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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981年以来，便存在着的“新加坡伤痕文学”，其成因和分期值得探究。在语文教育政策骤变的岁月里，新加坡的华社和华教团体来不及做好心理调适工作，以致逐渐被边缘化并使华文教育陷入困境，然而，还是有一部分华族人士坚持使用母语。新加坡的一些华文作家在那个非常时期执笔抒写块垒，经由这些伤痕文学作品建构心中的文化长城。 关键词：新加坡伤痕文学；文化认同；族徽；黍离之伤 文学是由语言文字组建而成的，它与语言文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这种语言文字的艺术往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以不同的体裁表现人类的内心世界和再现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可以这么说，文学作品是作家们寄托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肌体。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当中国南方人民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而大批南渡来到东南亚时，他们同时带来了中华语言文字、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审美追求和文学创作的原始愿望，这些便是世界华文文学生发的基因。这种血脉相通的文化理念，奠定了世界华文文学脱胎自中国文学的精神底蕴。无论社会的巨轮如何前进，作为传统文化最源头方式之一的文学，尤其是作为最能表达人类灵魂的母族文学，始终在时代的推进与嬗变中保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情况如此，自中国文学中孕育诞生的世界华文文学近百年来的情况亦是如此。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一个重要的板块，新加坡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一样滥觞于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无远弗届的年代。不只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以白话文写作而又贯穿着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文学作品，迅速取代旧文学而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风气之先，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①即便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学者作家，也认同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里，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摇篮。②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与族徽的最基本表征，本文尝试抹去历史的尘埃，梳理自1981年以来便存在着的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成因及分期。 “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界定与正名 中国在1970年代中后期“四人帮”垮台后涌现了不少环绕着文革十年动乱而书写的“伤痕文学”，而自1981年至2007年新加坡华文文学意义上的伤痕文学则有别于中国的伤痕文学。由新加坡资深作家和中生代作家执笔创作的新加坡伤痕文学作品，可从下列的内容思想和艺术表现特质来加以界定：在内容思想上，它们的悲情元素主要源自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停办和1987年新加坡传统华校的消失，新加坡华社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虚脱状态，华文知识分子因精神家园成为贫瘠荒原而涌起无限感伤并执笔为文。凡是在这个期间内容触及新加坡华文教育或文化式微问题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相声，无论它们的精神基调是悲凉的或激越的，都属于新加坡伤痕文学的范畴。这些包含着华文情结和文化乡愁的叙述母题的作品，都深深地烙上了作家的生活经验，带有浓厚的文化危机感、使命感和沧桑感；它们是作家受伤灵魂的慰藉，也是作家反思和批判的基点。纵然作家们有着满腔情感等待宣泄，但是，在表现手法上，为了避开政治敏感和照顾到现实生态，他们也不得不在作品中委婉陈词。诗人们在伤痕诗歌中充分应用现代派的抽象语言展现内心的荒凉，微型小说家们则在作品中实验象征主义和后现代写作形式，对这种新兴文体的表现手法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将新华文坛转变成一个曲笔的实验场，在为新华文学的文化情感增色添彩的同时，也把它提升到一个艺术高峰，使它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领域中独秀一方。 “伤痕文学”这个名词与新华文学缝合在一起并出现在新华作家的视野内，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当时新加坡作家林高率先在《似梦非梦――读〈十梦录〉杂记》一文中指出：“教育与文化的演变，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张挥也不例外，在他的笔下，却总带着深沉的忧伤，叫人反思。有人把他的这些作品叫做‘伤痕文学’。”