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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建诚:布劳代尔的写作风格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爱思想 赖建诚 参加讨论

    1 史观与架构
    1920年代初期布劳代尔在巴黎大学所受的历史教育,以及1930年代初期他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所见、所学、所写的是所谓的传统史学:以人物、政治、外交、军事等为主的事件史。1920-30年代间,他虽然受到新史学者如Berr、Febvre、Bloch等人的影响,但那时期的作品(以单篇论文为主)基本上还是传统的,这可以从《布劳代尔文集》(Braudel 1996-2001)三册中看出来。
    他的第一本书《地中海》(1949),在体裁上与其它史学著作大异其趣的地方,是他把事件史的重要性放在最低层(第三篇)。综观《地》的第三篇、之前的单篇著作、《历史论文集II》(1990)中论Phillippe二世父子的两篇传记,都可看出他在传统史学的成就。他绝对是这类传统史的高手,但竟然舍此而转投入长时段史观与变动趋势史观的写作,这也正是他得以创出史学著作新体裁的大破大立。这是风格上的大转变:放弃具体事实依编年的方式陈述,和以人物、事件为中心的写法,转而着重于历史图像的构思。他在改写《地》第二版时,甚至曾还考虑要放弃其中第三篇的事件史。
    这种历史构图的写作方式,特点是不着重于解决具体的问题,也不在提出命题或假说,然后找史料验证,他所关怀的是要如何呈现主题的结构性面貌。以他的《资》为例,资本主义史本来就是个既具体又抽象的过程,马克思、韦伯、宋巴特都曾赋予不同的视角,诠释出不同的面貌。布劳代尔的手法虽然不同,但精神是类似的:他用三册的篇幅,分别描述资本主义活动的三个级层(日常生活式的基层市场、国家市场内的各种经济活动与交易、国际市场的贸易与资金流通)。
    简言之,他没有既定的论点要辩护,也没有学说与思想上的兴趣,他要做的是用丰富的史料,来描绘出这个题材的多重变异性面貌;这种手法在《地》、《法》都可见到。要有这种背景的理解,才较容易当握布劳代尔著作的架构,否则他的文体与章节安排,对着重内在逻辑的读者而言是一大精神负担。
    另一项结构设计上的特点,是他的题材通常很大,跨越好几个世纪,触及各层面的多项题材,只要看这三部书的详细目次,就能体会他的野心:长时段史观加上总体史,涵盖的范围纵跨好几个世纪,横越好几个面向。在有限的篇幅下(约一千五百到两千页之间),每个小子题平均只能分配到2-3页,有些还只有一页而已:例如《地》(II:447-8)论土耳其帝国的财政危机,这么重要的题材只用一整页的篇幅快速扫射。翻阅此三书的细部目次,可以看到不少这类的例子。
    接下来的大问题是:在有限的篇幅内处理这么多题材,或许能满足他的总体史欲望,但怎么能表达出长时段史观的特点呢?也就是说,若要呈现出单一问题的长时段史观特色,总要有相当的篇幅才能挥洒出来,一尺长的画布怎能体现出三峡的状丽与风味?在史观上他很强调长时段(以世纪为单位)的分析,而在篇幅上却都在做挤压性的处理,所以读者很难从他的章节内看出长时段的特色,也看不出应该如何把他的长时段观点,和他所提供的史料搭配在一起,去理解他的长时段史观特色。
    其实他的长时段史观是融在全书的架构上,而非在具体的段落内;他可以这么做,但一般史学研究者有谁敢和他一样,在《地》I:347-50这三页篇幅中,飞快综论欧洲与地中海域的市集?这么大且重要的题材,用这么少的篇幅怎能显现出长时段的特色?而在布劳代尔的著作中,这是常见的事。
    这种主题庞大、点到为止的写作风格,必然只能是描述性的,不容易有空间去提出理论或假说,也没篇幅去解决具体的问题。所以读他的著作时,不必急着看各小节段落上的细节内容。较有效率的阅读方式,是先看各篇、各章、各节的前言,以及各小节的前两段,这样就足以掌握他的思考方向与基本视角,内文的细节虽然有时有趣,但启发性通常不高。把书中各层级的前言和首段集合起来,大概就能抓住全书的要点,各层级的末段反而不很重要,因为他不是个下结论的人。
    2 文体与风格
