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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排行非文学之累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李伯勇 参加讨论

    一
    仅从商品属性,文学(作品)是一种类别的商品,流通同样是其天然的属性,接受者(社会)也就会有比较和鉴别,不管在媒介上宣传与否,特定的商品(作品)已在某个范围某个层次“被排名”之中。如此优胜劣汰,才有今天水平(电脑和互联网普及)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沿着自身规律而与时俱进。文学亦然。
    生活多元化、文学多元化是当今的一个现实。作为生活之一元--文学,文学之一元--小说(又可分为长中短篇)、诗歌(又可分为现代诗和格律诗等)、散文(又可分为随笔、在场主义、纪实散文等)等,自然也就有比较鉴别,尤其是文学为时代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见证和标识,就会有行业性专业性的辨识标准,“排行榜”于是应运而生。对文学内部,它是一种文学生态的体现,对文学之外,它也具市场效应,满足社会的精神需求。这种“排行”虽受到特定的社会语境所制约,但其思想倾向性、价值理念还是明显的,如此,某项排行才有一席之地,才形成当今社会有机的文学生态,而在如此生态之中,文学才能继续有机地担负社会精神生活的神圣职责,文学自身才能被不断刷新。因此,排行非文学之累。
    现代文学是社会进入现代的产物。当文学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心灵-精神生活,文学刊物纷纷涌现,文学排行就相伴随行了。且不说某个文学性年会或沙龙性聚会,某个训练有素的评论家对某个时段某个年度的文学进行评析,就连杂志刊物上的目录,都有排名的意味,从中可辨识该刊物的思想和审美取向。比如,有的文学刊物如《钟山》,其目录就以“长篇小说”置首;台湾《新地》,其目录就以“社论”和“论评”领衔;《上海文学》,其目录一般就以“短篇小说”压阵。在各自所设计的小板块(如《钟山》分设长、中、短篇小说和“栏杆拍遍”、“江南风流”等)上,所列篇名要不以作品质量、要不以名家为排列次序。可以说,文学排行无时不在。
    二
    石华鹏《文学作品排行榜可以休矣》(文学报2013/3/28)针对的,显然是当下(岁末年初)好几种年度“文学排行榜接二连三出炉”,所发出的严正质疑。他问道:谁更值得信任?谁的发布最有权威?谁又有资格代表整个中国文学发言?他断言:发布这些排行榜的,不是某家报社、某个杂志社就是某个学会的几个人,既不见写作者参与也不见读者投票,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出一张“单子”来。那么几个人,粗暴而简单地,就把一年来全中国的成万上亿的文学作品用几篇给“秒杀”了,文学之“梁山好汉”的“座位”轻而易举地也给排出来了。由于缺乏普遍性、缺乏参与度和公开性、文学作品不适合排“座位”,于是,他建议:文学作品排行榜可以废黜。石文有为民请命、反文学特权的意味,在我看来,还颇有文学民粹的味道。
    那么“几个人”怎么可能利用排行榜,把一年来全中国的无数作品给秒杀了?那么“几个人”是怎样产生的?难道不是文学运动中筛选出来的吗?如果不设排行榜,那么这成万上亿的文学作品就能“生长”得好好的,普遍而亮眼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石文的逻辑推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应该说“排行榜”在张扬某些作品的同时,也会遮蔽别的一些作品,但那“几个人”显然不具备秒杀成万上亿作品的能耐。即使“排行榜”再密集再公正,也会有遗珠之憾。
    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即使一个发育健全的社会,读作品的人都不会多,但社会又需要文学作品,总得有一些人(学者和专业读者)在一些特定的文学园地,以评点评论的方式把当下一些可圈可点的作品进行推介。世界一些颇有影响的大报刊都设有这样的窗口,也意味他们着联系着“那么几个”专业人士。而专业人士肯定有着职业良心,决不会我们所想象的大笔一挥,把一个次品升格为正品,把一个正品升格为极品。他们写评介文章当然是个人化(真正的文学都是个人化)的,此个人化的评介却有着专业性而普遍性的效果。当今世界形形式式的各类文学评奖(排名),其实都是起缘于“那么几个人”的眼光和胆识,而决不是包括作者在内的万千读者投票来决定的,某个普通读者的意见被采纳,也说明他建立在一定思想和审美素养上的意见具有专业水平。真正的文学排行,作者是回避的,而我们以前的某项文学大奖,从头至尾都晃动着作者(他有政治权力)或作者的影子(作者背后的单位组织),其公平度大打折扣。
    任何文学排名(比如年度排名),都不是取自于读者的平均数,而是有其特定的思想和审美侧重或叫倾向,有着“化大众”的作用。像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英国的布克奖、美国的福克纳奖,当然属于一种文学排名,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文学标杆,就是一代接一代的“那么几个人”不为时风所左右,专业敬业,而不断得到文学界和读者认可的结果。须知,有的排名没有奖金,但由于它的良好声誉,也能给作者带来声誉和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近些年国内也盛行种文学排行榜,有的是官方的,有的是民间的,有的是半官半民的,其评选规则都各有侧重,尤其是非官方指导的文学排名,更是小心有加,良知评论家在里面起作用是肯定的。当然也有为增加书刊销量即商业目的的“文学排名”,我们官方就提倡“得奖主旋律作品”获得巨大的市场效益(有没有实现则是另一回事)。某项文学排名要能持恒地挺立于世,要在社会上有良好声誉(形象),关键在于,它亮出的标准是否真正立足于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促进人的和民族的精神建构,是否面向未来,向未来敞开,同时要有“那么几个人”(并不固定)为核心的专业团队。
    三
    即使一个社会生态正常的国度(社会),也照样会出现文学作品的“遗珠”之憾,好在时间是公正的,可作些弥补。如[俄]茨普金的长篇小说《巴登夏日》(南海出版公司,2007)从面世到被追认为“文学史上十大被遗忘杰作之一”,就有着相当的说服力。茨普金是个出类拔萃的医学研究人员,始终酷爱文学,终生笔耕不辍,但这位医生作家在世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任何文学作品发表。这部1977的动笔,1980年完成的“亚小说”,以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离开对彼得堡的行程为主线,杂糅进陀氏私人生活与文学精神、俄罗斯文学神韵,以及作者个人的生命经历。这部扮演“伟大的俄罗斯小说”终结者的小说,手稿经过友人带到国外,在美国的纽约《新报》上首次公开发表。1982年3月20日,作品刚刚选载一周,茨普金病逝。这部最初以英文出版的小书,在伦敦街头被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偶然发现。在桑塔格看来,这部小说仅仅被出版是不够的,仅仅意识到它的杰出也是不够的--必须要确立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2001年苏珊·桑塔格为它作序说:茨普金的读者基本上也就是妻子和儿子,还有就是儿子在莫斯科大学的几个同班同学。在莫斯科文学界。他没有真正的朋友。……如果想读一部小说灵魂就能变得理坚强,对感情的理解就能更博大,那也就读这本书吧。
    《巴登夏日》是一个人(桑塔格)的排行榜。迟到的排行榜也是排行榜。桑塔格是《巴登夏日》的伯乐,以石文的观点,桑塔格属于那“几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出一部“杰作”来,何谈普遍性、参与度和公开性?桑塔格可以休矣。岂不知,在时间的冲刷面前,《巴登夏日》连同作者茨普金、伯乐桑塔格站住了脚。因此,以代表成万上亿被埋没的作品,呼吁文学排行要普遍性、参与度和公开性,心愿也许是好的,可效果往往不靠谱。文学民粹有蛊惑之能量,但不能行之久远。
    来源: 《文学报?新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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