对偶，陈寅恪还拿罗马西塞罗辩论之文含有对偶，因拉丁非单音语言，不易察知，故时历千载，始为后人发现为言。意指「理未易明」，也无怪赵翼和林纾。[48]一九九六年，褚孝泉引俄罗斯语言学家雅可布逊或译雅克慎（Roman Jakobson）在二十世纪五０年代末发表的论文〈结束语：语言学与诗学〉，指在诗中的各单位都和其它的单位形成平衡或者对照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可能在语音、语法、或语意等层次上发生。诗的技巧和内涵因之变得繁复。且可使说者与接收者均得以进入可沟通的情境。所谓的象征（symbol）即在双方的诠释之中。律诗的平仄亦然，且可产生陈寅恪所说的言外之意。褚孝泉认为陈寅恪以「对对子」测试考生，在这似乎是谐趣的小玩笑后面，是具郑重思考的，也是检验国文程度最好的办法。褚孝泉指雅可布逊在西方人文学界及思想界已产生巨大影响，陈寅恪的观点更早于此，这就不能不让陈寅恪遗憾民国学界自胡适以下的反应了。[49] 陈寅恪处理「对对子」的试题争议，心中是有不同对话对象的，但胡适打从一开始即可「对号入座」，整个过程则是由一般读者转向学界，对胡适的针对性更强。陈寅恪比较遗憾的可能是没有真正的形成论战，新派学者敛手，旧派学者不知如何接应。陈寅恪似还有意就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旧学之间的争议另辟战场，其所期待的理想或在如何假西学以崇中学，即取西方的历史语言学、辨证法，以挽救中文或汉语免于沈沦，不致尽为西化的白话文所取代。此或本于陈寅恪〈王观堂挽词〉序言的思维，即「纲纪（伦理价值）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没有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50]除有形的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之外，陈寅恪此时还看到了文化的承载者语言的重要，或许更在社会经济之上。最后陈寅恪将「对对子」的争论上升到思想自由的层次，更可见陈寅恪论学的态度。 [1] 陈美延、陈琉求主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与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页255。 [2]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2，页321。 [3] 蒋天枢说：「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转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221。又，刘以焕指一年级的对子题有「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转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研究生的对子题有：「墨西哥」。刘以焕，《一代宗师陈寅恪──兼及陈氏一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页213-4。另，《陈寅恪集．诗集．对联》收入了以上各题（页183），但未见「人比黄花瘦」、「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清华大学，水木清华」等题。北平《世界日报》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日读者论坛署名「湘石」的投书〈我也来谈谈对对子〉，另引了一道对子题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4] 李琦，〈北平杂忆─一个绵延的辩论〉，天津《大公报》，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卅一日第9版。 [5] 陈寅恪，〈「对对子」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原刊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清华暑期周刊》6期，此文与北平《世界日报》十五日刊出的访问稿雷同，除略有删节及个别字句校改?#123;整外，应属同一底稿。《杂稿》，页447。 [6]北平《世界日报》，1932年8月15日，版7。 [7] 《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页42-3。 [8] 《陈寅恪集．书信集》，页42-3。 [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75。冯友兰在序文中署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又，清华国文系系主任朱自清在第二年负责看清华入学考试国文作文卷，写了一篇「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 投刊于《独立评论》第65号，指程度远不如二十年前云云，就是没有提上一年的热门话题「对对子」，可以旁证冯友兰的说法。 [10] 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163。罗志田说：「1910年，在准备出国考试时，得其二哥的朋友杨景苏指点，开始接触汉代（疑为学）的治学方法，并购置《十三经注疏》，带到美国细读。」此处罗志田用「细读」是很有用意的。 [11] 罗志田，前引书，页77、164、175。 [12] 《新青年》，卷8，号1（1920年9月1日）。 [13]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页61。 [14] 不着撰人，〈胡适生辰多感慨〉，《时与潮》周刊（1960年12月19日），期52，页8。 [15]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卷2，号6（1918年1月15日），页13。 [16] 胡适，〈孙行者与张君劢〉，《努力周报》，期53（1923年5月12日），版1。 [17]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卷2，号5（1917年1月1日），页7-8。 [18] 胡适，前引文，页3。胡适发表此文时，陈寅恪在国内，行踪应在长沙、南京之间。蒋天枢，《编年事辑》，页38-40。 [19] 胡适在《留学日记》里，即曾拟就「文学革命宣言书」，有「与其作一个作『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盦，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适。」《胡适日记全集》1916年7月26日〈致任叔永信〉，册2，页392-3。 [20] 胡适和陈三立后来至少有两次在应酬饭局中相遇，一在1928年5月4日，一在1934年5月18日。胡适除第二次提到陈三立八十三岁了，精神神智尚好外，无其它语。《胡适日记全集》册5，页84；册7，页116。 [21] 陈寅恪和胡适在论学各方面观点绝异，不仅是文法而已。请参汪荣祖，〈胡适与陈寅恪〉，《史家陈寅恪传（增订版）．附录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页253-77。 [22] 案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即有「鲁连黄鹞绩溪胡」句，依陈寅恪一九二九年另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既言「鲁仲无成」可知陈对胡适之的意见。 [23] 陈寅恪，〈与刘叔雅书〉，《二编》，页256-7。 [24]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批胡运动即同时发动，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写公开信和父亲画清界线，不仅是陈垣、顾颉刚和沈尹默等门生故旧而已。1954至55年，批胡运动扩大升温，红学专家俞平伯因其红楼梦研究思维来自胡适遭到批判，由郭沫若带头成立了「胡适思想?#123;查委员会」，这当然连带地反蒋、反美。1962年2月胡适辞世。1966年5月16日揭开了文革序幕。姚文元撰文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此前4月13日，此后6月3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史绍宾〈吴晗与胡适〉、〈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两篇文章。陈寅恪此时以「附记」提到胡适，当然很敏感。 [2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160。 [26] 余英时说：「三十年代中国的黑格尔专家之中，冯友兰的名字是连边也沾不上的，以寅恪先生平日立言之慎，他似乎不应该随便说这样的外行话，所以他这里是指冯氏在中共当权后的表现而言的。」余英时，〈古典与今典之间〉，《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页173。但是冯友兰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在序言中有言：「吾亦非海格尔派（黑格尔）之哲学家；但此哲学史对于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若与他观点联合观之，则颇可为海格尔历史哲学之一例证。海格尔谓历史进化常经『正』『反』『合』三阶级。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正』也。近人指出前人说法多为『查无实据，』此『反』也。若谓前人说法虽多为『查无实据，』要亦多『事出有因；』此『合』也。」又曰：「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吾正统派之观点，乃海格尔所说之『合』，而非其所说之『正』也。」分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一〉及〈自序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民国丛书》影印本），〈自序一〉页1；〈自序二〉页1。看来陈寅恪在此立言似无不慎，也非说「外行话」。 [27] 罗志田，前引书，页116。罗志田说，「胡适的防守心态甚强，每遇压力，必有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 [28] 陈寅恪为推荐其助教浦江清参与译述西方文学作品，曾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致信胡适，形容浦江清的「白话文亦流利。」这虽是推荐语，但至少反映出陈寅恪个人于白话文略无成见，而且是顺者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思路的。《书信集》，页136。 [29]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出版公司，2004年），页330-1。 [30] 傅斯年此文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本1分1（1928年10月），页1。《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3，页3-4。 [31] 仝上注，页10、12。 [32] 傅斯年不予响应，应是避开难局，不仅陈傅两人论学交情而已。傅斯年原是推行白话文的健将，认为骈文已不符合时代潮流，与新文学不兼容：「中国本单音之语文，故独有骈文之出产品。论其外观，修饰华丽，精美绝伦。用为流连光景?#123;吊物情之具，未尝无独到之长也。然此种文章实难能而可贵，又不适用于社会。将来文学趋势大迁，只有退居『历史上艺术』之地位，等于鼎彝，供人好玩而已。且骈文有一大病根存，即导人伪言是也。模棱之词，含糊之言，以骈文达之，恰充其量。…今新文学之伟大精神，即在篇篇有明确之思想…与骈文根本上不相容。」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卷4号1（1918年1月15日），页68。又，《傅斯年全集》，卷1，页11。傅斯年非仅反对骈文，更主张直用西洋词法。「要是想成独到的白话文，超于说话的白话文，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还要乞灵说话以外，再找出一宗高等?#123;藉物。这高等?#123;藉物是什么？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司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趋于现代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卷1号2（1919年2月1日），页178。