    他也不是个下定义的人,在《资》内我们从未见到他对资本主义下过精确的界定或定义,他只在第二册(II:232-49)中介绍此词的根源与各时代的用法。这种写法让读者很为难:没有精确的定义来掌握他对此概念的基本精神,在阅读过程中若有疑问,也难以确定是否合乎作者的基本要义。一本以资本主义为主题的书,竟然对这个关键词都不肯下定义,就好像查阅地图时主要的坐标竟然在漂浮一样,实在令人困惑。同样的困扰也出现在他新创的名词与概念中:「长时段」的精确定义是什么?如何应用在不同的素材上?我想这不是「原创性的模糊感」,而是他的体裁习惯。他先有个大略模糊的想法,不愿意把它明确界定出来,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定死,二方面是因而能用以追求更多的可能性。他的目的不在于检验这些概念与假说,而是要把这些模糊的概念运用在不同的素材上,得出前后不一定相连贯,但或许会较丰富的产品。以conjoncture这个词为例,他在《地》、《资》、《法》中都大量应用在不同的题材上,得到许多不同的结果。有系统地读了这三本书之后,读者还不一定能明白此项概念的精确意义,以及如何把它运用在其它素材上。
    他对为何不下定义的解说是:「绝对不要下定义,至少在我的推理上是如此。任何事先的定义,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牺牲。我和François Perroux这位大经济学者讨论过很久,他习惯定义出名词的意义、问题的意义,简直和神学家一模一样。我对他说,用这种明确的方式来定义,等于是要中止讨论,可惜他听不进去。一旦下了定义就没得讨论了。」(Une leçon 1986:160-1)这是相当奇特的见解,逻辑性强的人大概很难接受。
    这又牵涉到他写作的另一项风格:档案数据的用法与功能。布劳代尔夫人从年轻时起,就常随他到各国各地的档案馆查阅数据,她在1992年发表一篇见证,很生动地说明档案对他的意义:「令他动情的,而这也是他漫长一生中所培育出来,甚至到年老为止都没改变的,就是直接阅读档案。对他而言,这是在开启想象力的大门,而布劳代尔最具备的就是想象力。...同样地,在档案里,他的想象力也使得他从未感到孤独过。」(Paule Braudel, 1992:240)同页中还有些谈布劳代尔与档案方面的故事,非常有趣。
    让我困惑的是:档案资料都是具体的事实,必然都是事件性的,一位着重长时段史观的学者,为什么会终身对档案保持高度兴趣?如何可能把档案数据和长时段史观结合在一起?我想有两种解释。一是把档案史料当作辅佐性的数据,这一点我们在他著作中大幅的脚注里时常可见。二是如夫人所言,档案内未预期到的数据,刺激了他的历史想象空间,这一点我们较难找到确证,但对他而言这是最重要的灵感泉源。所以他不是用档案来验证假说或增强推理的论证力,而是用档案来当作历史构图的刺激品,同时也当作解说性的左证。
    以《地》书后所附的各国档案馆藏为例,数据来源长达15页(II:523-37),在这么多国、这么多馆、这么复杂、如山如海的档案里,我们很难确知:(1)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档案他是否都已掌握?(2)或是他只用已掌握到的资料来写作?对有具体问题要解答的研究者而言,第一个问题是关键的。我想布劳代尔是属于第二型:他没有具体的历史谜题要破解,手上有什么资料就刺激他往哪个方向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更明白,为什么布劳代尔在1942年时曾说,如果《地》不是在战俘营里写的话,那一定会是一本不一样的书。」(Paule Braudel 1992:244)我们现在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他那么看重档案,又同时看重长时段史观;我们也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他也很强调细节的重要性:「细节,当然有它们的份量。」(Les détails, bien sûr, ont leur poids.《地》I:516)
    另一项与写作风格相关的是,他的手法和绘画家很接近,夫人的见证值得引述:「其过程不是逻辑学者式的,也不是哲学家式的,或许是一种艺术家式的吧?总之,我是在20年或25年前才开始思考,布劳代尔这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到底是属于哪种机制?我记得那时所得到的印象,正如一本与历史毫不相干的著作里所写的:“视觉的认知”(la perception visuelle)。书内所提供的例子,是有位画家想把所见到的景观绘出一幅画。他什么都看到了,也全都注意到了,之后把各式各样丰富的细节交错编织起来。但真正吸引他的是:在拥有丰富的细节知识、整体地理解这个题材之后,但其背后的意识与意义却还不够清晰明了,这些不显之处才是引他入胜的吸引力。描绘出一幅画,对他而言是把内心的这种认知翻译在画作上,也就是对一大堆混乱的材料做译码工作,试图指点出它们的意义脉胳。