③同一年，张挥也在《“鸟说人话，人说鸟话”的荒谬――读谢清的〈都是那鸟惹的祸〉》一文中说：“从80年代开始，不少小说作者以讽刺、魔幻、荒谬的手法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当然也包括诗歌和散文），虽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巨作，却是颇具特色的变奏曲，是一种一点儿都不荒谬的‘伤痕文学’。”④1996年，新华女作家孙爱玲客观地比较了中国伤痕文学与新加坡伤痕文学的不同之处： 如果说中国的当代文学史里，经文革这段时期，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那么作为新加坡当代文学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也表现了社会体制改变底下，人物所受的创伤，所不同的是前者写的多数是作者的经历，后者是周遭人物的命运。⑤ 2001年，新加坡学者瑶岗（欧清池，又署风沙雁）建议把1980年代以来涌现于新加坡华文文坛的反映华族语文与文化危机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定名为“伤痕文学”；他从这些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中总结出一个创作上的规律，那就是作家们在反映语文和教育等敏感问题时顾忌难免，只好诉诸曲笔，这无形中为新华伤痕文学的荒诞写实的艺术特征提供了铺垫。⑥2002年9月，中国文艺评论家石鸣在一个检视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发展的座谈会上，点明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深化原因：在1990年代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的蓬勃期间，由于一些主流作家对文化的式微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再建文化的使命感，不仅自身投入其中，更期望使更多对文化式微无知无觉的人惊醒过来，所以在作品中以批判、反思的方式将文化伤口呈现出来，试图痛醒一些人，这就形成了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⑦2002年12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伍木短诗选》，这本诗选中的一首诗《文化靠岸》的副题“读新加坡伤痕文学选集《点滴》Droplets”也点出了“伤痕文学”一词。2003年2月，中国学者刘海涛在新加坡召开的“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瑶岗和石鸣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称谓，认同前者把新加坡作家所创作的以“华文情结”和“文化乡愁”为叙述母题的充满伤感情怀的作品归类为“伤痕文学”，同时悲观地认为这个长久的叙述母题至今仍未停息。⑧2006年5月，新华资深作家黄孟文认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华文文坛的“伤痕微型小说”与杂文扯上了关系，同时指出过去30年来“新加坡微型小说与伤痕文学、诗意、杂文、语言、文化、教学、寓言、讽刺、人生、禅、佛等有密切的关系”。⑨ 中国的伤痕文学不仅是一个文学名词，它还不可避免地内嵌着一定的政治意涵，而且在1978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面世后，这个名称基本上已经确定。然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的伤痕文学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与政治无关的文学关键词。从1992年至2007年，经过15年的酝酿、发酵与沉淀，“新加坡伤痕文学”的称谓应该可以确定下来。 据笔者所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显示，新加坡伤痕诗歌的数目高居榜首，共428首，伤痕散文241篇，伤痕微型小说174篇，伤痕小说37篇。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并加以分期，以便对这个时期的新加坡伤痕文学作品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新加坡伤痕文学的成因 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加坡华文教育在本土上的扎根与变革史，基本上也是中国海外华文教育变迁史的一个缩影。中国文化评论家马相武认为，乡愁在无数作家那里成为回返母语文化的一个途径，乡愁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还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当然也是血缘的、生命的。⑩马相武的见解不只适合描述美国华文女作家的文化特质，也适合形容新加坡华文作家的文化心理。由于母语学习的水平江河日下，华族文化被边缘化，华族优良价值观被扭曲的危机感也就越明显。对于怀抱文化使命的华社族群来说，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个人与整个社群不可推诿的天职；对于执笔从事文学创作的有识之士而言，面对文化断层的冲击却一筹莫展的挫折感就更加强烈了。发扬优良传统价值观是华文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而抒发前所未有的文化伤痛，则成了这个特定时空下新加坡华文作家们共同的创作母题。如果从教育改革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分析，新加坡华文文学在1980年之后呈现文化伤痕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一、骤变的语文教育制度；二、华族子弟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三、华文作家们的文化自觉。 一、骤变的语文教育政策 新加坡之所以要破釜沉舟地以英文作为主要学习语和工作用语，纯粹是以国家的生存竞争力和经济前途以及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作为考量。