《傅斯年全集》，卷1，页131-2。案，以上两文系傅斯年未出国留学前发表的文章，当时即主张白话文反对骈文和采欧化语法。此时要傅斯年反过来支持陈寅恪的论点，会是一种两难。唯傅斯年看到「历史上艺术」，在美学的认识上和陈寅恪还是一致的。 [33] 案，赵元任当年二月赴美，继梅贻琦出任最后一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主任职，次年十一月始回到北平作客，可谓不在现场；不过赵元任夫妇与陈寅恪三代世交，在陈寅恪死后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于〈忆寅恪〉一文中仅提到一小段涉及语言学的话题：「他常说着玩儿，说《说文解字》根本就应该称为『咬文嚼字』。第二年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当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点，其它如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的问题。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这篇回忆文章并未谈到「对对子」，也无汉语文法。《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页12，另收入《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年9月），页26-7。 [34] 刘复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且一九一七年夏即在北大文科教授文法概论，着有《中国文法通论》，这一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刘小惠，《父亲刘半农．附录二：刘半农大事年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155；167。 [35] 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撰主于1919年始撰《马氏文通刊误》，此年一月正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对子」风波发生时杨树达任清华国文系教授，与陈寅恪先生为知交。或杨氏以为「对对子」及历史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本非其所关切的学术问题，而陈寅恪所论文法当循缅藏语系的比较方法，也非杨氏所长。案，王力即指杨氏《马氏文通刊误》「在校订工作上做得很好。至于涉及语法理论，杨氏就不一定比马氏高明，而且以英语语法去纠正拉丁语语法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页147。准此，杨树达或自忖他的「英语语法」也当是陈寅恪心中所谓「格义」者流。 [36] 《书信集》，页171-2。 [37] 〈李方桂致沈兼士书〉、〈林语堂致沈兼士书〉，沈兼士着，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5月），页176-80。案，沈兼士是章太炎的学生，李、林两位针对章太炎立论，不无争取沈兼士之微意。 [38] 吴雨僧（宓），《空轩诗话》（台北：鼎文书局据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页20。 [39] 案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也经常造访陈寅恪。在这段期间，吴宓没有就此一「论战」有任何记载。 [40] 李方桂，〈藏汉系语言研究法〉，?#123;弦编，《中国语言学论集》（台北：幼?#123;文化，1977年），页132-47。 [41] 李方桂口述，王启龙、邓小咏译，李林德校订，《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8。此段译文原名〈李方桂先生谈语言研究〉，原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期6，页89。原审订者为马学良。 [42]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页515。又见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页448；436-7。 [43] 赵元任着，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序》，页2。 [44] 杨联升着、蒋力编，〈赵元任先生与中国语文教学〉，《哈佛遗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30。引文部分原刊《清华校友通讯》，期8（1964年），页5。 [45] 《自由中国》杂志，卷9期9（1953年11月1日），页271-2。 [46] 陈寅恪指：「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对一对子，其词类声?#123;皆不适当，则为不对，是为下等，不及格。即使词类声?#123;皆合，而思想重复，如《燕山外史》中之『斯为美矣，岂不妙哉！』之句，旧日称为合掌对者，亦为下等，不及格。因其有正，而无反也。若词类声?#123;皆适当，即有正又有反，是为中等，可及格。若正反前后二阶段之词类声?#123;，不但能相当对，而且所表现之意义，复能互相贯通，因得综合组织，别产生一新意义。此新意义，虽不似前之正及反二阶段之意义，显著于字句之上，但确可以想象而得之，所谓言外之意是也。此类对子，既能具备第三阶段之合，即对子中最上等者。」陈寅恪，〈与刘叔雅书〉，《二编》，页255。 [47] 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页72-3。 [48] 陈寅恪，〈与刘雅叔论国文试题书〉，《二编》，页255-6。 [49] 褚孝泉，〈从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谈起〉，《二十一世纪》，期34（1996年4月），页145-9。 [50]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诗集》，页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