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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么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有人反过来说，这种危险其实成就了这些才气乱冒者，让他们写出传世的诗文，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是受难的当口，当事人似乎没有这样自觉的受虐意识，几乎没有不想早点摆脱苦难、过平常人的日子的。 在中国文坛上，苏轼几乎就是才华的同义词。虽然文人琴棋书画都要弄一点，但在诗、词、书、画都有成就的却并不算多。就当时而言，苏轼在歌伎舞儿中大红大紫，哪个不唱苏子瞻的词？如果有幸运儿得到品题，自会身价百倍，缠头不知要多得多少。苏轼的诗词歌赋值钱，书画也宝贝，当时就能拿来换钱换物，有个朋友嗜羊肉，一馋了就找个借口到苏轼那里骗幅字去换上几十斤上好的羊肉。 才华横溢而且有幸在生前爆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点多嘴的毛病，在政坛，则表现为对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议”乃至“横议”，令当局者满是不痛快。苏轼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后，发福得紧，肚子很大，一日闲来，要诸姬猜他肚子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人猜才学，有人猜智慧，只有爱妾朝云说道：相公那里面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点头称是。此公为官一生，始终不知道“站队”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总有话说，朝廷不变法他不满，变了法他更不满（等到反对变法的一派上台，尽废新法，他还是不满意，当然这是后话了），摊上文字狱，委实也是“罪”有应得。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那个令共和国的大中学生考了多少年的“王安石变法”已经推行了十年，这个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其是非功过，史家仍在聚讼不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变法本意就是强化行政干预的力度，因此给了官吏们太多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实行过程中，老百姓不大可能如文革中批儒评法运动中所说的那样欢天喜地。这一年，苏轼由杭州调任湖州知州。 前面说过，对变法苏轼是不满意的，属于经常说三道四的反对派。不过，跟大批因反对变法而遭到贬斥的官员不同，苏东坡由于其耀眼的文名，居然得以留在江南的鱼米之乡享福，这让许多新党人士很是不平，因为苏轼“诽谤”新政的诗文的杀伤力，实际上并不弱于旧党领袖司马光的长篇奏折，用御史舒??的话说，苏轼讥讽新政的诗，“小则镂版，大则刻石，流布中外，自以为能”，换句话说，政治影响极坏，不动动他难以“平民愤”（应该是官愤）。所以，苏轼在湖州任上屁股还没有坐稳，御史老爷的弹章就接二连三地递到了神宗皇帝的手里。先是御史何正臣，继而御史舒??，再则御史台的领班御史中丞李定。 于是，苏轼被逮到了东京汴梁，关进御史台受审，人称“乌台诗案”。典出于《汉书》朱博传，汉朝的御史府柏树森森，常有成群的野乌鸦栖居其上，朝出暮归，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估计这里也有骂御史们乌鸦嘴的意思）。苏诗人进了乌台，严刑拷打倒是不多，不过审讯官们不是吃素的，昼夜连轴提审则免不了，在触及灵魂的同时，偶尔也要触及一下皮肉。苏轼在仅能容身的临时牢房里一直呆了4个月零12天，几乎每天都被逼要交代他所写过的所有可疑诗文的出典，用意以及去向（一本参考书都不给，全要凭诗人的记忆），一时间，苏轼的诗几乎成了今文经学家眼里的《公羊传》，御史老爷们拼命从里面寻找微言大义，以便罗织苏轼谤讪朝廷的罪名。说苏轼诽谤的新政已经远远不够了，审讯者所想要的是将此狱锻炼成诽谤皇帝的重罪，虽然宋朝祖制不杀士大夫，但犯“大不敬”罪是例外的。为此，苏诗中所有涉及“龙”字的诗句，都被反复追究，上挂下联，审讯者的想象力居然大到这样的程度，苏轼有首咏老松的诗，其中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其实无非是说松树的根子非常深，但是审讯的御史老爷却认为这是影射，讲蛰龙的实际用意就是蔑视“飞龙在天”的皇帝，绝没有一点让文革时期的专案组专美于后的意思。当然，在寻找大罪名的同时，苏的生活细节也没有被放过，从道德上把被整者搞臭，是所有政治案件的惯例，因此，连苏轼借朋友的钱没来得及还，托朋友裱画没有付费这样的斗屑小事都被挖掘了出来，作为罪状上报。 因言得罪，株连必广。苏轼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平时诗酒唱和，鱼雁往来，有文字交往者不知凡几，到了这时，凡是和苏轼有过文字交往的人都只好自叹晦气，因为必须得交出苏的诗文和书信，如果找不到就有有意包庇的罪过。一时间，翻箱倒箧，鸡飞狗跳，众文人被搅扰不说，还要被罚铜（俸），连死去的欧阳修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一样要因老子与苏轼的交往受到惩罚，身为驸马的王诜和苏轼的弟弟苏辙，因与苏轼的关系太深，有通风报信之嫌，因而被贬官。 