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眼中，1955年创办、1980年停办的南洋大学曾是新加坡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尽管对这座华人精神宫殿的关闭同样感慨万千，但他始终认为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11]1999年9月18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举行的一项对话会上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希望能够更早地关闭南洋大学以统一教育语文源流，不过客观环境的局限并不容许他这么做。关闭南洋大学的理由是，新加坡需要一个共同的工作语言，而它必须是英语。[12]总的来说，无论是南洋大学的停办，或是传统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的关闭或转型，背后的动机都在于提高国民的英文水平，从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与他国争一日之长短，同时确保本国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虽然1980年代初期宏观教育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族群的相互沟通，然而，语言教育制度的变革终究需要有适当的过渡和调适期。1980年南洋大学的骤然关闭，1987年开始华文小学的骤然消失，双语政策的重心顷刻间倒向英语，华社一下子失去心理平衡。 早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便已开始迢遥的教育改革之路，果断采纳了一份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956年公布的、肯定了母语教育的地位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的《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13]的建议，实施中学混合学校制度，让两种不同源流的中学生在同一所学校上课，希望华校学生能够掌握英文，而英校学生也能学会本族语言。这种独特的中学学校体制一直延续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继195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新加坡内阁就教育改革问题公布了五份报告书：1963年8月发表《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14]、1979年2月10日发表由当时的副总理吴庆瑞领导的教育研究小组所提呈的《1978年教育部报告书》[15]、1992年3月28日发表由当时的副总理王鼎昌领导的委员会所提呈的《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与建议：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16]、1999年1月20日发表由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领导的委员会所提呈的《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17]、2004年11月8日发表的《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报告书》[18]。从1978年的报告书开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已从整体的宏观思考转向以学生为本位的微观考量，对华文教学和华文学习的标准一降再降复降。[19] 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语文教育政策令许多华族子弟措手不及，有学者认为，新加坡“华社以及华教团体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决定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冲击，所以没有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以至于牺牲了受华文教育的一代人，他们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20]；而许多能够成功掌握英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却放弃进修华文的机会，视传统华族文化如糟粕。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曾发出这样的警讯：年轻一代华人不喜欢华文，不看华文书报，对本族文化没有兴趣，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影响到新加坡长期发展和盛衰的重大课题，不单单是华社或华文报馆的问题。[21]随之而来的，是作品题材紧扣着这个课题的伤痕文学，如黄孟文的微型小说《最后一次扫墓》和张挥的微型小说《X就让他X吧！》。自1981年至2007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新加坡伤痕文学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华文政策的一再放宽和华文水平的一再降低而发出乏力的呼唤和哀嚎。 二、华族子弟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 继南洋大学停办之后，直接促成新加坡华教事业低迷和文化水平低落的导因，是一部分学生家长与学生的功利主义心理，他们偏重英文教育而漠视华文教育，进一步削弱了华族传统文化的地位。