当我回想起这些事情时,立刻想到我曾经不自觉地观察过布劳代尔这位史学家的心路历程。...最后我还要补充说,在那五年〔战俘〕之间,他有很充份的时间重新构思他的历史图像,他没有放松过这件事,而这也是他唯一的消遣。我也觉得正是在那时候,他感染上终身不愈的毛病,那就是一再地改稿;大都是靠记忆在写作,改稿时也不看前稿,几乎是完全重写。我批评过他,说这是浪费时间与精力,他笑着回答说,他也没办法用其它的方式来做。他说:“可是,也是妳告诉我马谛斯(Matisse)的故事,说他每天都用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个模特儿绘同一幅画,而妳一点也没批评他的意思。妳也说他每天都把画作丢到垃圾桶里,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线条为止。我所做的也正是有点这个意味。”」(Paule Braudel 1992:243-4)关于最后这一点,他在《资》第二册前言的最后一段也有类似的说法。
    另一项与文体相关的是他的书写方式,这牵涉到他在修辞与句法方面的特色。基本上他的文字常带有诗意,文学气息浓厚,这些问题在Carrard (1992:54-62)、Chaunu (1992:71)、Gemelli (1995:47-8, 78)、Labrousse (1972:17)、Kellner (1979:204-5)都有很好的分析,在此不赘。
    3 批评
    对布劳代尔史学风格的批评,大约可归为两类:一是他缺乏(一套)史学理论,二是他缺乏一手的深入研究。各举一例来说明。就第一点而言,1977年在纽约Binghamton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年鉴学派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中,Melvin Leiman问:「年鉴学派的长处,是运用很多未被注意到的细节资料去重构历史,但另一方面却未能显示出数据重要性的顺序。也就是说缺乏一种理论,据以分辨哪些是最重要、哪些是次要的。换句话说,年鉴学派缺乏一套社会变动的理论,在解释历史的连续性之外,还能解释历史的不连续性。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是个尖锐的好问题,可惜布劳代尔的回答过于广泛,看不出主要的论点(Braudel 1978:255)。
    他确是创发了一些有名的概念(长时段、经济世界等等),但他从未提出因果关系式的史学诠释,他甚至是在避开任何与历史理论相关的可能性。这一点他在《资》的全书序言(第一册页25)已说得很清楚:「我在构思时尽量避免卷入任何理论,而只靠直接具体的观察,以及用比较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这和他对避免下定义的态度相同。
    我想可能还有两个原因。第一,1950-60年代他壮年时期,正值法国人文社会学界多种理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交互论战的时期,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因为他在学界与行政工作上已经引起很大争议),才有意地回避任何理论。第二,他很怀疑历史这个学门有可能或有必要理论化或应用理论。他的史学著作在文体上是走描述性的路线,是从档案与他人著作中取材,描绘出他眼中的历史构图,理论对他而言可能反而是一种束縳与枷锁。
    第二项批评(他缺乏一手的深入研究)我很同意。他很少投入某项单一题材,具体地解决一个史学问题,而多是在综述他人著作与档案材料。布劳代尔的史学倾向,是在建构出心中的历史图像,尤其钟情于跨世纪(长时段)、跨国际式的大构图。这种史学手法是专家型的历史学者(专研某世纪、某文化、某领域)所不敢、也不能做的事,这种大气魄是无法模仿也无法学习的。
    但若转到像《法国史》、《意大利模式》(Braudel 1991)这种较具体明确的题材上,一方面专家很多,论点也已较齐备,布劳代尔就不易做出新成果,因为会有许多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和他论争。也就是说,布劳代尔较适合做跨世纪跨国际的大构图,不适合做国以下层次的具体问题,如人口史、物价史、心态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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