乌台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第一个文字狱，兴狱者深文周纳，必欲置苏轼死地而后已。由于没有先例，狱里狱外，大家都不晓得结局将会如何，一时空气相当紧张。苏轼遭难，儿子苏迈一直在外面为父亲打探消息，苏轼跟儿子约定，如果没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有事就送鱼。一次，苏迈因急事外出，托朋友代为送饭，朋友好心，做了几条鱼送进去，苏轼一见，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不仅鱼没有吃，连绝命诗都做好了。当然，此案的结果并没有这么悲惨，皇帝最后否决了御史老爷给苏轼定的最严重的罪名——针对皇帝的恶毒攻击罪，仅仅以反对新政的罪名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品级虽然降得不多，但从实权的富裕地区地方长官变成了虚衔的军职，而且不许签署公事，等于“挂”了起来。在黄州，苏东坡很是闲了一阵，在四处闲逛，跟渔夫酒徒厮混之余，还在江边的东坡上开了一块地，由此自命“东坡居士”，还烧出了著名的东坡肉。 苏东坡的牢狱之灾，在文学史上一向是作为文人遭嫉的典型来解读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古皆然，三苏自走出巴山蜀水以来，文名满天下，而苏轼又是三苏中的翘楚，早早的就接替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遭人嫉恨，原是应有之意。更何况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一肚皮赤子之心，口无遮拦，看不惯就说，交结的人多，得罪的人也多。连一向稳重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之辈都对苏轼颇有微词，嫌他“轻浮”。而且，文人相轻，并不只是庸俗者的毛病，往往越是出色的人才，彼此就越容易暗生妒意，道德上稍有放纵，难免会干出些嫉贤妒能的事来。看过《梦溪笔谈》的人，大多会认可作者沈括的才华与见识，但还在御史老爷们弹劾苏轼之前，他担任两浙察访使期间，在杭州与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交往甚密，临走前特意向苏讨要了几首近作，说是作为纪念，回过头来却详加“注释”附在考察报告里，交给了皇帝，虽说没有即时兴起大狱，但对后来苏轼的遭难，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铺垫作用。对此苏轼自己也十分清楚，在谪居黄州时，爱妾朝云为他生了个儿子，三朝洗，他给为儿子做诗一首：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苏轼的遭遇跟他的恃才傲物和别人对他的嫉妒不无关系，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苏轼固然恃才，但远没有傲到世人皆曰可杀的地步，换言之，他离一个狂士还有相当距离。朝中大老，嫉恨他的固然有，但欣赏其才华的也大有人在。乌台诗案案发，不仅旧党人士连声抗议，连偏向新党的宰相吴充也劝神宗皇帝赦了苏轼，甚至连王安石都表示不满（王时已罢相，但新法依旧在推行），上书营救，新党的另一中坚人物章??渤隼次?臻?祷啊Ｆ涫瞪褡诨实圩约海?运臻?彩窍嗟鄙褪兜模?诖税钢?埃?」苊髦?浪臻?炊运??影?蛘咚得孕诺谋浞ǎ??廊挥糯?馕徊抛樱?盟臻?诮?衔氯嵯缋锕?诵矶嗄暌篮熨寺獭⑶痴宓统?娜兆印Ｊ导噬希?贾挛谔ㄊ?傅闹饕??蛴辛礁觯?皇鞘粲谛碌车挠?分胸├疃ǖ热颂盅崴臻?炊员浞ǎ?亲永镌蛴泄?ㄋ匠鸬囊蛩兀?蛭?臻???セ鞴?疃ú晃?盖追?ィ?庠谀歉鍪贝?娜饭?谟猩鄙诵浴６?撬臻??檬?瓒员浞ǖ睦涑叭确恚?娜啡妹粤当浞ǖ纳褡谕吠矗?蛘咚担?跋炝吮浞ù缶帧? 北宋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问题，由来已久，恶性循环，早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对于这一点，所谓的新旧党人其实是有共识的，他们的分歧实际上在于怎么改，而不是改还是不改。在现在看来，新党人物王安石以下像吕惠卿、章??热耍?杂诟母锼??鸬拿裆?侍猓?睦沓惺苣芰σ?染傻车乃韭砉夂退臻??且?蟮锰?啵?谒?强蠢矗?庑┒际鞘迪止?仪渴⑺?厝灰?冻龅拇?邸２恍业氖牵?褡谇∈且桓龆宰殴?仪渴⒂凶胖醋抛非蟮幕实郏??桓始绦?淌艹?⒍酝庹秸?械某苋瑁?庇谡故敬蠊?颓抗?拿婷病Ｍ醢彩?浞ǖ目焖僭銮抗?夷芰Φ乃悸罚?翟诤芏运?男乃迹??裕??幌Т?垡惨?菩邢氯ァ５?牵?彼我怀??谥贫壬希??ㄗ钊酰??朔乐咕?吮┱??纬傻挠糯?看蠓颉⒉灰匝宰锶说恼?未?常?沟没实弁菩斜浞ǖ摹扒?俣蓝稀蓖??饔谛问健Ｎ?舜蚱普庵志置妫?褡谛枰?源?车恼?挝幕?心持滞黄疲?飧鍪焙颍?『糜?诽ǘ⑸狭怂臻?＜嗖觳棵糯永炊际腔实壑圃己推胶庑姓?逑档囊桓鲋匾?ぞ撸?诒彼危?飧龉ぞ叩淖饔糜绕渫怀觥Ｈ绻?担?霰鹩?返囊饧?箍梢晕奘拥幕埃?敲矗??诽ǖ恼?迳?簦?腔实郾匦胍?厥拥模??慰觯?飧錾?羟『糜质腔实鬯?枰?摹Ｋ?裕?」苷?龌适叶运臻?浅Ｏ舶??实郾救艘参幢夭豢粗厮盏牟呕????舜缶值男枰??臻?仓缓米鑫??恕? 应该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苏轼还是幸运的，如果他早生几年落在五代的武夫手里，或者晚生几年落在蒙古人的马蹄下，可以肯定地说，他就没有机会发明东坡肉了。只是，有着历代最宽松的政治文化的宋朝，自乌台诗案之后，改革越来越变了味道，改与不改，只是两派或者多派势力的权力角逐，直到蒙古人把最后一个小皇帝追得跳了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