由于英语在新加坡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多家长替子女选择进入英校就读。到了1986年，选择报读英文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达99%以上，而选择报读其他源流学校的学生只占0.7%。政府鉴于非英文源流学校的学生人数太少，决定分阶段统一四种不同语文源流的学校。从1987年开始，中小学一律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科，并以英语教导其他的文理工商学科，华文则成为华族学生必修的母语。然而，2004年的教育改革报告书却清楚地要求大部分学生在学习华文时，重点只需要放在有效的口语交际及阅读训练上。 尽管笔者避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社会因为语言教育背景的不同而造成观点差异的问题，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受英文教育者所浮现的优越感，加上以英文教导的数理学科的炙手可热，导致华文教育迅速被边缘化。由于学生家长和学生的功利主义心理，学习母语的本能与意愿在他们的心中急速弱化甚或完全消退；家长们动辄以移民它国作为威胁，希望有关当局放宽对他们子女的华文科成绩的要求，从而加速了新加坡华文水平的每况愈下，华族文化的日益式微。 新加坡大部分华人家庭在母语学习上选择自我放弃，与马来西亚大多数华人家庭在母语学习上积极进取的精神，[22]形成了新马两国母语教育两道截然不同的风景线，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虽然需学习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英语），但他们的华文程度普遍上并不在只需学习两种语言（英语、华语）的新加坡华人之下。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本质的文化图腾，自有语言文字以来，不同地域的人类便视保有、使用及传承本族的语言文字为天职。一个鲜明的例子是，迁徙至中国南方的客家人流传着一句祖训：“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无论迁居何处，也无论飘泊何方，客家人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正宗的中华民族的汉族人、正统的华夏炎黄子孙，由于他们的坚守，客家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大量古代中原汉语的本来面目。另一个例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国的本土文字为基础统一了中国的文字，“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但其他六国的一些子民却甘冒生命的危险，把以六国文字书写的书籍偷偷藏了起来，可见他们对自己的文字有着多么强烈的感情。[23]这是古人珍视本族语言文字的两个例子，近例则有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许多华族人士，尽管置身于华教氛围有所欠缺的艰难环境，他们仍然或加强学习的力度，或尽一切努力偷偷地进行母语的学习，总而言之，母族语言与文字的学习是他们精神上的一大依归。[24]因着对母语学习的不离不弃与自强不息，马来西亚的一些新生代华文作家更在世界华文文坛上大放异彩，让世人对这块虽不利于华文文学成长却能够产生如此成绩斐然的作家的土地刮目相看。 华文教育程度的一再滑坡，令许多一辈子热爱华教的新加坡作家们悲痛不已。2004年1月12日，何■（冯焕好）借一位学生的口吻悲戚地写道：“除了我国，再找不到任何国家的国民不愿学母语，不要讲母语的。”[25]2006年7月2日，石君在一个公开座谈会上悲叹：“新加坡华人有人不读母语……我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么怨恨学习母语的。”[26]何■和石君两人皆默默献身华教事业数十年，在服务杏坛的同时也驰骋文坛；这两位女作家一前一后欲哭无泪的话语，不但不是无的放矢，而且肯定说出了大多数爱护本族教育与文化的国人的心声。2007年七八月间，对于学校里华文科的教学问题，报章上又掀起一股讨论热潮，1980年代创设的特选中学传承中华文化的氛围越来越稀薄，而新千禧年以来倡议的双文化精英政策也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华族子弟学习母语的功利主义心理再一次被放大来审视。从事教育工作的陈丽芳认为不能为了民族和谐而轻言放弃母语，她在《对待语文岂可如此务实！》一文中悲痛地透露，一些曾经在中学时修读高级华文科的年轻人竟然如是表示： 为了让各族人民和谐共处，以及为了让邻邦释疑，华人不一定要坚持用华语。反正华文程度已经江河日下，我们可以“顺应形势”让华族渐渐放弃母语（少数人讲得流利已经很够了，不需要写），循序渐进地以英语来统一各族的语文。[27] 另一位教育工作者邱大星在《学习华文为什么总提不起兴趣？》中感慨“年轻的一代，已经习惯了到处是英文，满口是英语的社会。所谓‘华人’的概念已经渐渐模糊，所谓的‘新加坡人’的概念倒是逐渐增强，那就是――满口英语的亚洲人”[28]。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要想保留住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根，不能光指望政府的恩赐，而是真心的热爱，不是口头的，也不是功利的。要有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师那种惨淡经营的执著精神。[29]纵观过去20余年来新加坡华族家庭对待母语的心理趋向，我们不得不承认，少数尝试力挽狂澜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是很难与功利主义的大趋势――即选择自我放弃的大部分华族家庭加以抗衡的。 三、华文作家们的文化自觉 置身于中西文化此消彼长的风雨飘摇时代里，新加坡华文作家的文化自觉经过时间的沉淀而铺垫成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底蕴。这种文化自觉，让新华诗坛原本泾渭分明的现代派与写实派诗人不约而同地联袂以诗明志，让新华文坛原本处于静态写作的各体裁作家们突然有了腾动的情绪。1996年8月26日，新华诗人槐华所主编的新马诗选《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会议室举行首发式，新华诗人严思在讲话时指出，80年代初期至中期新马诗歌的丰收季节主要是来自文化消亡的切肤之痛： 这时期的大量诗歌，都共同有两个突出的主题：一是对于南洋大学被解散，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的消亡已成了不可挽回的现实，现代派或现实主义派的诗人都感到切肤之痛。基于对民族教育的良知和对中华文化的坚持和执著，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提起了笔；大量的作品如河水滔滔般地宣泄着诗人的不平与愤慨，这是此时期诗歌作品很突出的特点。比如以《筷子的故事》、《茶如是说》为题的诗作，就是借中国独有的饮食器皿与土特产，借题发挥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与执著。 1984年5月5日，梁钺奋笔疾书“我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心之所向，在在是沉痛与挫败，反映在诗里，不是愤怒，便是哀伤”[30]的文化自觉。梁钺笔下的沉痛和挫败，显而易见是指文化上的沉痛和挫败。回溯1981年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梁钺写于1981年6月15日的诗《夜饮》，是新华文学史上最先发表的伤痕诗歌之一。在阅读《夜饮》的同时，我不期然地想起因不愿苟且官场而“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魏晋诗人阮籍，以及因报国心切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忧患渐深的梁钺因犯文化乡愁而半夜难眠，他在“蒙头犹不成眠的午夜”起身钦酒浇愁，然后要在醉与不醉之际赶赴一场盛唐的文化之约。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呢？因为“夜正荒芜”、“雾大风冷”，一切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因素霎时间都拢聚在一起，若迟一点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他的另一首诗《故园》抒情对象很明显是当时刚关闭不久、在诗人眼里原是“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云南园（南洋大学的美称），美丽的云南园如今“扭曲容颜据说是为了生存”，“故园呵，这满地的相思子/是你带血的泪珠么？”“失去了你犹如失去/整部历史，日暮以后我将迷失/迷失成一片失去方向的落叶/任西风如刀，横劈/我踉踉跄跄的身子”[31]。 2007年4月，当蔡欣在回顾20多年前他写《感怀》这首诗的心情时，仍然愁绪满腔。1983年至1985年，他被借调至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从事新加坡华文词汇规范化的工作。1984年，新加坡华校正式走入历史，身为华文老师的他当然感慨良深。在他看来，华校和华校生曾对新加坡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然而当国家开始繁荣了，两者却何其吊诡地被判处极刑。某夜酒后，他心绪难平，遂写下《感怀》。充满文化审判意识的蔡欣在诗前序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当时的感觉的确如范蠡写给文种的信那么悲凉，诗歌第一小节“酒醒时/满城风声鹤唳，惊闻/另一个焚书的/故事/又将开始……”，则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暗喻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可悲下场。1985年6月，蔡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作告一段落，欲回中学执教。他本来在中学教导华文与美术科，但由于美术科的教学媒介语言已经改用英语，教育部人事处通知他必须先到语言测试中心上半年的英语课，打造成converted teacher（“变流教师”）后才能回中学教美术。当时的蔡欣心中愤愤不平：华文为何一蹶不振？受华文教育的华文教师们为何会沦落到任人摆布的地步？华人世界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他接着向同班的作曲家周炯训建议，两人合作，他写诗，周炯训谱曲，既自我激励，也为举世华人献一份心力，这就是蔡欣创作伤痕诗歌《让我斟一杯茅台》[32]的原由。 1980年代初，身跨音乐和写作两界的新华诗人郭永秀写下一首题为《泥土》的诗，诗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离开政府组屋庞大的阴影 泥土，依然委屈 在沥青柏油的挤压下 任双脚踩着四个疾转的轮 在没有起点与终点的马路上 辗成一道道 断根的痛楚[33] 诗中提到的断根，表层理解是指人抽离自泥土后的失落与浮动感。泥土是一切生命的本源，一种相当客观的外在物象；它的兼收并蓄的本质，与民族文化的浩瀚大海般胸怀极为相似。身为一名具有民族尊严、怀抱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处在中西交汇的十字路口，目睹西风无情地吹袭着这小小的东方社会，岛国上的华族传统渐渐地被腐蚀，郭永秀岂能没有半丝慨叹？“断根的痛楚”实际上是诗人思想感情上的沮丧反射，这种精神挫折不仅深刻，且广泛地散布在诗人的其他诗作之中。1990年8月，郭永秀在接受《联合早报》副刊记者洪铭华访问时表示，他的诗“仿如历史的缩影，借着现代人对传统用具筷子的弃而不用，发出感叹，因为‘民族的根是不应该断的’”[34]。可见郭永秀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同时可证新加坡华文作家与文化自觉的不可分割性。 2006年5月20日，张挥在一个题为“通过微型小说体现关怀母族文化与语文教育的情思”的讲座上，回溯新加坡自1960年至1984年的教育改革史后，这名在1980年代与蔡欣一样是“变流教师”的美术教员揪心地说：“我是含着眼泪写下《网中人》的。”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张挥曾经小心翼翼地、诚恳而拘谨地去配合整个社会秩序的运作，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身兼华文教师和华文写作者的他不仅发现自己所熟悉的语言空间顿时缩小了，得从头开始学习英文以适应新的教学环境，还得违反自己内心的文化道德观念，承受生命必须的文化伤痛，其内心的极度苦闷可想而知。[35]《网中人》是张挥的第一篇校园微型小说，发表于1988年5月《联合早报?文艺城》，再现了那个急剧变革的年代里，一个优秀学生被逼从华文小学转到英文中学，经过四年变流教育后， 由于无法适应语文冲击而拒赴英文考试的真实故事。饱经变革沧桑与忧患的张挥凭借校园内的所观所感所思，以姿彩纷呈的微型小说揭露了层层教育面纱；继蘸满泪水与情感的《网中人》后，张挥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下多篇划时代的校园微型小说，并于1990年出版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45.45会议机密》。 黄孟文也是新加坡一位具有文化自觉的作家，他曾表示展现文化地位低落是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的最大特色，资深作家如张挥写校园苦闷和被歧视，为作品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如果那个时代没有那类作品，那才是不正常的。这不只呈现出黄孟文个人作品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可表征同时代的新加坡作家因文化自觉而创作伤痕文学的原因。黄孟文微型小说创作的两大思想主轴，一方面是立足本土，抚摸自身文化伤痕；另一方面则放眼世界，关怀人类共同命运。他触及文化萎缩课题的微型小说包括在80年代写下的《最后一次扫墓》、《焚书》和《一朵玫瑰花》，以及90年代的作品《逍遥游》、《洋女孩》、《迈克杨》以及“毛果山传奇系列”：《换血》、《退休》、《我爱毛果山》和《学府夏冬》。 小结 虽然在那个语文教育政策骤变的年岁里，新加坡的华社和华教团体来不及做好心理调适工作，以致逐渐被边缘化并使华文教育陷入困境，然而，还是有一部分华族人士坚决使用母语。新加坡的一些华文作家在那个非常时期执笔抒写块垒，经由这些伤痕文学作品建构心中的文化长城。梁钺通过《茶如是说》和《鱼尾狮》展现苦吟诗人的形象，蔡欣透过《感怀》和《让我斟一杯茅台》折射豪放诗人的风格，郭永秀藉由《筷子的故事》和《毛笔的故事》散发文化诗人的气质，虽然诗风各异，但他们却不谋而合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一股相同的黍离之伤，展现豪气干云的文化脊梁；他们深知，语言文字是文化认同与族徽的最基本表征，保护语言文字其实就是保护赖以生存的文化基因。 ① 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导论》，见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 吴耀宗：Expressive Otherness: A Dominant Theme of Xinhua Literature Since 1965（《彰显的他者性：1965年以来新华文学的重要命题》），见新加坡《亚洲文化》2003年第27期，第46页。 ③ 林高：《似梦非梦――读〈十梦录〉杂记》，见张挥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十梦录》，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2年版，第179页。 ④ 张挥：《“鸟说人话，人说鸟话”的荒谬――读谢清的〈都是那鸟惹的祸〉》，见张挥诗与散文合集《木雕与我》，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1994年版，第117页。 ⑤ 孙爱玲：《笔锋下藏着的叹息――论八十、九十年代新华女作家作品特色》，见新加坡《新加坡文艺》第61期，1996年版，第40页。 ⑥ 瑶岗：《当代新华文学史初稿绪论》，见新加坡《新世纪学刊》创刊号（2001年9月），第3页。 ⑦ 伍木整理的座谈会记录：《走出文化伤口，继续自觉探路》，见董农政主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2003年版，第199-200页。 ⑧ 刘海涛、刘天平：《本土特色与艺术创新――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述评》，见吴耀宗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48页。 ⑨ 黄孟文：《微型小说的多元化内涵》，见黄孟文评论集《微型小说微型论》，新加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2007年版，第41页。 ⑩ 见叶枝梅主编《海外华人女作家评述?美国卷第一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序一。 [11] 李光耀曾坚定不移地说：“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种族避免了因语言问题引起的冲突。掌握英语也使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外交和科技的语言。”李光耀《一种共同语》，见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版，第180-181页。 [12] 《砂捞越国际时报》1999年9月21日社论《李光耀欲更早关南大》，转引自傅文义《陈六使与南洋大学》，见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史论集》，马来西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年版，第127页。 [13] Colony of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All Party Committee on Chinese Education. Report of the All-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这份报告书建议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的学校，学校至少教导英语与母语。梁秉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1965-2005》，见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主编《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年10月），第89-121页。 [14] State of Singapor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Education, Singapore, 1963. [15]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 [16]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in Singapore: Re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eview Committee.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92。 [17] Ministerial Statement by DPM BG Lee Hsien Loong on Chinese Language in Schools in Parliament. [18] Re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Pedagogical Review Committee.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4。 [19] 梁秉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1965-2005》，见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主编《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1965-2005）》，第89-121页。 [20] 周清海：《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论新港的双语优势》，见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新加坡：SNP泛太平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1] 赵灵敏：《早报之道――专访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见广州《南风窗》2006年第304期，第43页。 [22] 在马来西亚，韩江学院、新纪元学院和南方学院等高教学府，再加上遍布全国的约60所独立中学，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学院这所私立的教育机构，目前正肩负着出版已经面世半个世纪且深化了多代人的文学素养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旗帜刊物《蕉风》的重任。 [23] 周清海：《多语环境里语言规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论新港的双语优势》，见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第1页。 [24] 一个例子是，1985年，新加坡诗人潘正镭到泰国北部旅行，回来后写下一首题为《辞渊里飞出萤火虫》的诗。诗人在后记中说，他在旅泰期间，“在一间前国民党孤军所住的陋屋里，惊见一黑板，潦草几个华文字，主人说：‘落籍泰国，入乡随俗，只能夜里教左邻右舍的孩子念中文。就这么一本字典，深山野岭，教他们认识几个方块字，是我的责任，之后，就由他们了。’”见Edwin Thumboo（唐爱文）主编Journey: Words, Home and Nation-Anthology of Singapore Poetry（1984-1995），Singapore: UniPress，1995，第262-264页。 [25] 何：《学生的话》，见何乃强、冯焕好合著散文集《杏缘》，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26] 石君：《仰望华文文学的无限蓝天》，见新加坡《热带学报》2006年第11期，第3页。 [27] 见2007年8月15日《联合早报?言论》。 [28] 见2007年8月3日《联合早报?言论》。 [29] 邱大星：《有无特选课程不是关键问题》，载2007年8月17日《联合早报?言论》。 [30] 见梁钺诗集《茶如是说》，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4年版，后记。 [31] 摘自梁钺作于1982年5月29日的《故园》，见梁钺《茶如是说》，第73-74页。 [32] 见蔡欣诗集《感怀》，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8年版。这首诗是蔡欣在1985年下半年创作的，获选编入《中国现代名诗三百首》，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在2006年新加坡国际华文合唱节上，23个合唱团中有十个演唱由此诗所谱成的歌曲。 [33] 郭永秀诗集《筷子的故事》，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34] 洪铭华：《重振筷子声威》，原载1990年9月1日《联合早报?文艺城》，转引自郭永秀诗集《月光小夜曲》，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35] 希尼尔的人物专访稿《张挥与文学共舞的心灵》，新加坡《文学半年刊》1991年第28期，第25页。 (责任编辑：admin) |